新文化運動在1917：中國群星閃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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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鍵下單「中國群星閃耀時」

1917年1月，蔡元培正式到任北大校長。以此為起點，北大改制，陳獨秀受邀北上任文科學長，《新青年》移至北大辦刊，吸引魯迅、錢玄同、劉半農加入編輯部，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並回國任教等一系列對新文化運動來說至關重要的事件都在這一年發生。

其時，中國的文教制度正在經歷從「學堂」到「大學」的艱難轉型。蔡元培力挽狂瀾，改變京師大學堂遺留的官僚作風，以「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理念不拘一格吸納人才。一時間，各種銳意革新的青年人才匯聚北大。在這個試圖自外於政治的學術陣地，圍繞新思想和白話文運動，展開了中國近代文化最活躍的爭論、變革和復興局面。繼20世紀之交的「戊戌變法」至「五四」，中國的文化範式和話語發生了巨大轉型，是一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

1920年3月14日，蔣夢麟、蔡元培、胡適與李大釗（從左至右）在北京西山卧佛寺合影（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和北京大學蔡元培研究會 供圖）

這「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新文化運動並非現代化的肇始。自甲午戰敗，主導傳統秩序的儒家士大夫就開始激烈地改變中國的文化和政治。早在洋務運動時期，張之洞、曾國藩等士大夫就已經倡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晚清的激進思想也初露端倪，出現了嚴復，譚嗣同，梁啟超這樣批評傳統倫理道德觀的知識分子；作為文教政教主體的士大夫階層，也在政府和社會中，努力推動變革，興辦學堂，派遣留學生，推動立憲運動，變革不可謂不廣泛深刻。

到袁世凱1914年復辟，文化保守主義氛圍復又漸濃，這一「變局」遭遇了一次嚴重挫折。但在新文化運動到來之前，支撐著傳統價值體系的社會和政治體系已經崩塌：1905年，科舉考試被廢除；1911年，君主制崩潰；1912年，時任教育總長蔡元培宣布經學不再是必修課程；同年，大清律例被廢除。

1912年，袁世凱與將官合影

到了1917年，代議制與獨裁製度在中國都顯現了內在缺陷，整個社會的變革潮流越來越趨於激進。袁世凱死後，民國政治進入封建軍閥與傳統士紳脆弱的政治聯盟。「雖曾有過議會，但沒有成立議會政治；雖曾有過內閣，但沒有構成內閣制」，只是個「沒有共和黨人的共和國」。學習了西方技術，採用了西方制度，卻仍未成為現代社會。

1916年，陳獨秀在《新青年》雜誌發表《一九一六年》。他寫道：「吾國年來政象，惟有黨派運動，而無國民運動。......吾國之維新也，復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黨與在野黨之所主張抗斗，而國民若觀對岸之火，熟視而無所容心；其結果也，不過黨派之勝負，於國民根本之進步，必無與焉」。新文化運動的關注點，也從上層政治開始轉移向底層國民，致力於改變國民的思想。

1917年參與新文化運動的新知識分子，與傳統「士大夫」明顯有別。他們反政治的態度非常明確，反對所有對政治的倚賴，迴避所有現實政治的牽絆。甲午之後，很多年輕的知識分子放棄走仕途的科舉考試，成為自由流動的資源。這個群體從「中華帝國」的上升階梯分離出來，失去了官方職位，也不再受官方意識形態的制約。這也是學術獨立和「為學術而學術」的社會情勢。

綜合材料繪畫《陳獨秀與》（胡偉，2009年）

那些新式知識分子，沒有了仕途前程和確定收入，也不再過傳統知識分子那種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生活，他們的學問求索，也是現代社會與國家命運里自我身份的探求。如果說是文字和儒學的正統地位造就了傳統士紳，在社會深層次空間里，舊的秩序業已崩塌，新的尚未建立，「文字」和它的形式以及它所建立的價值體系，成了首當其衝的核心命題。

然而，這代新知識分子又無法徹底的脫離傳統。他們大都從小受過嚴格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內心的「士大夫」情懷仍然還在。即使是走學術路線，初衷依舊是家國情懷，即使不為官，也有出世精神。對文字變革的訴求，就與新型知識分子向普羅大眾普及思想，尋求國家出路的訴求息息相關。

1914年，以章士釗主編的《甲寅》雜誌為中心，出現了呼籲「調和立國論」的聲音，主張政治爭論應該妥協和調和，且建立在不同政治派別對「國本」的共識基礎上。而「國本」，就是政治共同體的基本原則、義理和規範，「政治之精神，惟在使國民自由發展」。

胡適與章士釗

陳獨秀所創辦的《新青年》，也延續了《甲寅》雜誌的主題，要從倫理精神來重新奠定共和的基礎，最初關注的問題是「國家是什麼」，「個人與國家的關係是怎樣的」。這群如傅斯年所說，「只知道新思想可貴，並不是徹底的把新思想代替了舊思想的人」，身上都有一種「功利衝動」，這種衝動導致了他們在學習西洋時「迫不及待的心情」。

正如余英時在解讀胡適時所寫到的，五四運動前夕，知識分子正迫切需要對中西文化問題有進一步的認識，渴望突破「中體西用」的舊格局，而梁啟超、嚴復等學術思想界的中心人物中，已沒有人能發揮指導作用。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們應運登上歷史舞台：他們對自己所要扮演的歷史角色已進行了長期準備，既有著「以天下為己任」的思想，又有著留學時期所接受的西方教育，特別是方法論的意識，有一種胡適所謂的「個人在歷史中定位的自覺意識」。

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李大釗（左二）、梁漱溟（右二）等在北京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合影

但他們又因各自性格、觀念和思想的差異，以致後來道路選擇的分野。同樣在美國留學的梅光迪和陳煥章，走了與胡適不同的道路，創辦《學衡》雜誌批評新文化運動；與胡適一起發起「文學革命」的陳獨秀，走向了政治上激進的革命思想和對孔教的徹底批判，五四運動之後很快隨政治革命而去；而曾為新文化運動早期溫和派的章士釗，則在1919年後轉向保守，維護傳統價值，提倡「禮農立國」，詆毀白話文而維護文言。

反而是新文化運動中的學生代表們，相比於提出大方略的老師，他們並未選擇繼續革命或社會運動，而成為後來貫徹新文化學術主張、文化主張的具體實踐者：1919年至1920年赴英國留學的傅斯年和他的《新潮》雜誌骨幹們——羅家倫、俞平伯、朱自清等，以及在同樣時間去英國學習的劉半農，後來一生都致力於學術研究和學術體系的建設。

《新潮》第一卷第五號，1919年北京大學出版

然而，這種「從思想文藝上為中國政治奠定一個非政治的基礎」的努力，最終都隨著政治時局的愈加動蕩，不得不中斷。從五四，到北伐，再到「九一八」，新文化運動的這批人，先後都被迫或多或少地捲入了政治命運的漩渦中。

某種意義上，1917可視為現代中國形成過程中的文化節點。相比於兩年前1915年《新青年》的創刊，兩年後即1919年五四運動所賦予新文化運動的更多的政治意義，1917至1918這一年，對於新文化運動具有文化意義上更實質的推動，成為實際上的中國現代教育和現代文化思想的發端，開始了「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理論構建與具體實踐。

1917這一年湧現出的文化人物，從本土飽學之士，到留學歸來者，思想活躍，交相輝映。蔡元培、胡適、陳獨秀、傅斯年、章士釗、錢玄同、劉半農、魯迅、李大釗、蔣夢麟……這些名字照亮了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天空。這期封面，我們試圖通過這些人物在1917年這一年的人生截面，重新回到1917至1918年的歷史現場，儘可能還原人物所處的社會變革現場，勾勒出一副中國近代群星閃耀的集體肖像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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