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中國財政制度史》耗盡半生心血

為了研究中國財政制度史，黃天華查閱了大量資料。/上海財經大學供圖

晨報記者楊天弘

「科學的發展是沒有國界的，誰都有權去研究中國的財政制度史，但是這件事由我們中國人來做，不是更好嗎？」為了這個夢想，67歲的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黃天華耗盡半生精力，嘔心瀝血，只為創作出第一本，屬於中國人自己的《中國財政制度史》。

「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何止！黃天華用了整整31年光陰，從一個1.8米、挺拔偉岸的年輕小伙，到如今兩鬢斑白、體重只有107斤的傴僂老頭。

黃天華說，這條路太苦太苦，好幾次資金的短缺令他差點走不下去，好幾次身體的「紅燈」讓他以為有生之年無法完成這個夢想。但幸運的是，「我竟然還能有今天！」放下包袱，他舒了口氣，「我很滿足，真的。」

一句承諾耗盡半生心血

35年前，黃天華考取了北京中央財經大學財政制度史研究生，師從對他一生影響很深的馬大英教授。

彼時，黃天華常和老師聊天，聽老師講學科發展的故事，有一件事深深觸動了他：「中國財政制度史的研究，西方發達國家走在我們的前面，並遠遠超過了我們！」老師告訴他，中國唐代經濟和唐代財政制度的研究中心，第一在日本、第二在美國；中國宋代經濟和宋代財政研究中心第一在日本、第二在巴黎；中國清代經濟研究中心，第一在美國、第二在中國香港；中國民國經濟史和中國民國財政制度史研究中心，第一在美國、第二在中國台灣。特別是美國，幾乎包攬了中國近現代史的全部資料。

「中國財政問題的研究主導權怎麼會執掌在外國人手裡？」黃天華心裡很不是滋味。

作為一個中國人，不管花費多大代價，一定要把中國財政制度演變的歷史研究清楚。可是，老師年紀大了，他希望有人能接下去。「他說，搞歷史研究很苦，他不苛求我。但我很堅定地告訴他，我願意。」黃天華說，只是，自己也沒想到，為了這一句承諾，為了圓這個夢，耗盡了自己半生心血。

四處奔波找尋資料

1984年，34歲的黃天華回到上海財經大學任教，從事中國財政史研究教學：探索領域主要就是中國財政制度史和稅收制度史。

也就在1984年，黃天華給自己做了一個規劃，一個長達31年時間規劃。他開始著手研究中國稅收制度史和中國財政制度史，同時融合軍費制度史、官俸制度史、社會保障史、專賣制度史以及宗教與財政關係史。當時，很多人跟他說，史學研究不景氣，做史學研究，特別是邊緣科學的研究很難。可黃天華說，這些他都知道。但是，祖國的分量很重，「我願意」三個字也很重，重到不可推卸。

研究歷史很苦，可沒想到竟然那麼苦。「現在想想，那時的我真是太幼稚太樂觀，有些不知天高地厚。」黃天華自嘲道，「在整個寫作的過程中，碰到的困難其實非常多，有一些簡直是不可預料。」首先，中國財政制度史的研究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到十個專業領域，諸如軍費、官俸、皇室財政、文化教育、公共工程、公共事業、郵驛、漕運、宗教、社會保障、社會救濟等制度，需要的史料幾乎要窮盡中國所有的古代典籍，甚至包括民族學、考古學、人類學、哲學、甲骨文學、原始經濟學等資料。可是，這些資料涉及到的學科他完全沒有功底，但是沒有它們就無法進入角色，於是，他唯有逐個從頭學習。

然而當他進入角色以後，他發現更麻煩，「譬如現在回過頭去看，把每一章的軍費制度拿出來，就是一本《中國軍費制度史》，把每一章第八小節社會保障制度拿出來，就是一本《中國保障制度史》……」十多種領域的財政制度史合成一本完整的《中國財政制度史》，如此龐大的信息量，他必須逐一系統梳理，花費的精力，可想而知。

梳理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資料的零散不齊，讓黃天華頭痛不已。早期，家住大楊浦的他，時常長途跋涉前往位於閔行的一座地下圖書庫。那時的交通並不便利，往返的路程都要花上3個多小時，但為了找尋更多的資料，唯有如此。可是，即便他跑遍了京滬所有的資料館、圖書館，還是有很多資料在國內無處可尋。「我託了很多朋友，從日本、美國給我複印了近千本資料。特別是我們前任院長，現在美國杜克大學教授牛滿江，對我幫助很大。他從杜克大學和哈佛大學給我複印了很多資料。我全部都用上了。」

看著到手的資料複印件，黃天華心底有說不出的滋味。「那些資料都是中文的啊！都是我們中國人寫的資料，可是我們中國沒有。」

身患疾病仍繼續研究

在過去的31年中，黃天華除了上課，就是在圖書館、檔案館、資料室或是書房。用他的話說，「整整31年，我沒有離開過書房，所以連朋友都很少。」他每天工作長達18-19個小時，「除了5個小時睡覺，其他時間都在工作。」

隨著年齡的增長，加上常年不眠不休的工作，身體透支太多，黃天華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

黃天華說，他的身高有1.8米。可是，不知道是常年伏案的緣故，還是疾病的問題，如今的他，完全看不出原先的身段高挑，反倒是一個駝背明顯的傴僂老頭。用骨瘦如柴來形容他，一點都不為過。

在《中國財政制度史》寫到一半的時候，黃天華患上了心臟病，醫院建議做搭橋手術，但要花1年的時間治療與調理，他覺得過於「奢侈」，「我的時間很緊迫。」黃天華沒有聽從醫生的建議。

後來，黃天華又陸陸續續患上支氣管破裂、腰椎間盤突出等疾病。黃天華大學同班同學、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院長鬍怡建回憶說，好幾次，看到黃天華貓著腰，艱難地把課上完。

最要命的是經濟壓力

身體屢屢的「紅燈」都不能讓黃天華停下來，他說，在整個研究的過程中，最最要他命的，是經濟壓力。

史學研究是一個只有支出、沒有收入的研究領域。再者，黃天華規劃的財政制度史研究，時間周期實在太長。30年，這在高校根本不可能作為課題立項，也就是說沒有任何經費可資助，因此，該項研究經費必須自己掏腰包。

「從1986年開始，一直到2014年，全部的工資收入都用於買資料、史料和差旅費。而這些史料的價格又特別貴，單就這部書的資料費，陸陸續續投入累計高達19萬元。」黃天華很清楚地記得，13次，自己坐23小時硬座去北京找資料，火車票12元。沒錢住宿，晚上他就露宿在北京火車站。「當時，最差的旅店住宿費也要50元，我實在拿不出。」

「太多次了，在經濟壓力面前，我走不下去了。」黃天華回憶，在他最最困難的時候，大概是2007年，時任上海財經大學副校長，現任上海財經大學黨委書記叢樹海塞給了他4000元。「對我而言，這是救命的錢，我連拒絕的勇氣都沒有。」

之後，每次當黃天華走不下去的時候，叢樹海都會悄悄地在經濟上資助他。後來，又幫他立項，得到了學校的資助。

可是在該書出版的時候，又給了黃天華一個重磅打擊。「按照規定，這本550萬字的書，出版費高達近100萬元。國家規劃辦資助了35萬元，可是剩餘的錢，叫我怎麼拿得出？」最後經過學校的領導多方協調，籌集到了110萬元的資助費。

幾經波折與絕望，在黃天華的努力和眾人的幫助下，飽含他半生心血的著作《中國財政制度史》有幸將於今年9月份正式問世。黃天華說：「我承認，自己的這本書也有欠缺，深度不夠，廣度不夠。但至少我把中國這5000年來的財政制度史都梳理了一遍，至少我們的後人要想繼續研究就方便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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