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的謀生手段，是否會影響大眾的思考方式？

撰文：Justin Fox

知識分子維持生計的手段可能會影響社會大眾的思考方式

「擁有財富容易讓哲學家保持獨立」

在出版於1965年的歷史著作《理念人》(Men of Ideas)中，社會學家劉易斯·科塞(Lewis A. Coser)指出，現代知識分子在18世紀才來到這個世界。

巴黎的沙龍和倫敦的咖啡館為自由思想家提供了討論和會晤的場所，日益擴大的讀者群體開始為少數思想家提供舒適的生活，使他們不必依賴庇護人或皇室的恩惠。

19世紀的巴黎咖啡館

英國詩人、辯論家亞歷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成為最早通過銷售圖書來維持自己體面生活的人，1720年，他用翻譯荷馬史詩《伊利亞特》(Iliad)的收入，在倫敦郊外的泰晤士河畔建造了一座別墅，他這樣寫道：

「

多虧了荷馬，我平生以來，生活再不必仰仗王公貴族。

在18世紀20年代流亡倫敦期間，法國劇作家、哲學家伏爾泰(Voltaire)曾經與蒲柏在這座別墅里用餐。

伏爾泰的生活更為愜意，他在日內瓦郊外購置並修編了富麗堂皇的城堡，成為附近村莊的實際統治者，資金來自他寫的劇本、小冊子、圖書和一些精明的投資。他寫信給一位年輕的友人說：

「

擁有財富容易讓哲學家保持獨立。他更有勇氣講真話，他遇到的危險更少。

這種經濟獨立的可能性影響了知識分子的寫作甚至思想內容，進而影響了普羅大眾的思考方式。因此從某種程度上說，18世紀的啟蒙運動是知識創造過程的經濟狀況變化的產物，我認為知識分子運動往往會有這樣的結果。

過去如何謀生？

在19世紀，圖書銷量不斷上漲，少數雜誌開始向作家支付可觀的稿費，對於那些能夠娛樂大眾的作家來說，巡迴演講提供了另一種謀生手段。

英國小說家、評論家威廉·梅克比斯·薩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斥責演說是「四處行騙的營生」，不過在19世紀50年代，他本人到美國做了兩次長期巡迴演講，為他帶來的收入相當於今天的65萬美元。

大多數知識分子不能指望這樣的巨額財富，當然，許多人也有日常的工作。

社會學家劉易斯·科塞

不過在19世紀，知識分子能夠找到的本職工作通常讓他們仍有大把時間投身業餘愛好。科塞這樣寫道：

「

19世紀專業人員和知識分子可利用的閑暇時間遠遠多於20世紀。

當我們讀到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或約翰·斯圖爾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在印度事務部工作多年，或是西德尼·韋布(Sidney Webb)和他的朋友西德尼·奧利維耶(Sidney Olivier)在殖民部供職時，我們必須明白，這些政府機構並不像現代的官僚體系那樣，對他們的職員提出嚴格的要求。

另一個辦法是保持低生活成本，這導致20世紀初來自各地的美國知識分子搬到曼哈頓下城居住：

他們為什麼來到格林威治村？

首先，因為當地的生活花費不多。繁忙的交通不可能蔓延到這個地區縱橫交錯的多條街道，因此，隨著紐約向北部擴展，這個曾經時髦的居民區墮落成了平民窟。

那麼在1910年左右，格林威治村的生活成本究竟有多麼低廉？

每個月花30美元，就可以在一棟老房子里租下整層樓，房間很寬敞，有高高的天花板和巨大的壁爐。

這相當於現在的大約775美元，不過沒什麼意義，如今這筆錢遠遠不夠租下格林威治村面積最小的房子。

格林威治村如今的房價情況

現在有能力搬到這個社區的知識分子，恐怕只有享受住房補貼的紐約大學教授，和那些知道如何把自己的創意變現的企業家。

獨立又關聯的新身份

隨著規模擴大，財力雄厚的大學用穩定的工作、教師退休金賬戶甚至是曼哈頓公寓來吸引思想家，「學術化」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知識分子生活的重大趨勢。

科塞在《理念人》中提到了這個發展勢頭，1987年，歷史學家拉塞爾·雅各比(Russell Jacoby)出版了《最後的知識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用整整一本書來哀嘆這個現象，雖然不久以後其他人宣稱是華盛頓智庫搶走了大學的風頭。

在《創意產業》(The Ideas Industry)一書中，塔夫茨大學政治學家丹尼爾·德雷茲納(Daniel Drezner) 用巧妙而有趣的方式重新審視了美國知識分子，正是這本書啟發我到圖書館借閱了科塞和雅各比的著作。

德雷茲納用了大量的筆墨來描寫大學和華盛頓智庫的情況，不過他把創意企業家稱為當今正在崛起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以兩種獨立而經常關聯的形態出現：營利性智庫的成員或是「思想領袖」。

智庫成員

正如德雷茲納說的那樣，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或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等營利性智庫的優點和缺點似乎簡單明了。

相比大學或智庫學者，他們可以快速地探索新領域，能夠取得很好的表現，不過他們的研究成果有時候很難擺脫營銷重點的影響。

思想領袖

至於思想領袖，德雷茲納把他們定義為「公共知識分子」（這個說法由雅各比所推廣）的對立面。思想領袖應該是：造詣深厚、訓練有素的專家，能夠就廣泛的公共問題發表評論。

正如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說的那樣，公共知識分子是「販賣思想的二手商人」。

另一方面，思想領袖是「知識傳道者」。像最成功的傳道者一樣，最成功的思想領袖必須願意經年累月、翻來覆去地宣傳同一套思想的不同說法。

由此產生的預測力吸引人們充當電視節目嘉賓和會議主旨演講者，也是可以理解的，對於現代知識分子來說，如果想擁有亞歷山大·蒲柏那樣的財富，賺取演講費用或許是最直截了當的途徑。

「直接去www.批判性思維.com的網站上搜索答案吧！」

不過正如心理學家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在2015年出版的著作《專家政治判斷》(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中描述的那樣，那些兜售簡單大膽思想的人往往在理解和解釋複雜的現實生活方面表現很糟糕。

現在還不是世界末日。

正如德雷茨納在他的書中所說，如今創造思想的基礎架構還是有很多值得欣賞和稱道的地方。

但是，如果知識分子維持生計的手段真的影響了社會大眾的思考方式，那麼我擔心思想領袖的崛起可能會讓我們所有人缺乏深入的思考。

（本文內容不代表彭博編輯委員會、彭博有限合夥企業、《商業周刊/中文版》及其所有者的觀點。）

編輯：林一丹、王倩

翻譯：孟潔冰

（本文系商業周刊App付費文章，禁止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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