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錢其琛：轉型者的價值

新華社北京5月10日電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無產階級革命家，我國外交戰線的傑出領導人，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十五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原國務委員，國務院原副總理錢其琛同志，因病於2017年5月9日22時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身處歷史後端之人，有時會很難想像過往歲月某一具體節點中的當事人，在做出在今天看來稀鬆平常、甚至難稱完美的決策時，需要承受的心理壓力和外部阻礙。當這條歷史之河本身的流向變幻詭譎而洶湧難測時，尤其如此。

2005年9月10日，國務院原副總理錢其琛在北京。

1987年，保羅·肯尼迪出版《大國的興衰》，書中對中國的遠期前景看法之樂觀，與對其現下困難的鋪陳，恰好成為正比，且理由不可謂不充分：「中國是主要大國中最窮的一個，所處的戰略位置也最不好。這個不得不處理一系列棘手的多邊外交事務的國家，與其主要對手相比，軍事和經濟力量都不很強。」「中國的人均GNP數字，即使經過西方式的計量換算，也不會超過500美元，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在1.3萬美元以上，蘇聯也有5000美元。甚至到21世紀，普通中國人同其他大國的居民相比仍將是貧窮的。」

1980年，《經濟學人》雜誌預測中國有望在未來20年里維持年均8%的經濟增長率，從而在2002年前後追上法國和西德的GDP規模，2020年達到英國的4倍左右。肯尼迪認為這是個笑話：「預測是建立在諸多可變因素的基礎之上的，不可能如此精確。中國的人均GNP仍將很少，假如它的國防支出能超過300億人民幣就很好了。」

30年過去了。世界銀行最新公布的中國GDP規模是10.87萬億美元（2015年數字），系英國的3.8倍、日本的2.64倍，人均GNP排名全球第74位、進入中上收入國家水平，而2016年度國防預算支出是9543.54億人民幣。

我們當然不必苛責肯尼迪的預見能力；實際上，他的許多推算並非一時興起，而是具有嚴格的條件限制和假設基礎。其中之一便是：由於初始規模偏小、且人口過多，在進入高速成長期之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裡，中國仍須嚴格控制年均軍費額度，並避免捲入一切形式的對外軍事衝突——「戰爭，即使只是局部戰爭，也會將資源轉移到軍隊方面、從而打亂『四個現代化』輕重緩急的安排」。在這一階段，中國需要平衡和忍耐。

肯尼迪發表這番高見之後的第二年，錢其琛就任中國外交部部長、黨委書記。從那時起直至2003年在國務院副總理任上退休，他的大部分工作即是在當時的最高領導人定策下，為中國經濟的全面起飛創造穩定的外部環境，並謀求經濟利益與國家安全、全球影響力與地區介入能力、長期目標與短期資源之間的艱難平衡。

2006年3月14日，中國前副總理錢其琛在中國駐美國紐約總領事館舉行的《外交十記》英文版推介儀式上講話。

概括說來，這種平衡術可以概括為「三項轉型」：由單純地適應和融入國際規則到主動謀求在現有規則下輸出影響力；由「冷戰」時期以安全問題為中心的國際觀到安全目標服務於「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第一次嚴肅地嘗試建立與中國的經濟發展需求相一致的周邊政治—經濟秩序。

其間面臨的問題之複雜、應對方式之艱難，可以從錢其琛2003年退休後出版的工作回憶錄《外交十記》中窺見端倪。諸如跨地區參與第一次海灣戰爭前的斡旋、對周邊國家的種種應急外交、應對港澳回歸中的紛繁問題等，在此前皆無先例，可謂破天荒之舉。錢其琛本人將其中的要旨概括為「謀和平，交朋友」——維護人類之和平，結交中國之朋友。

錢其琛退休後出版的工作回憶錄《外交十記》

看似簡潔明了的方針，在實際操作中卻意味著無數如履薄冰的細節，以及開創先河的制度創設。而錢其琛最初的教育和工作履歷，卻並非為應對如此複雜的工作環境而刻意設計：與外交界前輩、同為嘉興人的吳學謙（1982～1988年任外交部部長）一樣，他因為青年時代的學生運動經歷以及較好的教育、社會背景而進入共青團系統，隨後轉入外交部門，先任職於駐蘇聯大使館，70年代中期派駐此際外交系統重點維護的非洲地區，直至1976年11月奉調回國並逐步升任領導職務。

1982年外交部首場發布會，錢其琛宣讀聲明。

而在其整個外交生涯中，參與對蘇聯/俄羅斯關係的調整構成了比重相當大的部分：在80年代是作為中方特使進行中蘇副外長級磋商，以實現兩國間安全緊張的紓解以及雙邊關係的正常化，在90年代則是與蘇聯解體後出現的一系列新國家重新定位雙邊關係，特別是解決與俄羅斯的邊界劃分問題。前者是對新中國早期外交「過去時」的終結——以意識形態一致性或執政黨的歷史淵源劃分親疏關係的做法已成往事，中蘇需要在避免對雙方皆有大害的全面衝突的前提下重構雙邊關係；後者則是對中國沿海經濟發展「將來時」的保駕護航——對陸海複合型國家中國而言，唯有在較長一段時間裡解決了來自北方內陸的安全壓力，方能集中精力和資源從事外向型海洋經濟的發展。故中俄關係無法被忽視。

錢其琛會見俄羅斯外長普里馬科夫

比這種帶有連貫性的進程更加複雜的，是對後「冷戰」時代中國外交目標及其實現形式的探索。無論是50年代「一邊倒」式的革命外交，還是70年代對歐美的現實主義接近，潛在地都包含有應對大規模戰爭的意味，而這一設定在90年代的世界裡已經不復存在。但全面戰爭的威脅雖已消失，局部衝突、經濟競爭乃至地區一體化等問題在層次和廣度上反而變得愈發碎片化。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後，鄧小平提出了「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藏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的外交二十八字方針；而錢其琛在整個90年代的主要工作，便是在「和平與發展」的新主題下，以靈活而不失原則的方式伸張中國國家利益。

1996年9月24日，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的錢其琛在條約上簽字。

90年代之前，外交工作帶有極強的短期特徵，往往因高層決策傾向的變化而出現劇烈調整，外事出訪也很少被當作一種輸出影響力的渠道加以經營。在錢其琛擔任外交系統負責人之後，他在10多年時間裡出訪了超過100個國家，在日本裕仁天皇的葬禮上實現了與印度尼西亞的復交接觸，參與了第一次海灣戰爭前對伊拉克的接觸和斡旋，在劇變後的東歐提出了對外交往中的「三超越」原則，實現了中國與東盟政治和經濟關係的密切化，使外事訪問成為展現中國國際形象和立場的有效平台。外交部通過新聞發布會定期向外界發布信息、並答覆疑問的機制，也是在他任內獲得確立。

在解決中國與沙特、新加坡、以色列、韓國、南非等國正式建交，與越南、印尼關係正常化，以及涉及港澳台事務的外事問題等「歷史遺產」之後，錢其琛使中國的對外交往重新錨定於「二元外交」——在全球層面，繼續與歐美髮達國家展開密切接觸，展現中國進一步融入全球化進程和開放經濟體系的誠意，從而最終實現了加入世貿組織（WTO）和外向型經濟基礎的擴大；在地區層面，通過強化與周邊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往來，在事實上為中國營造了崛起的第二基礎。

錢其琛是改革開放以來唯一一位以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的身份（副國級領導人）兼任外交部部長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僅此一項，便可窺見在90年代的世界裡，確保理想的外部環境對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而他最終以靈活但不失原則性的操作實現了中國在外交領域的全面轉型，為今日戰略經濟與戰略軍事的「兩手抓」奠定了基礎。如同俾斯麥所言，治國方略中永遠不存在抽象的最優，因為「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是可實現的藝術，是次優的藝術」。從這個角度說，錢其琛以及那一代中國領導人不愧為政治藝術的大師。

（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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