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何時開始認識西方

紀曉嵐也認為西方世界「多奇異，不可究詰」

古代的中國人，是不了解世界的，甚至很難想像自己生活在一個球形的星體上。在漢代，中國已與西域相通，張騫出使西域，其實也就是到了現在亞塞拜然、阿富汗等地。當時的中國人對於歐洲，只有輾轉傳聞得到的零星信息。到後漢時，進駐西域的班超曾派下屬甘英渡「西海」（地中海）往傳聞中的「大秦」（古羅馬帝國），但船人畏懼，「英不能渡」。後來康有為認為甘英錯失了一次好機會，致使中國落後於歐洲，「皆英輩之罪也」。唐朝時，一支唐軍在西域與阿拉伯人打仗失敗，有一位叫杜環的士兵作了俘虜，被帶到了「大食」（古代波斯），在現在的中東地區生活了十多年，後由商船帶回廣州，著有《經行記》一書。這書已亡佚，但其族人杜佑的《通典》一書中保存了某些片段。《經行記》中所記載的，已不是傳聞，而是杜環親目所見的事。儘管如此，中國人始終沒有走出過亞洲的西界，始終不知歐洲。

到了十三世紀，蒙古的鐵蹄數次深入歐洲，先後擊破俄、波、匈、德諸軍，前鋒直抵維也納城下。於是，歐洲人，包括馬可·波羅等絡繹不絕來到中國，並寫下遊記，將中國介紹給世界，然而，中國人，無論在陸上或海上，史書上卻沒有記載有那個比甘英、杜環走得更遠的人。

到了明代，明成祖派三寶太監鄭和率領龐大的船隊七下西洋。鄭和下西洋，對於傳揚中國的國威，對於中國與西洋諸國的經濟文化交流，起到很大的作用。鄭和的隨員馬歡、費信、鞏珍等都寫了遊記，使中國人進一步了解「西洋」各國的地理與風俗習慣。但是，明代所謂「西洋」，實指南中國海和印度洋，鄭和最遠也只能去到東非海岸，不知有好望角，更不知有真正的西洋，以及歐洲、美洲大陸。

十五世紀，歐洲人發現了好望角，開闢了歐亞的新航路。1518年（明朝正德十三年），葡萄牙人首次到達中國。1557年，葡萄牙人借居澳門，澳門成為歐洲人進入中國的門戶。1582年，義大利人利瑪竇從澳門進入中國。1584年後，利瑪竇給明朝皇帝獻上由他所繪製的《萬國輿圖》，即世界地圖。對這幅繪有五大洲三大洋，標有亞細亞、歐羅巴、亞墨利加、地中海、大西洋的地圖，以及對於「地圓之說」，大多數中國的官員一律不予承認，只有徐光啟、李之藻、劉獻庭、郭子章等人表示相信。其後，義大利傳教士艾儒略著有《職方外紀》一書，全面介紹世界尤其是歐洲，但當時的統治者認為「天朝大國」之外便是「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等「僻居荒遠」的「外化」，很難相信艾儒略所描繪的世界。

到了清代，遇到康熙、乾隆都是開明的君主，西方的能工巧匠雲集北京，但是，中國人始終未能遠走歐洲、美洲。中國的士大夫對艾儒略等人書中的記載還是半信半疑，大學者紀曉嵐編撰《四庫全書》時，認為那些常識「多奇異，不可究詰」，只是「錄而存之，亦足以廣異聞也」。當代學者研究，在清代，在1840年以前，僅有兩位中國人由於偶然的機會到過歐洲並留下可信的記載。

1707年，康熙派遣四位西洋教士到羅馬傳遞信息，25歲的山西絳州人樊守義被帶同行。樊守義到了歐洲，在那裡過了13年。歸來後寫了《身見錄》一書，介紹歐洲的見聞。可惜書稿並未刊行，藏於羅馬國立圖書館，1937年才被中國學者發現。如果紀曉嵐當時看到此書，便會印證《職方外紀》之不妄。

1782年，廣東嘉應州（今梅州）人謝清高從商走海南，遇風舟覆，被洋船救起，帶到歐洲，得以「遍歷海中諸國」，14年後即1796年始返國，在澳門經商。謝清高的事迹引起了當時學者的注意，紛紛前來採訪，將談話整理成文。其中，1820年，楊炳南所記錄的《海錄》最詳盡（1842年刻版刊行），讓能看到此書稿的國人感受到歐洲的文明，但此時，距鴉片戰爭僅20年矣。

香山人最早相信西方的文明

寫下這標題，筆者也有些惴惴不安，皆因「最」字不宜隨便使用。我最終決定使用這「最」字，覺得還是有充分依據的。自1557年葡萄牙人借居澳門後，葡萄牙人和其他歐洲人移居澳門者漸多，澳門本屬香山縣之一部，與香山關係密切，當內地之人仍視歐美人為「怪物」時，香山人已經對歐美人見慣不怪，為了謀生之便，有的香山人甚至還學會一些洋話。至於歐美之文明，香山人通過在澳門的耳聞目睹，亦能可見一斑。

鴉片戰爭前，葡萄牙人在澳門創辦了一所學校，叫馬禮遜學校，這是西方在中國舉辦的第一所傳播西學的洋學堂，時任校長是美國傳教士布朗夫婦。馬禮遜學校主要招收外籍學生，1840年，學校開始招收香山籍學生。雖然，在科舉盛行的年代，讀「洋書」肯定不是正途，但是，13歲的黃勝以及12歲的容閎和黃寬等6名男生還是報名入讀，他們都是出身窮苦人家的孩子，在村中的私塾讀過書，後因窮困而輟學，入讀馬禮遜學校，起碼有了接受教育的機會。1842年鴉片戰爭後，馬禮遜學校遷往香港，容閎等香山少年隨布朗校長遷往香港學習。

改變容閎等命運的事情發生在1846年9月。某天，布朗先生突然宣布：由於夫人健康的原因，他們準備返回美國。對這些孩子懷有深厚感情的布朗先生十分無奈，說道：「誰願意跟我回美國繼續完成學業的，請站起來吧。」容閎第一個站起來了，接著第二個站起來的便是黃寬，隨後是黃勝。這一「站」，是他們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當時的香山正處於中西方文化的交匯點，這三位已18歲的青年，那時已經感受到農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激烈碰撞，他們願意走出去接受先進文化。起碼，他們已經知道，萬里之遙的美國不會是一個可怕的地方。

1847年1月4日，廣州黃埔港海岸邊停靠著一艘堅固華麗的「女獵人」號帆船。三個男孩攜帶著簡單的行李，登上這艘帆船，踏上前往美國的漫漫求學之路。到美國後，他們入讀麻省孟松學校。一年後，黃勝因身體原因提前回國。儘管如此，黃勝日後還是成為一位報業家，以及香港的華人領袖。黃寬畢業後，則被保送到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院繼續深造。1857年取得英國愛丁堡大學醫學碩士學位，成為最早獲得醫學碩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畢業後，黃寬出於對祖國熱愛，捨棄在英國的優裕生活，於1857年回國。先在香港開設診所，第二年遷到廣州開業，這是第一所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私人西醫院。容閎畢業後，1850年繼續入讀美國耶魯大學，1854年畢業，是中國第一位畢業於美國第一流大學的留學生。

容閎畢業後即回國，希望將所學到的知識報效祖國。他努力奔走，宣揚美國，宣揚「西學」，並希望「西學」得以「東漸」。鴉片戰爭後，歐美對於中國人已不那麼神秘了，而且，西方的科學技術使得長期處於閉關鎖國下的清朝統治者得到了警醒，統治集團中產生了一批「洋務派」，希望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而容閎的學成歸國，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終於，容閎通過曾國藩、李鴻章等，促成了遣送120名幼童赴美留學的計劃。從1872年起，分四期逐年赴美。這120位幼童中，香山幼童就佔了四分之一多。

1876年，美國費城為紀念美國建國100周年，舉辦世界博覽會，中國人李圭作為中國工商界的代表，出席了此盛會。在費城博覽會上，李圭大大地開了眼界，方知西方世界是如此迅速發展，科學技術已達到如此高的水平。令他感到更意外和驚訝的是，在博覽會上，他看到了113名中國留美幼童，在教師的帶領下，也到費城參觀博覽會。李圭看到這些幼童，「言動自如，無畏怯態」；與之交談，「言皆簡捷有理」。李圭看到了西方教育的優越。

李圭參加了費城博覽會後，環遊地球一周，回國後寫了《環遊地球新錄》一書，李圭認為，「地形如球，環日而行，日不動而地動」，「圭初亦頗疑之，今奉差出洋，得環球而游焉，乃信」。

後記

19世紀40年代後，漸漸有中國人如林鍼、斌椿、志剛、張德彝、王韜、李圭、郭嵩燾、黎庶昌、曾紀澤等或經商或遊歷或留學或出使等原因到了歐洲和美洲，寫出了或日記或遊記或隨筆或詩歌等著作，中國人始得漸漸了解歐洲，了解美洲，了解世界；漸漸得知西方的政治與民主、科技與文化，漸漸感覺到自身的落後，因而，產生了薛福成、黃遵憲、嚴復、鄭觀應、康有為、梁啟超，尤其是孫中山等致力於學習西方文明，立志振興中華的優秀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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