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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北到底在哪裡

南京算蘇北還是安徽?啟東、海門人為何總是強調自己是蘇南?被稱為蘇北人又為何會令很多人不悅?


文|姚白莞


2014 年 10 月 1 日,爆發了中國足球史上最著名的地域歧視事件:足協杯半決賽首回合開賽前,上海知名解說員周亮介紹出場球員,將江蘇舜天隊員統統介紹為「蘇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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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在網上引起巨大的爭議,最終導致周亮被供職單位開除。


「蘇北狗」一詞,針對的並非舜天球員們的籍貫出身,連外援都被周亮介紹為「來自巴西的蘇北狗」。周的歧視對象,是舜天主場所在的南京。


除「蘇北」外,上海話中的「江北」也可用來歧視南京。


這種歧視用詞似乎並不「準確」,如果參考江蘇省官方的劃分標準,則南京根本就不屬於蘇北,而是正宗的蘇南城市。江北一詞更是顯得地理沒學好:南京位於長江以南,這個「北」字從何說起?


蘇南蘇北到底應該怎麼區分?為什麼被稱為蘇北人、江北人,會令很多人不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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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花八門的蘇北標準

在吳語區的歧視用語中,無論是周亮的「蘇北狗」,還是吳語區常說的「剛波寧」(江北人),都將南京、揚州、鎮江等地一網打盡。


這樣的說法並不符合官方劃分。江蘇省政府將全省分為蘇南、蘇中、蘇北三大經濟區域,長江以南的南京與鎮江、常州、無錫、蘇州一併被劃歸蘇南;蘇中包括揚州、南通、泰州三市,是經濟較發達的北岸沿江地帶;除此以外的剩餘部分才是蘇北。


這三大區域中,「蘇中」純屬政府自行創設的概念,在民間缺乏基礎,具體範圍還時常變化。在 2000 年之前的江蘇省年鑒中,蘇南就僅限於蘇錫常三市,是全國農村經濟的改革樣板,「蘇南模式」的發源地。


按照當時的劃分,「蘇中」一詞除了揚通泰外,南京和鎮江也被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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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正的蘇南人」眼中,並沒有什麼「蘇中」,無非是不那麼窮的蘇北罷了。 圖表來源:2000 年江蘇省統計年鑒


官方觀點不夠穩定,民間對蘇南蘇北的劃分就更混亂了。


上世紀 80 年代,美國學者韓起瀾在上海研究城市族群,就此問題採訪過大量市民,他們的回答五花八門:


蘇北的南界,有人堅持長江線,有人卻認為應該包含長江南岸的南京、鎮江,排除北岸的啟東、海門;至於北界,有人認為不應包含徐州,另一些人非但不同意,還要把附近安徽、河南、山東的大量地區都歸入其中。

蘇北地域不但能跨省,還能跨國跨種族。一位 1949 年赴美定居的上海老婦在採訪中表示,每當她在紐約地鐵遇到素質低下、行為欠妥的波多黎各人或美國黑人時,就會說他們是蘇北人,「這樣不會被認為是種族歧視。」


知識分子的劃分也好不到哪去,他們時常根據自己的感情,把一個地區挪出或歸入蘇北。


海門出身的晚清狀元張謇,對老鄉被稱為「江北人」頗有微詞。據《張謇傳記》一書記載,張謇認為鹽城、阜寧、淮安等地才算是「江北」,言下之意,海門、啟東,乃至整個南通、泰州地區,都不能算「江北」。


20 世紀 30 年代初,江蘇省教育廳官員易君左作客揚州,在其散文集《閑話揚州》中公然宣稱;「江北人的個性是剽悍,而揚州人非常文靜···他們早就『江南化』了。從隋朝開始,他們就代表純粹的江南風格了。說揚州是江北的一部分是絕頂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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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抬高」揚州人的《閑話揚州》,卻曾因為涉嫌輕侮揚州婦女而被揚州人告上法庭,後和解不再刊印


與這些人相比,當代上海學者就不客氣多了,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郭緒印編著的《老上海的同鄉團體》一書中,採取了「廣義的蘇北定義」,其從事上海史的後輩多延續這一做法。按照「廣義的蘇北定義」,不要說南通、泰州、揚州,就連今天隸屬上海市的崇明島,也算蘇北的一部分。


不過,這個「廣義的蘇北定義」倒是饒過了南京,沒有把它算作蘇北。


說江北話就是蘇北人

蘇北的定義難以統一,並不妨礙以上海為首的「江南人」搞地域歧視。


在生活方式的各種細枝末節處,江南人通常都自居上等,並把其對立面視為「江北人」的特徵:江北人愛吃辣,江北人不吃甜,江北人不會握筷,江北人不懂穿衣打扮,江北人皮實不嬌貴……以至於北方媳婦嫁到上海幫忙做家務,聽到婆婆「哦喲,老勤快……」的誇獎,會越聽越不是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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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上海人對這些所謂蘇北特徵的敏感度,常出人意料。韓起瀾Subei people in Shanghai書中一則採訪案例很具代表性:80 年代,上海某女在未婚夫家吃到一盤八個皮蛋的菜肴後,取消了婚約。在她看來,皮蛋是一種精細品,只能小量上菜,八個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線,如此不講究,一定是蘇北人,這婚結不得。


但是,很難說江南人是基於生活方式上的「高下」來區分蘇南和蘇北,這種歧視更多是他們自我認同的結果。


真正建構江南人認同的,是吳方言。


語言造成認同,在全世界都是通例,吳語區就是在這個認同的基礎上,自認高「江北人」一等。南京之所以位居江南卻被硬點為「江北」,也正是因為它不屬於吳語區。


據韓起瀾記載,上海某歷史學家與他閑聊時曾說:「蘇北方言真難聽···『哪裡』,我們說『啥地方』,那聽起來很好聽,不是嗎?但蘇北說『哪塊』(la kui),你不得不承認這真難聽,對吧。」


但是,被吳語地區人民區分為「江北人」的地區,說的也並不是統一的「江北話」。

吳語區所稱的「江北話」,一般指近代「江北籍上海人」曾普遍使用的江淮官話洪巢片淮東話和通泰片部分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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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當時的上海人力車夫大部分來源於上述方言區,即上海人口中的「江北話」地區。圖片來源:上海社會局,《上海市人力車夫生活狀況調查報告》,《半月刊》,1934


作為漢語方言官話系統的一支,江淮官話分布於蘇、皖兩省中部,以及贛北和鄂東的廣大地區,是有著 7000 萬使用人口的大方言,不但內部口音各異,有些甚至還互相不能通話。


而「屌開頭屄結尾」的南京話,屬於江淮官話洪巢片淮西話系統,與江蘇境內的其他江淮系方言都不同,近親只能在安徽的合肥、蕪湖一帶找到,歸為安徽話才算恰如其分,連「江北話」的近親都不算。


至於比江淮官話區更北的徐州地區,就更不說通常意義上的「江北話」,而是操與河南洛陽類似的中原官話洛徐片方言,與吳、淮一起形成省內三足鼎立的格局。


而蘇北的南界之所以難以劃定,也是因為吳語區與江淮官話之間的分界,並不能與長江線完美貼合,而是各自突破天塹,呈現犬牙相入的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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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兩岸江淮官話與吳語分界線,圖片來源:《從丹陽方言看江淮官話與吳語的分界》


如長江以北南通地區的海門和啟東,歷史上曾是長江出海口的沙洲,後逐漸淤積擴大,與大陸相連。這兩地居民多為江南各地墾荒農民的後代,保留了各自的吳語方言。


而說江淮官話的南通、泰州其他地方,其方言也普遍混雜了吳語成分。


正因為這樣的原因,張騫那種把南通、泰州,至少把啟東、海門挪出江北的觀點,至今仍有許多認同者。


不過,吳語區雖然以方言區分江南江北,但他們將「江北人」視為歧視對象,顯然不是因為語言上的差異。吳語的「啥地方」是否比江淮官話的「哪塊」好聽,在外省人看來就很莫名其妙。


對很多人更有說服力的解釋,是吳語比「江北話」更「有文化」。這也符合人們本來的刻板印象,像「吳儂軟語」本來只是蘇州話的代稱,如今卻成為全國人民對吳語區的總體印象,其知書達理的形象實在深入人心。


在今天,吳語區的文化優勢確實強勁,以兩院院士數量為例,常州——上海——杭州——寧波的帶狀地帶,佔據了兩院院士分布圖的半壁江山。


然而,這是因為吳語區在近代率先引入了西式的教育體系,若是向前追溯,吳語區的文化強勢就沒有這麼突出了。


即使在江北城市已經下滑的清代,蘇南地區在科舉中表現搶眼,進士輩出,也主要是依託他們的人口優勢。按雍正、嘉慶兩朝江蘇各府人口數量修正後計算出來的各府進士產率,蘇州、松江、常州、太倉跟鎮江、江寧、揚州、通州都處在相似的水平線上,很難據此分辨誰是江南誰是江北,唯獨淮安和徐州顯得特別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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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江蘇省》


而且,即使是吳語區出身的文人,在其仕途中也不可能堅持吳音不改。讀書人在正式一點的場合都要說官話,而江淮官話與明清官話關係密切,不太可能受到他們歧視。


此外,直到清代,江北文化重鎮揚州出產的學者質量也異常顯著。有人研究過樸學大師的地區分布,揚州有 44 名,居江蘇省之首,全省樸學大師有 28.8%在揚州,全國樸學大師也差不多是 9 個中間就有一個揚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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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樸學大師地區分布表,圖片來源:《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江蘇省》


不過到了民國,揚州頹勢難掩。朱自清甚至作有一篇《我是揚州人》,在文中哀嘆:「揚州……衰落了,經濟上是一落千丈的衰落了……我也是一個江北佬,一大堆揚州口音就是招牌。」在他看來,江北之所以為江北,不受待見,主要是由於經濟上的衰落。


但是,中國有那麼多貧困地區,蘇北相比之下遠不算差,為啥偏偏是蘇北人受歧視?


歧視究竟從何而來

蘇北經濟的衰落從清代就已開始,此前之所以繁榮,靠的是運河經濟的發達。大運河曾經是聯通江南與中原的命脈,南宋初年,宋高宗逼迫東京留守杜充放棄開封,用的就是斷絕漕糧的手段。


但大運河維護成本高昂,一旦朝廷治理不足,其北段就會變得不便通行。


加上 1684 年清政府放開海禁後,民間海運迅速發展,漕運船隻逐漸改變航道,由海路北上。上海因此成為新的運輸網路龍頭,江南經濟重心南移,與江北往來減少了。


1730 年,出於稅收考慮,江蘇省更是把蘇松道的道台衙門從蘇州遷往上海,這種變化趨勢可見一斑。


鴉片戰爭後的上海開埠通商徹底激化了長江兩岸經濟的不均衡。在上海帶動下,江南地區加速步入近代化進程,無論經濟還是文化都樹立起巨大的優勢。


幾乎與此同時,江北地區卻連遭厄運。1855 年,黃河改道,大運河山東段廢棄,江北漕運變得聊勝於無,揚州、淮安等城市的衰落也無從挽回。


緊隨運河廢棄而來的是水利事業的敗壞,蘇北逐漸頻繁爆發空前嚴重的水災,大量農民南下逃荒,湧入上海等新興近代化城市,成為繼江南人之後的第二大移民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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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代上海市區居民的來源組成,圖片來源:上海移民研究

在當時的上海,同鄉關係對提升個人經濟地位極為重要,很多員工招聘,經商結幫,人脈組織都圍繞同鄉同籍展開。江南人有近水樓台之便,率先取得較為優越的地位。但隨後趕到的蘇北人數量十分龐大,無疑對江南人的既有經濟地位構成某種威脅。


但蘇北移民畢竟多系逃荒災民,一無文化二無技術,更無寧波幫這樣的多金老鄉助力,以至大多只能從事碼頭苦力、拉洋車、糞便垃圾清運等苦活累活,經濟地位長期得不到改善。這反過來又強化了自身貧窮、愚昧、粗俗的刻板印象。


這種情況下,對蘇北人群體施加污名化打壓,實在是順理成章。江南人和蘇北人在種族上並無差異,彼此迥異的方言風俗,成為區分二者的主要標誌,也成為重點攻擊方向。


在近代上海的滑稽戲中,嘲諷蘇北人風俗習慣、誇張模仿江北話的段子常演不衰。


長期的打壓排斥,使蘇北移民在上海和其它江南城市中形同賤民。抗戰期間,蘇北人即被廣泛懷疑為漢奸胚子。在工廠里,江南人佔據報酬優厚、講技術、有發展的崗位,苦活累活則交給蘇北人。一旦爆發工人運動,哪怕組織者實際多為江南人,工廠主還是傾向於首先解僱蘇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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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 年 3 月的一份《申報》臨時專刊,標題直接是:江北漢奸可殺。江南內部互稱諸如寧波人、無錫人的具體籍貫,唯獨對同樣擁有具體籍貫的蘇北人統稱「江北」,無疑具有對異質文化的排斥意味。


由此,江南籍上海人幾乎獨佔了對「上海文化」的詮釋權,賦予自身一派文明開化的洋氣形象。至於蘇北籍上海人,則多少淪為異類與對立面,備受歧視,以至於到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針對蘇北籍上海人的婚姻歧視依然廣泛存在。


好在社會主義新中國總能化解一切矛盾,在今天的上海,身份和認同首先體現為戶籍,體現為身份證頭三位是不是 310,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要有上海戶口,哪怕滿口陝北腔,也能在住、行、學等多方面體味到現代化大城市的溫暖。


相反,就算是土生土長的崑山人,上海市的政策也無時不刻地勸你回去建設家鄉,不要貼到人滿為患的上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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