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軍：國際關係研究中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

國際關係研究中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

內容提要

國際關係學是個不完美的學科。人們追求的是沒有疑問的確定知識，但實際上卻面對著許多難以認知的對象和研究的不確定性。由於國際關係事實具有社會屬性和系統屬性，觀念因素不能直接觀察，系統效應的複雜影響難以解釋，因此信息的不完備和推論的不確定性不能避免。在這樣的學科背景下，人們進行國際關係研究既需要解釋變數間關係的確定性，也需要解釋觀念因素和複雜系統導致的不確定性。解釋確定性，是在既定前提下指明一定事態的屬性與可能的變化範圍，告訴人們應當關注的方向與因素。解釋不確定性，是要說明系統中不可以觀察因素的複雜構成，並推論其互動關係和對系統效應的貢獻。在這兩項不可以分割開的研究中，人們需要積累有關各種單一機制的確定性知識，同時也需要不斷加深對不確定性的理解。就國際關係學科而言，確定的知識都是特定前提的推論結果，並不能解釋國際關係的全部。有關不確定性的知識，無論對研究者還是決策者來說都是必要的和需要的，因為國際大環境就是不確定的，人們需要有不斷深入的認識。

【關鍵詞】確定性；不確定性；系統效應；理性主義；建構主義

進行國際關係研究，不論是針對已發生之事實的描述、解釋，還是針對未發生之事的預測，人們所追求的都是確定性，即希望形成完備的知識，沒有疑問。然而，現實情況似乎並不樂觀。儘管已有的研究卷帙浩繁，形成了許多得到相當程度認可的理論體系，但人們對於國際關係的認知仍然存在著不確定性，不但對於國際互動的宏觀趨勢有迥異的解釋，而且對於具體事件的闡釋與預測也往往存在爭論。以冷戰的結束這一標誌時代轉變的典型事件為例，國際關係學界因事先未能提出準確預測受到了批評，而事後對原因的解釋也不能令人滿意。 為什麼會存在這樣的狀況？ 造成人們認知不確定性的根源是什麼？ 這種不確定性對國際關係研究有怎樣的影響？ 這些都是有必要討論的問題。本文認為，國際關係學並不是完美的知識體系，只有搞清楚其中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才能夠對這個學科的研究與知識體系有適宜的認識。

一確定性/不確定性的概念與國際關係研究

所謂確定性，從學術研究的角度進行界定，是指一種狀態，即沒有疑問。確定性所對應的信息與知識是沒有錯誤的和完備的。相反，不確定性則是指一種有疑問、知識不完備乃至無知的狀態。從這樣的角度理解，這兩個概念指涉的都是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認知，說明的是研究者得到的信息和知識的狀態。對研究者來說，確定的知識對應的是可以認知的對象。對於這樣的對象，研究者只要有適宜途徑和相應的處理能力，就能在觀察中有所發現，並且通過論證得出確定的結論。如果與此情況相反，研究對象或其某些方面對研究者來說不可知，就會導致認知和所形成知識的不確定。

對於不確定性，學界（包括自然科學界與人文社會科學界）是有一個認識演進過程的。英國物理學家戴維·匹特２００２ 年在《從確定性到不確定性：２０世紀的科學與觀念的故事》一書中詳盡地闡釋了社會各界所面對的不確定性挑戰。該書指出，在１９ 世紀，人們是確信科學研究的確定性的，因為牛頓物理學表明，宇宙萬物就如同一個巨大的鐘錶結構，在按照嚴格的規律運動，因此其進程是完全可以預測的。在１９００ 年，英國皇家學會主席開爾文勛爵斷言，至少原則上可以知道的東西我們都已經知道了。然而，在科學的種子生根之前，量子力學和相對論就打破了這種機械的宇宙論，證明我們充其量只能形成不完備的知識，而且可能永遠如此。例如，對於宇宙中的黑洞，我們就不可能得到任何信息。該書認為，自然界和社會界常見的混沌現象，表明人類在認識、預測和控制其周圍世界的時候是存在先天的局限性的。雖然這樣的世界觀未必會被接受，但是不確定性對科學、藝術、文學、哲學和社會關係無疑都有深刻影響。在２１ 世紀，人們已開始謙恭地接受不確定性。

自然科學研究面對不確定性，表明自然科學家面對著許多難以觀察、解釋甚至是不可知的研究對象。對這些對象，也許隨著科技手段的進步人們的認知不確定性會逐漸減少，但也許人們在研究中會發現更多的不確定性。當然，儘管存在這樣的挑戰，自然科學領域畢竟已有了巨量的確定性知識的積累，在各個學科領域都形成了得到公認的系統性認識。這種情形與本文擬討論的國際關係學科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如果說自然科學研究是在發現眾多規律、定理的基礎上仍然面對著不確定性，那麼國際關係研究則自學科正式誕生起，就沒有形成過得到一致公認的規律性的東西。學界所形成的系統性理論幾乎都是有爭論的。

在１９１９ 年現代國際關係學科出現之前，許多重要學者，如修昔底德、格勞秀斯、霍布斯、康德等，都提出過影響深遠的思想，但他們的見解還不能說對「國際關係」提出了確定性的解釋。在國際關係學科誕生之後，理想主義曾經佔據優勢，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成立的國際聯盟和實施的集體安全制度就是這一思想的現實體現。然而，這一主義也面臨著種種挑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就表明這一主義作為指導國際關係的原則是有疑問的。愛德華·卡爾在《２０ 年危機》一書中就批評了這一思潮。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現實主義思想取得了支配地位，但理想主義的集體安全模式在聯合國的實踐仍在繼續。這兩者之間一直存在爭論的狀況表明，無論對世界政治的屬性做衝突還是合作的解釋，都存在不確定性。除了這一場爭論之外，２０ 世紀６０ 年代出現的科學主義與傳統主義之爭，８０ 年代出現的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之爭，９０ 年代出現的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之爭，進入２１ 世紀後出現的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之爭以及新古典現實主義、防禦現實主義與進攻現實主義之爭等，都沒有爭論出確定的結果。這些爭論從一個側面表明，國際關係學科中具有支柱意義的知識都存在不確定性，不但重要的理論體系在解釋現實時有不確定性，在研究途徑上也始終存在著範式之爭。

對於國際關係研究中的不確定性，國關學界至少從２０ 世紀８０ 年代起就開始研究了。在９０ 年代，很多學者曾密集地關注過這個問題。 進入２１ 世紀後，仍不時有學者討論這一問題。 關注相關的文獻可以看到，雖然很多學者都認可這樣的觀點，即國際政治是發生於一個普遍的不確定的環境里，但對於不確定性的概念、表現、原因等卻有著不同看法。在這裡，引用飯田敬輔和布萊恩·拉思本的綜述，我們可以大致了解相關研究的概況。

飯田敬輔對學界有關「不確定性」的討論進行了「戰略的不確定性」和「分析的不確定性」的區分。前一個概念涉及行為體之間的戰略互動，即行為體面對不確定性是因為了解自己的意圖、利益和權力，但對互動的他方則不了解。這種情形通常被界定為信息的不對稱，並且主要是用於描述高政治的國際安全領域的互動，例如，國家實施威懾政策或是進行軍控談判，就會受到這種信息不對稱的影響。不過，正如飯田敬輔所指出的，信息不對稱並非不確定性的唯一形式，在國際關係中還有其他的不確定性，比如隨機型不確定性，即某些事件的發生具有或然性，可能發生也可能不發生。另外，不確定性並非只發生於高政治領域，在其他領域也存在這樣的問題。

在國際關係領域，對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不確定性研究是較多的，例如現實主義對國家意圖的不確定以及進行博弈研究對參與者意圖的不確定。對於這一類研究，飯田敬輔認為主要涉及行為體的特性，即私人特徵。除了這種研究視角之外，不確定性還涉及公域，即體系的特徵。在這方面，飯田敬輔特別論述了經濟領域中存在的不確定性。由於政府所得到的有關世界經濟體系運作的信息非常不完善，因此它們不能達成一致，即便它們在真實世界中是完全和諧的。經濟學家把這種情形稱為「模型的不確定性」，即不同國家的決策者相信不同的世界模型，例如，可能相信世界經濟的凱恩斯模式，也可能相信貨幣主義的世界經濟觀。飯田敬輔是用「分析的不確定性」替代「模型的不確定性」。這樣，他就把相關的研究分成了兩類：對戰略不確定性的研究關注的是行為體的互動，而對分析的不確定性的研究則關注系統的整體。

對於這兩類不確定性，飯田敬輔做了如下對比：第一，按照戰略的不確定性，每一個行為體都知道自己的真實特性，但不知道其他行為體的真實特性；按照分析的不確定性，每一個行為體都知己知彼，但不知道它們打交道的經濟體系的真實屬性。第二，按照戰略的不確定性，在其他行為體行為既定的情況下，每一個行為體都知道每一行為的收益；按照分析的不確定性，由於經濟結果是來自行動的結合因而具有不確定性，因此即使所有行為體的行為都是已知的，每一個行為體對自己的收益仍然是不確定的。第三，按照戰略的不確定性，行為體傳遞信號要麼是表明自己的真實特性，要麼是假裝自己具有並不具有的特性；按照分析的不確定性，行為體傳遞信號要麼是試圖使其他行為體確信自己的世界觀正確，要麼是試圖從其他行為體所堅持的「錯誤」世界觀中獲益。第四，按照戰略的不確定性，「學習」僅僅產生於對其他行為體行為的觀察和推論；按照分析的不確定性，學習同時也產生於對政策經濟結果的觀察。因此，傳遞信號也可以採取促進或阻礙後一進程的方式。

在國關學界，對不確定性的研究除了有視角與層次的不同之外，還存在範式的區別。拉思本在綜述相關的研究時就辨析了現實主義與理性主義、認知主義與建構主義這兩對學派的不同的不確定性觀念。在這四個學派中，現實主義與理性主義大體上是從客觀觀察的角度看問題，而認知主義與建構主義則是從主觀認知的角度看問題。

按照拉思本的說法，在戰略互動層面，現實主義與理性主義都認為不確定性的產生是因為國家對於與之互動的那些行為體的意圖、利益和權力缺乏信息。這一點與前述飯田敬輔所綜述的情況相同，但拉思本強調了兩種主義對於這種不確定性的不同反應。

現實主義認為，國家現在和未來的意圖都不可知，其相對軍事能力難以評估，這兩者有時會迅速變化，因此這個世界是不確定的和危險的。現實主義對不確定性的對應態度是「恐懼」。正如約翰·米爾斯海默所說，國家永遠無法把握其他國家的意圖，不能肯定其他國家不會以進攻性軍事力量率先動手。即使他國確實仁慈，也不能確定這一點，因為意圖是百分之百不能預測的。 正是基於這個理由，米爾斯海默認為憂慮其生存的國家必須對其競爭對手的意圖做最壞的假設。對於現實主義來說，意圖的不確定性是造成戰爭的原因之一，它所導致的是結構性的不確定性。

拉思本的綜述是把現實主義與理性主義作為一對範疇，實際上現實主義對不確定性的反應也是一種理性主義，不過理性主義還包括其他學派。拉思本在這裡用理性主義是指源於微觀經濟理論的一種思想，即政治行為體在結構的限制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缺乏有關意圖的信息）會謀求其功利的最大化。國家對於他者是否會堅持其談判目標並且守信是不確定的。在協作博弈中，國家不相信他方不會以假象進行欺騙，而欺騙則會產生受騙結局。在這裡，儘管理性主義如同現實主義一樣關注意圖的不確定性所導致的戰略困境，但對國際合作更加樂觀。理性主義不大相信權力是國際關係中的最終裁決者，認為國家不會在信息不完全的境況下預先得出有關他者意圖的悲觀結論。拉思本認為，理性主義是用無知來對應不確定性，即國家在一定程度上是處於黑暗之中。如果可靠的信息表明他國有意願，並且存在共同獲益的可能，那麼理性的選擇就是實施合作。 用羅伯特·基歐漢的說法就是，如果國家不是一貫地擔心他國，就會對信息比較敏感，並且願意收集之。這有助於發展對那些與之有戰略關係的國家的意圖的信任。理性主義對於意圖的不確定性的反應並不是像現實主義那樣主張積累權力，而是積極地評估意圖。

另外一對範式即認知主義與建構主義雖然都是從主觀認知的角度看待不確定性問題，但它們對於主觀性問題的確切來源有分歧。對認知主義來說，客觀真實在很高程度上是獨立於社會行為與解釋的。不確定性乃是決策者接收信號不清楚的結果。因為世界是複雜的，信息是含糊的，因此在認知局限下信息只能被近似和部分地理解。 國家和政治家依賴若干認知捷徑來應對這種複雜性，常常會導致錯誤知覺和過失。與認知主義不同，建構主義則認為，主觀性問題並非複雜性的結果，而是因為信息的意義取決於行為體的規範與認同。由於行為體需要基於認同與規範來確定如何應對客體和他者的行動，因此在社會語境下對信息提出解釋，形成自我構想的有關適當性的觀念是必不可少的。由於規範與認同具有可塑性，會依行動者的變化而不斷變化，因此國際關係是不確定的。

對以上觀點進行總結，我們可以知道不同的不確定觀念到底不確定的是什麼。現實主義不確定的是對手的意圖，由此演繹出對其利益與權力變化的不確定，並最終基於恐懼感推論出權力政治的結論。理性主義不確定的也是行為體的意圖，但基於「無知」並不做悲觀的預設，而是認為注重收集信息，就可能謀求共同獲益的理性結果。認知主義不確定的是客觀信息，認為人的認知局限有可能導致錯誤知覺。建構主義不確定的是以規範與認同為體現的行為體觀念的變化。基於不同的認知視角，學界的相關闡釋既包括對客體（互動對手、認知對象）的不確定，也包括對主體（認知局限、認同）的不確定；既包括對個體（其他國家）的不確定，也包括整體（體系結構、博弈結局）的不確定。這些多角度的闡述表明，國際關係研究中對多方面的事實人們是存在認知疑惑的。對於這些認知疑惑產生的原因，雖然已有的研究論及了觀念因素和體系因素的不確定性影響，但並沒有從國際關係事實的屬性的角度提出綜合性論證。本文認為，只有從理論上對觀念因素和複雜系統的不可觀察性做出解釋，才能夠說明國際關係研究中存在不確定性的根源。

二國際關係研究中不確定性的根源

在國際關係研究中，要獲取確定的信息是離不開對事實的觀察的。在研究中形成的描述、解釋、價值判斷和對策建議，如果是產生於抽象思維，也需要經由經驗觀察加以確定。從這個角度講，國際關係研究要形成確定的知識，其對象的方方面面都要可以觀察。然而，國際關係事實的社會屬性和系統屬性卻導致人們不得不面對許多不能認知的方面。

國際關係事實具有社會屬性，是指其中內含人的意圖，有特定的意義。不但行為體、行為體的行為及結果有這樣的意義，一些看似純物質性的人造物，諸如核武器、航母、反導系統，也有意義。這些意義都是人的心理活動的產物，而人的心理活動是不能直接觀察的。對於研究者來說，進行國際關係研究，事實的意義是不能不解釋的。在很多時候，如果不能對行為體的意圖做出適宜的判斷，那麼所做研究就沒有價值。對於不能直接觀察的行為體的心理活動，人們的研究通常是通過可以觀察的因素進行。

按照心理學的觀點，人的行為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可以觀察的行為與反應，即外顯行為，另一類是不可以觀察的內隱行為，比如思考和記憶等內部心理活動。由於內隱行為不能直接觀察，因此需要通過可以直接觀察的外顯行為來推論。就國際關係事實而言，也包括這兩個層面，外顯行為是指行為體的一切可以觀察的行為，而內隱行為則是指行為體的內在心理活動。對於行為體來說，其內在的心理活動是一定會通過外顯行為表現出來的。例如，政府的戰略意圖會通過對外政策行為表現出來。一個國家的民意也會通過各種媒體、輿論表現出來。由於這兩者存在對應關係，因此研究者可以通過事實的外在表現推論其內在觀念。事實上，研究者也只能這樣做研究。人們以問卷的方式進行民調，對政府發布的各種報告進行解讀，對各種國際互動進行意圖性分析，都是對觀念的外在表現進行研究。在很多時候，研究者基於對經驗事實的歷史觀察是可以對行為體的政策意圖進行判斷的，雖然這種判斷可能因行為體的意圖發生重大變化而失誤，但變化通常也是有外在現象可尋的。

當然，通過觀察外在現象解讀行為體內在觀念的做法，其結果是有不確定性的，因為行為體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把內在意圖完全以外在形式表現出來。行為體的可以觀察的言行，充其量只能部分地反映其真實意圖，其中是可能包含假象的。在國際互動中，行為體把底線完全表露出來是非常危險的。由於研究者對行為體內在觀念的解讀不能進行檢驗，因此這種解讀是否適宜是不確定的。一些現實主義者認為他者的觀念完全不可知也是一種解讀。也許在一些情況下，行為體的持續互動會導致一個觀念不斷溝通和求真的過程，並且有可能在建構主義所闡釋的建構共有知識的過程中加深彼此間的了解，但無論如何對觀念因素的認知都是存在不確定性的。

對於觀念性因素的不確定性，我們可以用有關「戰略文化」的研究加以說明。所謂戰略文化，是指一個國家實施戰略的根本理念。這種理念是一個國家或民族在長期歷史發展中所形成的對其利益與目標、朋友與敵人以及如何處理與外部世界關係的習慣與傳統的總和。這種傳統根植於一個國家的文明發展之中，對其如何參與國際互動有著深刻的社會影響，決定著一個國家大致的戰略偏好，會使一個國家有某些比較穩定的戰略模式。對於國際關係研究來說，戰略文化是一個需要解釋的重要因素，因為不同國家的對外政策行為往往有不同文化傳統的影響。要從社會心理的層面對這種文化傳統進行解釋，可以觀察的東西就是歷史文獻。一個國家的歷史文獻千千萬萬，選擇哪些文獻進行解讀適宜，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判斷。由於這種文化傳統在當代的影響是極其複雜的，任何解讀都不能進行檢驗，因此即使人們能在某種程度上形成共識，其中不確定性的影響也是始終存在的。

就系統屬性而言，在這裡是指國際關係事實的構成乃是一個包含眾多因素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中，行為體之間、進程之間、影響因素之間存在複雜的聯繫與互動。任何事態都不是單一原因的結果，也不會只產生單一結果。為了實現利益，每個行為體都會基於自己的目標與戰略判斷採取行動。每一方的行動都會構成他方行動的依據。由於行為體相互間很難預知對方的意圖，而每一方的行動都會影響他方，並且會改變系統的整體環境，因此互動的每一方可能都面對著不確定的互動對手和互動環境。在很多情況下，系統所產生的效應除了直接效應，還可能有間接效應、延遲效應，並且有非故意的效應。 對國際關係研究者來說，即使相關因素具有客觀屬性，這種複雜效應的構成與機制也是難以觀察甚至是不能觀察的。例如，中美關係作為一個系統，涉及很多互動因素。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議題超過百項，就表明雙方關係的結構是一個複雜系統。

就這個系統來講，發揮影響的因素一共包括哪些、每一種因素在總體影響中有多大貢獻，實際上是不可能完全說清楚的。更複雜的是，這些影響因素並不是單獨發生作用，而是相互聯繫以合力的形式發揮作用。這種合力具有單個因素所不具有的屬性。就像音樂中的和弦一樣，當兩個以上的鍵被同時按下時，所發出的是不同於任何單音的合聲。 體系中「合力」的形成機制，在多數情況下是難以認知與解釋的。

為了進一步說明系統的複雜性，我們可以用綜合國力的研究為例。人們進行綜合國力研究，目的是要表明國家的力量並不是單一要素，而是多要素的組合。然而，由於「綜合國力」的概念不能觀察，因此根本不可能有得到驗證的答案。人們設計衡量綜合國力的方法，包括構成要素與計算方式的確定，都是基於自己的偏好與主觀判斷。這樣的計算即使所用數據是客觀的與準確的，也不能證明計算結果就是綜合國力。在這裡，最根本的認知障礙是國家綜合力量的構成不能觀察，各要素之間的互動機制和合力的形成幾乎是不能認知的。在這種情況下，研究者是可能得出各種不確定的評估的。實際上，只要根據主觀意圖變動要素的選擇與權重，研究者就可以得出任何想要的結果。

以上所討論的國際關係事實的社會屬性和系統屬性，可以說構成了影響人們認知的客觀因素。實際上，對認知造成影響的還有人們的主觀因素。由於研究者認識世界是一種主觀活動，涉及對信息的選擇以及基於背景知識對理論視角的選擇，因此在特定偏好的作用下，是有可能對相同事實做出不同解釋的。特別是研究對象存在不可知要素的時候，這種情況就更難避免了。在很多時候，研究者對世界的觀察還會受到認同與價值觀的影響，而這種影響是有可能左右人們的判斷與認知的。儘管從規範上講人們進行學術研究應當儘可能地做到客觀中立，但研究者作為有主觀意識的人，是不可能完全排除這些心理活動的影響的。

三不確定性對國際關係研究的影響

國際關係事實具有社會屬性與系統屬性，決定了國際關係研究不能避免不確定

性。關注作為學科基礎的理論研究現狀，就可以了解這種影響。不論是解釋國際體系的屬性與趨勢的大理論研究，還是解釋現實問題的一般理論研究，只要前提條件中含有不確定的因素，其推論就可能有疑問。在這裡，我們可以對幾種主要的體系理論的演繹進行簡要討論。

現實主義作為體系理論是一個理論群。它內部的不同分支有不同的演繹邏輯。以漢斯·摩根索為代表的古典現實主義，其推論的前提是「無政府」和「人性惡（自利）」。「無政府」表明不存在高居於國家之上的管理者，國家要生存就只能靠「自助」。人性的自利表明國家間必然相互衝突。在衝突的背景下國家要謀求利益就必須追求權力，因此國際政治就是權力政治。古典現實主義的這個推論要站得住腳，作為前提的國際體系就必須是不存在任何管理者的狀態，而國家則必須是純粹的自利者，完全不考慮他者和共同的國際利益。然而，考慮到系統因素與觀念因素的複雜性，我們就會發現這樣的推論有其不確定性：在國際體系中雖然不存在世界政府，但國際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發揮著管制國家行為的作用。由於國家在體系中必須與他者共存，在互動中會發現共同需求，也會考慮共同利益，因此並不是純粹的自利者。從這個角度看，認為國際政治就是權力政治是有不確定性的，因為國際政治還包括其他的互動形態，權力互動只是其中之一。只有在國際制度幾乎不起作用，行為體的行為都是以自助和自利為原則的時候，國際政治才會表現為權力政治。

以肯尼思·華爾茲為代表的新現實主義改變了古典現實主義的推論邏輯，不再考慮人性，而是基於國際結構和忽略個體屬性的單元這兩個前提要素進行推論，認為結構會決定單元的行為，即國家為了生存與安全，會適度謀求權力，因而會周而復始地形成均勢。新現實主義把國家視為只存在權力差別的謀求安全的理性行為體，並且把國際體系視為一種純客觀的構成與進程，目的是通過科學推論發現客觀規律。 然而，現實的國際體系與單元都是存在複雜構成的，國家在體系中不可能只受到單一影響，它們有不同的意圖就可能有不同的「理性模式」。在系統效應的作用下，體系的均勢能不能形成、在什麼時候能形成，都是不確定的。對於這一點，華爾茲也曾指出，結構制約行為和結果，這種解釋是不確定的，因為單元層次和結構層次的原因可能同時起作用，難以確定哪個更強。這是體系理論的局限所在。國際政治的結構理論可以確定結果的範圍並提示總體趨勢，可以指引我們注意那一類行為和預期範圍的結果，但不能奢望預測具體的結果。

新古典現實主義、進攻現實主義和防禦現實主義的演繹都增加了前提條件。新古典現實主義增加了政府對決策的影響，認為結構對國家行為的影響是經由政府實現的。這就考慮了國家「理性行為」的不確定性。 事實上，由於政府對環境的判斷和對利益的考慮有所不同，對力量的掌控不同，因此對體系壓力的反應也會不同。進攻現實主義和防禦現實主義則增加了國家對安全的判斷（安全感）。進攻現實主義對理性行為的推論是以「恐懼」為前提的，即由於對他者的意圖完全不可知，因此只能做最壞打算，以「進攻」為政策底線，而大國只有爭得霸權才有安全。這樣的推論結果就是「大國政治的悲劇」。防禦現實主義則認為安全並不稀缺，國家的防禦行為可以平衡威脅實現安全。就後兩個分支而言，帶有主觀屬性的意圖因素即「安全感」都構成了演繹的前提條件。由於國家的安全感存在複雜的情形，不能觀察和檢驗，而且可能發生變化，因此做這樣的推論也是有不確定性的。

以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為代表的自由制度主義雖然承認「無政府」這個大前提，但強調的是體系中不同行為體或事件的相互影響。該理論的推論出發點是「複合相互依賴」，認為這種關係會導致非國家行為體和低政治議題地位上升，高政治問題地位下降。由於行為體的相互依賴會導致共同利益的產生，因此會促進合作，並且會推動規範的建立和國際制度的發展。與現實主義相對照，自由制度主義對無政府狀態下行為體的理性選擇做了更具積極性的演繹，即會尋求合作而不是衝突。這一推論的主要依據就是全球日益緊密的經濟聯繫。實際上，國際互動中的相互依賴也是有複雜情形的，例如可以分為積極與消極兩種情形。現實主義所看到的權力對抗，作為互動乃是消極的相互依賴，就像冷戰時的美蘇、當今的以巴一樣。只有積極的相互依賴，諸如全球治理中的集體行動、地區經濟一體化等，才更有可能推動合作與制度化。從這個意義來講，相互依賴作為理論前提是有不確定性的。只有限定前提，即行為體間存在積極的相互依賴並且在互動結構中居主導地位，才能夠得出合作的結論。

與現實主義、自由制度主義的理性主義思路不同，建構主義的演繹是以「社會事實」作為邏輯起點，認為決定國際關係屬性的不是物質因素，而是行為體的觀念。行為體是相互為敵、為友還是為伴，會建構不同的共有知識（文化）的結構。這種共有知識反過來又能夠以社會化的方式建構行為體的認同（或身份）與利益。 在這裡，由於「共有觀念」是不可以觀察和檢驗的事實，因此判斷行為體具有何種觀念認同，其互動構成了何種文化，這種文化對行為體發生了何種社會作用，在很多情況下是難以認知的，人們的解讀都存在不確定性。

除了大理論研究，國際關係學科中以假設檢驗和文本詮釋為形式的理論問題研究也是存在不確定性的。對於這些研究中的不確定性的影響，我們可以通過對學科方法的分析進行討論。

在國際關係研究中，案例法是運用較多的方法。由於案例都是基於特定目的選取的，不具有代表總體的客觀屬性，因此用以證實全稱命題是有很大不確定性的。通常，人們可以進行單一案例研究，做出適宜解釋；可以通過案例分析發現新的變數關係，提出新的假設；亦可以用案例作為反例，證偽一個命題。不過，鑒於國際關係事實的複雜性，用案例證偽可能也具有不確定性：在存在系統效應的背景下，由於事實原本就存在複雜多樣的變數關係，並非只存在單一的因果或相關關係，因此即使發現反例，通常也不能簡單地證明原命題是錯誤的。

與案例法相異，定量法是基於大樣本事實進行研究，通常被認為可用以檢驗具有普遍意義的命題。選擇這種方法，前提條件是要有高質量的數據，被統計的事實必須在整體上具有同質性。然而，受限於國際關係事實的複雜性，能夠獲取大樣本的研究對象非常有限。在實際操作的時候，研究者的通常做法是只關注少數變數而忽略其他要素，並假定其他條件相同。然而，事實的差異是不可能避免的：由於國際關係事實不能重複，國際環境在不斷變化，事實的發生總是在不同的環境里，每個行為體都有特定的客觀屬性和主觀訴求，因此再相近的個案也存在差別。即使事實具有某個相同屬性，但同時可能具有更多的不同屬性。事實的這種複雜性特點，一方面導致變數的控制難以進行，因為被忽略的因素可能對不同的進程有不同的影響；另一方面導致研究者難以通過觀察確定變數間的互動機制，因為國際關係的進程很可能是複雜的原因導致複雜的結果。如果真實的原因是多種因素合成的，而且不同的進程由不同的原因合成，那麼即使發現某個因素出現的概率高，也不能確定該因素就是導致結果的主要原因。

在定量研究中，研究者通過數據處理得出的以概率為體現的相關性，本身就是有不確定性的。更重要的是，變數關係的複雜性導致研究者可能難以解釋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相關關係。實際上，進行定量研究最重要的不是數據處理，而是對變數間關係的解釋。不能對變數關係做出解釋，進行數學計算就沒有道理可講。再者，由於在定量研究中人們完全忽略行為體的主觀因素的影響，把變數關係視為完全的客觀進程進行計算，因此事實的社會屬性是可能帶來意外的不確定性的：人的觀念是不受客觀規律支配的，一旦行為體的重要觀念發生變化，可以觀察的客觀規律就會被改變，依據客觀數據做出的結論也就沒有意義了。

用形式方法進行研究，途徑是把複雜的國際關係事實簡化為便於演繹的數學模型。這樣的簡化可以使問題一目了然，使演繹邏輯嚴謹，但因為忽略掉了複雜系統的大部分要素，因此其推論可能與現實相距甚遠。以最簡單的博弈研究為例，研究者排除了道德、情感、責任等社會及心理因素，把行為體簡化為對規則、得失有相同認知且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玩家，把複雜的外交選項簡化為兩種選擇，由此來推論各方的收益，判斷最終的結局。由於被忽略的多元的影響因素和政策選擇都是可能存在的事實，因此實際的互動結果是有更複雜的情形的，簡化的演繹只能代表多種進程之一，而且是現實中幾乎不可能出現的一種情形。從這個角度看，形式方法儘管其演繹具有嚴謹性，但對真實互動的解釋卻是不確定的。

用詮釋方法進行研究，針對的是不可以觀察的事實，即通過解讀文本揭示其背後的意義。由於意義不能直接觀察得知，必須通過可以觀察的文本進行解讀，因此這種研究是具有不確定性的。對相同的文本，不同的研究者可能做出不同的詮釋。即使詮釋者通過互動達成了一致，也不能確定所做解釋就是最適宜的，因為這種解釋不能被檢驗。

以上所評述的四種方法用於進行國際關係研究都不能避免不確定性，原因不在於方法不完善，而在於事實本身有不可以觀察和認知的內容。雖然人們在研究中適宜地運用方法可以減少不確定性，但不可能完全克服認知局限並消除不確定性。在這種情況下，國際關係研究的成果是不能避免不確定性的。人們必須對國際關係研究和國際關係知識有適宜的看法。

四結論

國際關係事實所具有的社會屬性與系統屬性決定了國際關係研究既面對著可以觀察的客觀因素，也面對著不可以觀察和難以認知的觀念因素與複雜的系統因素。由於研究者針對可以觀察的因素能夠得到相對確定的認知，針對不可以觀察的因素的認知具有不確定性，因此國際關係研究從整體上講既具有確定性，亦具有不確定性。

國際關係研究的確定性的一面，是指研究者通過對經驗事實的觀察，可以認知變數間關係，解釋特定機制的發生和作用，並且可以預測事態演進的大致方向。對國際關係研究者來說，要對複雜世界的運作做出解釋，就必須知道要解釋特定現象哪個因素是最重要的。這種針對單一或少數因素的研究，其實質是選取國際關係複雜系統中的特定機制進行論證。從限定的前提條件出發，研究者不論是在觀察大樣本事實的基礎上進行歸納研究，還是通過抽象思維進行理論演繹，其宗旨都是要提出有關因果關係或相關關係的解釋。就這樣的研究而言，只有通過對變數的控制排除其他因素，集中觀察某一對關係，才有可能對相關機制有確定的認知。迄今為止，國際關係學科的研究大體上都是這樣做的。

然而，正如前面所討論過的，這種排除了其他因素之後的解釋，其實只涉及國際關係的系統構成的一部分。由於在實際的互動中各種因素不可能單獨發生作用，任何事態幾乎都是複雜原因的結果，因此用單一機制推測事態的發展是有不確定性的。這種不確定性的表現就是國際關係的實際演進往往存在多種可能。為了更好地對國際關係做出解釋，我們在對國際互動單一機制的確定性研究的基礎上，還需要同時進行不確定性的研究。

進行不確定性研究，就是通過可以觀察的事實，儘可能地推論不可以觀察的因素的作用機理。這種研究不可能消除不確定性，但可以增進對不確定性的認識，並且可能減少不確定性。例如，研究者可以推斷存在哪些不可以觀察的影響因素，分析其複雜系統的構成，解釋它們的互動關係和作用，並且說明它們對系統效應有怎樣的貢獻。做這樣的研究，重點不在於預測，而在於解釋各因素的作用機理。由於國際關係事態在不確定因素的影響下其演進有不確定性，因此沒有人能確定地預測未來。對於研究者來說，在解釋不確定影響的基礎上能夠列出國際關係演進的多種可能變化就很了不起了。

鑒於國際關係研究有確定的一面，也有不確定的一面，我們對國際關係學科的知識也應有適宜的看法。在這裡，知識的確定性是指國際關係理論在既定前提下的推論能夠指明一定的國際事態的屬性與可能的變化範圍，告訴人們應當關注的方向與因素。這種確定性有助於人們對更廣泛的國際問題進行解釋。不過，由於這樣的知識都是特定前提的推論結果，因此並不能解釋國際關係的全部。如果把這種研究的結論視為普遍性理論，就帶有不確定性了。由於國際關係系統具有結構的複雜性與觀念的不可認知性，因此任何既定理論提出的解釋，人們都可能找到反例。國際關係學科的一些理論爭論其實都是由此而來：明明只能解釋某一類國際現象，但卻以普遍性理論自居，並且批駁解釋其他現象的理論。這種爭論是沒有意義的。對這些理論來說，只有在符合其前提條件的時候，其結論才是確定的，一旦超出這個邏輯範圍，其解釋就可能是有疑問的。

對國際關係研究者來說，要增進研究的確定性，就需要深刻認識不確定性的影響。為此，學界需要加強對國際關係的系統因素和觀念因素的研究。如果說排除其他因素的單一機制解釋是國際關係研究的一端，那麼考慮各種因素的綜合影響則可以構成國際關係研究的另一端。這兩個方向的解釋都是必要的，而且是相互聯繫的。人們解釋單一性機制的確定性，除了說明其機理之外，還需要說明其可能的複雜變化。反過來說，人們解釋事實的複雜變化，也需要以確定的單一機制解釋為基礎。在這樣的解釋中，人們可以積累對各種單一機制的確定性認知，同時也可以不斷加深對不確定性的理解。對不確定性的認知的深入，也是對國際關係研究的推進。

國際關係研究存在不確定性，對學科來講既是挑戰也是機遇。由於現實中的每一個行為體都需要面對各種不確定性進行政策判斷，因此各種「不完美的」國際關係理論始終是需要與必要的。對研究者說，不確定性代表著疑問，而存在疑問恰恰意味著國際關係研究有廣闊的學術發展空間。這一點也體現了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價值所在。

完

來源：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電子期刊

編輯：晞哲

聲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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