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大學《史林新苗》選送：史書記注中歷史地名的訛變探析——以商於、武關地望為例

史書記注中歷史地名的訛變探析

以商於、武關地望為例

西北大學歷史學院 於晨磊

指導老師 陳躍摘要

中國古代對地名的記載大多較為簡略，這就需要後世史家對其進行地望的考釋注說。然而史家在註解地名時，難免會出現地名概念方位的模糊與混亂，從而產生地望爭議。通過對先秦商於之地與武關地望的考察，可以發現，商於地本在丹江下游的商密、於中地帶，而武關則一直在今武關鎮，是由於史家在註解中混淆了名稱相似，方位相近的商邑、於村與武闕關等地，使得兩地地望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訛變現象，究其原因，主要是與史家對古地名注釋的隨意性和歷代行政區劃頻繁地變遷等因素有關。

關鍵詞：地名註解 商於 武關 地望考證

古代史家在對史書記載地名進行考釋注說時，受限於多種因素，時常會出現地望認識錯亂的訛變現象，使得古地名或若異而同，或似是而非；有的二地而一名，有的則一名而異地，王應麟對此感慨道：「襲訛踵謬，不可殫記，郡國山川之名屢變而無窮」。而今學者在考證時未對相關史料註解進行細緻考訂，人云亦云，時至今日，依然爭議不斷。本文擬以先秦商於之地與該地區較有爭議的武關地望為例，探究地名在史家註解過程中產生的訛變問題，以期儘可能還原歷史地名的本來面貌，並進一步分析地名註解中產生錯亂的緣由特點，為歷史地理的研究盡一綿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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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於地望溯源

普遍以為商於之地是指今商州至內鄉六百餘里的狹長地帶，地處關中與南陽接壤的丹江流域，《讀史方輿紀要》載：「自內鄉至商州凡六百里，皆古商於地矣。」今人界定其大體位於秦嶺之南，伏牛山—方城一線以西，漢江以北，金錢河以東，包括今商洛市商州區、丹鳳、商南、河南南陽市的西峽、淅川、內鄉等地。

錢穆在《史記地名考》中對於商於地望的註解梳理地較為全面，但也並未考證清商於的具體所指。商於地名註解主要出自張儀以商於地六百里欺楚之記載，文獻中對商於之地的註解最早見裴駰的《集解》：「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之後酈道元的《水經注·丹水篇》載：「丹水徑流兩縣（丹水、南鄉二縣）之間，歷於中之北，所謂商於者也。故張儀說楚絕齊，許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謂以此矣。」兩者所描述的商於之地，都在丹江下游的於中一帶。

但是到了唐以後，商於的說法卻開始模糊起來，《索隱》言：商於在今慎陽，地理志丹水及商屬弘農，今言順陽者是，魏晉始分治順陽縣，商城、丹水俱隸之。」又引劉氏言：「商，今商州，有古商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正義》注商、於分引《括地誌》、《荊州圖副》云：「商洛縣則古商國城也。」「鄧州內鄉縣東七里於村，即於中地也。」可見此時商於變成了商州與於中二地的連稱。及至宋代《太平寰宇記》則言：「商州，上洛郡，今理上洛縣，古商於之地……戰國時其地屬秦，衛鞅封於商邑。」此時已經將商於之地與秦封衛鞅商邑聯繫起來，把丹江上游的商州視作商於之地。到了明清，對商於的認識更加模糊化：「自今陝西西安府之商州，迤邐而東，至河南南陽府之內鄉縣，皆古商於地矣。」可以看到這時商於地不再局限於商州、於中兩地，範圍已經擴大到了商州至內鄉整片區域。

整個脈絡梳理下來看，顯然在唐以前，對於商於地的認識還是非常明晰的，就在古於中一帶。但是在其後史家對其的註解中可以看到，商於之地望發生了錯亂，商於之「商」由丹江下游轉移至上游的商州，「於」又從丹江沿岸轉至內鄉縣東的於村，最後演變成商州至內鄉狹長區域的統稱。那麼為何後世史家在註解商於地時會與商州、於村兩地聯繫在一起呢？

在早期史家記諸中商於地的地望都趨向于丹江下游的於中地帶，應是更為接近商於的本來面貌。所謂「有商城在於中」應理解為於中附近古有商密城，商於之名源於楚商邑與於邑的連稱。而據《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載：「商、於、析、酈、宗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備秦。」《索隱》曰：「商、於、析、酈四邑並屬南陽，楚之西南也。」可見這幾處都是隸屬南陽，作為拱衛楚國邊境的防禦戰線，又是其向外進攻的軍事重鎮。《左傳·僖公二十五年》記載：秋，秦、晉伐鄀，楚斗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系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於頓。

秦晉所進攻的目標就是楚國扼守丹江下游的軍事重鎮商密，其與析縣有著緊密的軍事聯繫，如果按照唐代史家所言，商於之商城乃是丹江上游的商州，其地處丹江上游，距南陽析、酈等邑甚遠，孤立無援，從軍事地理上看也難以構成完備的防禦戰線，更何況商縣彼時早已為秦築商塞，楚國根本無力越過武關佔有此地。因此最早的商於之地就是指丹江下游的於中地帶，其地理範圍僅包括商密、於邑等地，遠非後世認為的由商州至內鄉的六百里商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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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於註解的訛變分析

後世史家之所以會將商於地註解錯亂，筆者以為是受兩條史料的影響。首先是由於《史記·商君列傳》中記載:「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集解》引徐廣曰：「弘農商縣也。」《索隱》：「於、商，二縣名，在弘農。」《正義》：「於、商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古於邑也。商洛縣在商州東八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商國」。開始混淆了商於和商鞅封邑，使得後人對於商於的認識與商鞅封邑緊緊地聯繫起來，即認為商於即商鞅所封於、商。那麼商鞅所封之地與商於之間真的存在關聯嗎？

要辨明這二者聯繫，必須先要弄清楚商鞅封邑問題。首要問題是《史記》所記載商鞅究竟是被秦封於、商二邑，還是封於商縣一邑，也就是說「於」究竟是指代地名還是助詞，太史公並未說清，以至於後人在註解時產生了地名的誤解。徐中舒認為「於商」當做「商於」，是由於後人在傳抄《史記》的過程中不解「商於」之義，將「封衛鞅於、商」錯抄成了「於商」，因此商鞅封地本來有兩處於邑和商邑，變成了商地一處。但是根據古本《竹書紀年》中的記載：「梁惠成王三十年，秦封衛鞅於鄔，改名曰商。」很明顯，被封之地原為鄔，後改名為商。《集解》所注為弘農商縣，亦已指明衛鞅封地只在商縣一地，與所謂的於中並無干係。之所以後世會將兩者混淆，雷學淇對此解釋:「小司馬蓋讀『於』為『烏』，謂《紀年》之『鄔』也。因此張儀之詐楚，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故謂此鄔謂彼於矣。《漢書·地理志》弘農郡商縣注云：『秦相衛鞅邑。』其丹水縣注止雲:『密陽縣，故商密也』不雲有『於』。」在筆者看來應是合理的，此外陳逢衡、侯甬堅等人對於於商十五邑的解釋也與之類似，都認為所謂「於商」、「商於」這些地名前後變化使用，俱是指商縣一地。所以商鞅封地應該只有一處，就在弘農商縣，即今丹鳳縣西古城嶺一帶。同時，根據孝公時期秦楚勢力範圍來看，在丹江下游的析縣於邑等地仍屬楚國掌控，秦國的勢力範圍在當時不太可能達到丹江下游的商於地區。此時封商君於楚地，不合常理。如此看來，商鞅所封之地與酈道元、裴駰等人所言之「商於」實為兩地，許多學者將其混為一談，是為謬誤。

既已辨明商於之商並非商鞅封地商縣，那麼為何在後世史家註解中於中又會從丹江沿岸轉移至內鄉縣東的於村呢？筆者以為是受張儀所謂的六百里商於地欺楚之典故影響。因為真正意義上的商於之地只是丹江下游沿岸的狹小地帶，無論是距離還是面積，都沒有達到六百里的程度，那麼六百里商於地究竟是從何而來？張儀以六百里商於地詐楚事迹記載於《楚世家》與《張儀列傳》中，也見於《戰國策·秦策二》，上文對商於地的註解多基於此。在此三種記載中，當以《秦策》所記較為原始，《楚世家》與《張儀列傳》更多有增飾。但三者所用史料應是同源，似有一定的可信度。然而學界對張儀欺楚之事卻是多有質疑，清人梁玉繩就已在《史記志疑》中對楚王派勇士借符，以辱罵別國之君來絕交的方式表示懷疑，而繆文遠在《張儀和楚國關係考實》中明確提出張儀其事當為後人偽造，鄧立勛則認為張儀連橫的大策略乃是「親魏善楚」，張儀完全沒有必要以商於之地去欺詐楚國，使其連楚不成反招致楚國記恨。可見張儀欺楚之事，確實存在許多疑點，但所有的學者在論及商於時，並未考察過此事真偽，殊為不妥。因此，有必要先辨明此事。

對於張儀欺楚的種種疑點，前人已做詳細考訂，在此就不多贅述，只討論其前提，即彼時張儀所說的商於六百里之地是否真的存在？其歸屬於秦還是楚?因為在邏輯上商於之地只有真實存在且屬於秦國，才有可能成為張儀用來「欺詐」楚國的資本，張儀欺楚之事在邏輯上才能成立。那麼首先需要確認的是張儀所謂的商於究竟指代何處？侯甬堅就認為戰國時商於地是指以商縣為中心方圓六百里地區，《水經注》、《史記集解》中記載的於中乃是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流民南遷過程中產生的，戰國時並不存在。但筆者以為缺乏足夠的史料依據。因為上文已言明商於之地只可能在丹江下游的商密、於中一帶，而商鞅封邑之商縣地處武關之內，自為秦所佔以來未曾易手，又如何成為楚備秦之地呢？並且在《史記》、《戰國策》等秦漢史料中也已明確出現了於中的記載，可見張儀所說的「商於」並非指商縣。而根據《越世家》記載商於在張儀赴楚前早已被視為楚地，這就要進一步探析商於在楚懷王十六年（BC313）前的歸屬情況。

根據史料記載張儀欺楚的背景是因為秦欲伐齊，而齊楚相親，在《秦策二》中更詳細說明是因為齊助楚攻秦，取曲沃（BC314），因此惠王要派張儀去拆散齊楚同盟。同時筆者關注到另外兩條史料，一條出自《越世家》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黃以周在《史記越世家補並辨》中認為「遍考秦、漢古書。楚圍徐州之年，並無三大夫圍於中事，恐所記有謬。」但是結合另一條來自《詛楚文》的記載：「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淫佚甚亂，宣侈競從，變輸盟制。內之則暴虐不辜，刑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置諸冥室櫝棺之中；外之則冒改厥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厥湫之光烈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以臨加我，欲滅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大神厥湫之恤。祠圭玉、犧牲，逑取我邊城新隍，及於、長、親，我不敢曰可。」

《詛楚文》在古今學界雖有較大爭議，但郭沫若對於此文的年代考訂筆者以為還是比較準確的，此文應作於楚懷王十七年（BC312），正是秦楚丹陽、藍田之戰時，而上文所言之事，應是楚與五國合縱攻秦以後（BC318）的史事，這裡說的「逑取我邊城新隍及於、長、親」有學者認為是楚在五國攻秦時侵佔的秦國領地，但筆者以為這應該是發生在五國攻秦之後事，與上文三大夫圍於中事同為一件。從這兩條史料中可以看到，於中即商於之地，彼時應為秦所佔，楚國在張儀奉命使楚絕齊之前，就已對於中展開了軍事行動。另從秦國的反應:「我不敢曰可（何）」來看，秦楚商於之爭明顯秦處於下風，楊寬對此解釋為張儀使楚獻商於地實為緩兵之計，或為可信。因此，張儀獻楚商於之地雖有種種疑點，在邏輯前提上確實能夠成立。故而筆者認為此事雖有可能發生，但六百里商於之說卻是後世虛構而成。

這就要提到學界對商於之地的另一種認識，即為漢中地。徐中舒、繆文遠等人就認為商於之地乃是楚漢中地的別稱。因為秦國在丹陽之戰中攻取楚漢中地，取地六百里，後在《戰國策》中記載張儀欲將漢中地復楚，楚王不願納漢中地而求張儀故事，而在《史記·張儀列傳》中記載的是「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正義》註：「武關外即商於之地。」前者楚欲求張儀而不納漢中地，後者欲得張儀而不願易商於地，又加之《楚世家》載：「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聯繫《越世家》記載「商、於、析、酈」 使得後世史家很自然地將商於與漢中等同在一起。但是另有《華陽國志》記載：「司馬錯伐楚，取商於之地為黔中郡。」似乎商於之地又可以指代黔中，足可見史書中對於商於認識的混亂。細察相關史料，可知秦國曾有多次欲還漢中與楚。張儀欲復漢中與楚是為使楚王逐昭過、陳軫，而秦割漢中地先是為與楚複合，後許楚漢中是為孤立韓國進而攻取宜陽，皆未曾言秦欲以漢中地（商於地）求楚黔中地，何況秦國在當時捨棄秦楚接壤的武關外戰略要地去換取仍在楚國勢力腹地的黔中，顯然不合情理。足可見《張儀列傳》所記張儀事迹多為戰國縱橫家附會編造之辭，或為誇大張儀之功績，而將商於與漢中兩地混淆，又因有「漢中地六百里」的說法而將漢中地的六百里張冠李戴到了張儀所獻楚商於地之上，訛變為六百里商於之地。

總之，張儀欺楚之典故為後人捏造的成分較多，後世史家在註解商於時迷信典故記載，未能分辨六百里商於之說真偽，在地名註解中為強圓商於六百里而將於中東移至內鄉縣一帶，與商縣一道構成涵蓋商州至內鄉六百餘里的統稱，從而產生了商於地望的訛變現象。商於地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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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關地望的訛變分析

今人對商於地的認識界定模糊不清，是受史書註解中訛變現象影響，然而在史地學界對商於地區重要關隘——武關地望的爭議則更大，筆者以為武關亦是受後世史家的錯亂註解而導致地望上的爭議。

武關，作為關中通往南陽咽喉通要道上的重要關隘，在先秦歷史上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讀史方輿紀要》雲武關：「扼秦楚之交，據山川之險，道南陽而東方入，入藍田而關右危。武關巨防，一舉而輕重分焉。」素有「一夫守壘，千夫沉滯」之說。但由於史書典籍對其地望記載不清，使得武關古址迷離難辨，眾說不一，至今難有定論。

現今學界對武關地望主要有兩種看法，即屢變說與不變說。持屢變說者以譚其驤等為代表，認為戰國早期武關應在今荊紫關西的丹江北岸，至秦漢西移至今商南縣西南的過風樓一帶，至唐代移至今武關鎮。還有認為戰國武關舊址應在過風樓附近，六朝時關址遷到了今丹鳳縣竹林關附近，唐代又遷到武關鎮。另有說法認為故武關一直在丹江北岸的過風樓處，至唐代才移至今武關鎮。屢變說內部對於武關舊址的變遷各有說法，但總的看法都認為現今武關並非唐以前武關。而持不變說者以郭沫若、林甘泉、陳可畏等為代表，認為戰國武關就設於今武關所在位置，未曾有過遷移，古今只有一個武關。如侯甬堅通過研究歷代行軍路線，並結合丹江地形與布防進一步說明了武關一直在今地。而王子今則根據丹鳳縣武關鎮出土武侯瓦當推論漢代武關應在此處。但細查前人所做考證研究，仍有些許不足之處，值得進一步探討。

武關在春秋戰國時或稱「少習」，據《左傳·哀公四年》：「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晉杜預注曰：「少習，商縣武關也。」由此將武關與春秋少習聯繫起來。或有學者以為少習不一定指關隘，武關與少習沒有直接的繼承關係，但那也只是一家之言，普遍的學界共識還是認為武關最早便是春秋少習。然而在《史記》三家注中卻出現了對於武關方位註解的分歧：裴駰的《集解》引文穎曰：「武關在析西百七十里弘農界。」《正義》云：「武關在商州東一百八十里商洛縣界」又引《括地誌》：「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少習也。」此外，另有《索隱》引《太康地理志》云：「武關當冠軍縣西，嶢關在武關西也。」鮑彪引《始皇紀》註：「武關，秦南關，在陝西弘農東。」《索隱》和《始皇紀》所注武關只有大致方位，故可略去，主要來看《集解》和《正義》兩家所注方位。之前學者都嘗試用史料記載的古里數來推斷具體位置，所得結果卻也是大相徑庭。如果從大致的路程數來推算，那麼商州和商洛縣到今武關鎮武關的距離還是比較符合《正義》、《括地誌》所載里數，可見唐代時武關的位置是明確的。但是唐以前裴駰、文穎以及盛弘之的《荊州記》記載：「武關西北百二十里有商城。」中析縣、商城距離今武關卻是出入甚大，故有持屢變說學者認為唐以前武關應在過風樓一帶就是根據《集解》和《荊州記》所記里數來推斷的。但是就如侯甬堅所言文獻記載的古里數最多只能確定一個大致的方位，想要直接依靠文獻資料所記里數來確定古地名，難免會有所出入，欲求其精確的定位，還是需要其他途徑來加以探討印證。

根據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來看，現在可以確定的是，在今武關鎮附近確實出土有大量漢代文物遺存，其中有非常關鍵的漢武關侯瓦當。王子今以此證實今武關鎮為漢代武關位置，筆者認為是比較可信的。那麼為何在漢以後對武關地望的記載會有如此大的出入呢？

再來看《水經注·丹水篇》對武關的記載：「丹水至商縣東南流注，歷少習，出武關。」或有人認為此處丹水乃是丹江支流武關河，但在酈道元《水經注》中並未出現將支流指代主流的說法，今武關鎮在丹江支流武關河岸，距離丹江主流尚有一定距離，顯然不符合《水經注》中「丹水歷少習出武關」的記載，因此就有兩種可能：①文穎、酈道元所注武關方位有誤，先秦以來武關一直在武關鎮；②《水經注》等記載無誤，當時武關就在丹江沿岸，魏晉之際武關地址可能有過遷移；如果是第二種，武關存在遷移，那麼理應在註解中會有「古」「今」武關之分，並且在相關的文獻記載中應該有提及，但是就筆者所掌握文獻資料來看，只有《括地誌》中有「故武關」的稱謂，但是其地望同樣指向今武關鎮。另外，杜預乃西晉初年人，其所注「商縣武關」應在文穎之後，如果武關地址發生了變遷，那麼杜預仍將其注在商縣就很難說通了。因此筆者更傾向於認為文穎所注方位有誤，古今武關一直未變。

筆者以為文穎所注武關實乃武闕關之訛誤，根據張衡《南都賦》描述南陽：「爾其地勢，則武闕關其西，桐柏揭其東。」《漢書音義》引文穎曰：「武闕山為關而在西，弘農界也。」在此出現了一個與武關非常相似的地名武闕，並且都有文穎注釋其地在南陽西弘農界，這是否是一個巧合呢？劉昭注《續漢志》武關言：「《南都賦》曰武關在其西，文穎曰去（析）縣百七十里。」便已將「武闕」與「武關」等同起來。清人胡紹煐在《文選箋證》進一步解釋認為：「武關作武闕者因避字復而改耳。」顯然，後世史家都認為武闕即為武關，但筆者以為不然。雖然賦體作品不同於一般史料，為人詬病其多為蹈虛之辭，但學界對《南都賦》的史料價值還是較為肯定，認為其「理資實事」，「皆有史可稽」，而且以張衡對家鄉南陽之熟悉，定然不會將相關地名混淆，加之彼時武關早已存在，如若張衡所言乃是武關，則無需改稱「武關」為「武闕」，更何況以文意來看，張衡賦中所言，乃是西有武闕山為關，所指對象為山，並非胡紹煐所認為的因避「關」字重複而改動。另外，文穎對其註解中亦可得知，武闕山在弘農界，而商縣武關則據《續漢志·郡國志》故屬弘農郡，東漢屬京兆尹，如果武闕山指的是商縣武關山，那麼只會在京兆尹，不可能出現在弘農界上。因此，武闕山並非指代武關山，而是另有所指。後世史家或許因為古籍刻本在流傳過程中的錯印而將「武關」與「武闕」地名混淆，將兩地訛變為一地，因此也就有文穎注武關於弘農界的說法，並為《荊州記》、《水經注》等繼承，從而在東漢以後產生了武關地望的爭議。

對於武闕山，從李白《南都行》描寫：「南都信佳麗，武闕橫西關。」來看，武闕山橫卧於南陽西部，同時根據《直隸商州志》載：「又（商）州東百六十里有新開嶺，為武關西障。」新開嶺在今竹林關至過風樓一帶的丹江南部，東西延綿百里，在方位上並不在今武關西部，因此這條記載中的武關，筆者以為指的應是武闕關。也就是說，很有可能武闕山就是新開嶺山脈中的一部分，東西橫卧於南陽西部，亦屬於丹水流域，為武闕關西障。另從武闕山的字面含義來看，古時常在山脈的闕口處設置關隘，東漢時期曾設有伊闕關，即洛陽南龍門山和香山的闕口，兩山夾峙，伊河穿流其中。而今過風樓所在正是河谷川塬地貌，嶺谷相間，高差懸殊，契合山之缺口的字面含義。因此筆者推測，所謂武闕關，很有可能就是在今學者認為的過風樓武關位置。之所以在後世流傳的史書記載中不常出現，一方面是由於其與更為著名的武關名稱相近，多被史家混為一談；另一方面由於武闕關所在丹江流域多為高山深谷，貼壁小道，其道路難以大規模行軍，並不具備交通往來的優越條件，很快就被廢棄而為史書所忽略了，或許在唐代以前，在此區域著名關隘就只剩下武關，因此唐代以來史書對武關地望的記載都趨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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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通過上文對於商於之地與武關地望的探析，我們可以發現，古時商於之地，本在丹江下游地區，有古商密與於中，因以得名。後由於秦封衛鞅於商邑，史家在註解地名時，將兩地名概念混淆，「商於」之「商」便由丹江下游上移至商洛商縣，後又迷信張儀以六百里商於地欺楚之故事，從而混淆了古於中與於村兩地，「商於」之「於」又由丹江下游的於中東移至內鄉縣柒於鎮，最終使得商於之地的概念在層累的訛變中不斷錯亂擴充，形成了囊括商縣至內鄉整片地帶的籠統稱謂。而古往今來武關地址一直在今丹鳳縣武關鎮，不曾有過遷移。之所以在後世出現不同地望的觀點，是因為自文穎注開始將武闕關與武關兩處混為一地，出現兩種不同的武關方位註解，由此引申出現代學者對武關地望考證出入的爭議，部分學者所推測的過風樓武關位置很可能就是東漢武闕關所在。

由於古代早期史料記載的模糊與簡略，許多地名在後世註解中產生混淆和概念含義的擴大化，這種地名在史料流傳中的訛變，一方面是由於歷代史家對於地名方位記載的隨意性有關，由於缺乏現代的地理探測技術，古人對於方位的描述只有相對位置與大致的方向，即使有里數的描述，也限於粗略的距離估算，難以有效定位，加劇了古地名產生訛變的可能性。也因部分史家缺乏足夠的史學素養與對當地地理環境的了解，迷信相關典故傳說，人云亦云，在考釋相關地名時錯注、亂注，直接導致了地望記載的訛變，使得地名方位在歷史地理沿革中發生虛假的變遷。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歷代地理行政區劃的撤併變動頻繁，且地名改動多樣，導致史家在註解地名時，難免會出現相近地名混淆的現象，今人如果不加考證地徵引，必然會導致研究的疏漏與偏面。

通過對商於、武關地望的訛變現象考察，筆者總結了三種易出現地名訛變的條件：一，不同地名之間有名稱上的相似性，如商於與商邑，武闕與武關；二，相距較近且記載模糊的地名，也極易被史家混淆如衛鞅封於商；三，行政區劃撤併頻繁，交集過多的地區也易產生縣制名稱上的訛誤如析縣、內鄉縣與淅川縣的糾葛；當然史料中也肯定存在其他特殊的地名訛變個例，這需要我們更為重視這方面的論證研究，在考辨文獻典籍中的地望記載同時，結合不斷發現的文物遺存，儘可能去還原歷史地名的真實面貌。

總之，我們在研究古地名地望時，需要針對史家註解多加徵引辨析，特別是面對一些古今界定認識模糊的地名時，尤其要留意其可能出現的訛變現象，這樣才能夠有效避免錯上加錯的論斷產生。

附商於地區流域示意圖：

2017 青年歷史評論 NO.25

已進行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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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因微信排版需要，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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