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媽——我家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者

PETER ANDREAS

我的母親討厭母親節。50年代的她還是堪薩斯的一位門諾派家庭主婦，在60年代卻成為了致力於罷黜父權和資本主義的激進分子。她將母親節視為賀卡公司和鮮花產業的共同陰謀，但接到我的電話，卻總是很開心。

我們倆的故事剪不斷，理還亂。她在1972年離開了我的父親，帶著我奔赴南美洲的革命。數年之後，我們重回美國故土；但隨之而來的一場法庭訴訟中，父親贏得了我的監護權。不過母親並未認輸，反而挾我潛逃，二人再次跨過邊境。你大概都能想像，經歷此間種種的我會有怎樣複雜的感受；即便我成年之後，我們倆也總是避免談及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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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母親與2004年逝世之後，我讀到她的日記才發現，真正能使她開心的不過是一個再平凡不過的願望——倘若我能告訴她她是多麼優秀的一位母親，告訴她我總算是理解了她的良苦用心，那該有多好！

從5歲起到11歲這之間的歲月里，我隨著她四處遊歷，從底特律到伯克利的公社，從智利的社會主義集體農場到秘魯沿海的破敗小鎮。逃離了婚姻、政變和一紙逮捕令，母親加入了街頭抗議和示威陣線，發出激情澎湃的檄文，反抗對窮人和弱者的壓迫。有我陪伴左右，我們一起同一切反動「主義」——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性別歧視和消費主義——進行鬥爭，爭取共產主義、女性權利和平權思想等進步思想。彼時我們秘密潛回美國，匿居丹佛，母親甚至更名改姓，以免被父親發現。

自始至終，母親都在告訴我，能夠親歷她口中的「真實世界」，乃是我一生之幸。我盡了最大努力來相信她。感到自己成為某個重大使命的一部分，確實令我頗為欣喜，但各中真意，我朦朦朧朧，難以體味。與此同時，我又甚為渴望能安定下來。

到頭來，我的母親終於絕望了，我終究沒能如她所願，成為一名激進分子。在我離家10年以後，她在日記中寫道：「我不得不接受這一事實——他不是一個革命者。我只得面對心中苦悶。」日記中還寫到，她夜夜輾轉難眠，只因「Peter背叛了階級鬥爭」。

她在日記中的觀點很明確，她認為做一個好母親和做一個優秀的革命者完全是一回事，這兩個角色完全不衝突，誰要是不認同，說明他們還沒想明白這個道理。每當有她的朋友或家人表示我還是跟父親一起生活比較好——這樣她也能輕鬆點——她就氣不打一處來。她寫道：「好像把我的孩子交給革命之敵才能『解放』我、才能讓我專心革命一樣！我獻身的革命事業可不是這樣的。」

她認為，傳統的「賢妻良母」形象受到家庭瑣事和物質化的茶米油鹽的限制，而拒絕這種形象本身就證明了她是一位好母親。話雖如此，當7歲的我躺在厄瓜多一家醫院的病床上，拉肚子拉到昏天黑地的時候，她在日記中承認，儘管有些話她可能永遠也沒法說出口，但她確實「因為把兒子暴露在如此危險的環境中而感到有些內疚」。不過她繼續寫道：「如果他能恢復健康，早晚他會為他獲得的體悟而滿足的。畢竟我們可是生活在南美洲最大的貧民窟里。」

讀了她的日記以後我才知道，她曾經那麼擔心其他人尤其是我會說她是一個糟糕的母親。她寫道，當我不給她打電話時候，她感到自己應當請求我的原諒。

我真希望我還能告訴她我現在的感受。有的時候，她確實是個糟糕的母親。沒有哪個孩子應當感到，為了確保母親的愛，而有必要聽憑自己被她拐走。沒有哪個孩子應當將上膛的手槍當作玩具，以便「為革命做好準備」。我絕不會像這樣撫育自己的女兒。

然而，給我一千個所謂「正常」的童年，我也不會放棄我和她在一起的日子。我母親撫養我的方式深深植根於她變革社會的堅定承諾。儘管按世俗的標準來說，她有時顯得不負責任、不計後果，但我無時無刻不曾感到她的愛與關懷。

她曾告訴我我是多麼幸運。她到底還是說對了。一度以來我都在感謝上蒼，沒有讓我的生活完全脫離正軌，但現在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了。沒有她，我會生活在一個更加封閉和隔絕的環境中，難以接觸到各種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難以被這世界上巨大的不平等所觸動。我的母親對政治的滿腔熱情，也在我的身上留下了如此深重烙印——我最終成為了一名政治學教授。儘管我們的政見存在巨大的分歧，她那義憤填膺的理想主義和創造一個更加公正的世界的獻身精神依然充滿了感染力。這種力量造就了今天的我。

我真希望我還能給她打個電話，告訴她這些話。

Peter Andreas是布朗大學沃森國際和公共事務學院的一名教授，也是《反叛的母親：我那追尋革命的童年》一書的作者。

本文譯自 nytimes，由譯者 dubulidudu 基於創作共用協議(BY-NC)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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