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鎏金銅鏡

一、博局紋鏡

鎏金博局鳥獸紋銘文鏡，1952年長沙伍家嶺M211出土。鏡背部紋飾鎏金，圓鈕，柿蒂紋鈕座，外圍雙線方框。方框外飾博局紋，博局紋間有一帶四乳的圓圈紋和主紋鳥獸紋。主紋飾帶與銘文帶間有一周短斜線紋，銘文一圈52字：「聖人之作鏡兮，取氣於五行。生於道康兮，咸有文章，光象日月，其質清剛，以視玉容兮，辟去不羊（祥）。中國大寧，子孫益昌。黃常（囊）元吉，有紀剛（綱）」。素窄緣略高，直徑18.6厘米（見圖1）。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M211報告中定的時代為西漢後期，根據銅鏡的風格有可能到新莽時期

1954年長沙黑門槽2號墓出土東漢鎏金博局紋鏡

鎏金四神博局銘文鏡，長沙黑門槽M2出土，圓形，圓鈕，多乳座，座外兩個大小相套的方框，框外為博局紋，八乳四神紋，一周短斜線紋和鋸齒紋間有一圈銘文帶，內圈銘文：「湅石華兮之菁，見上下知人，清心志得樂長生，內天光明而清」，外圈長宜子孫。鏡緣最外為素平緣。直徑20.7厘米。圖錄定為東漢時期。同墓還出土一貼金規矩鏡。

出土鎏金博局紋鏡的還有：

1978年，長沙楊家山304號西漢晚期墓出土兩面鎏金博局紋銅鏡（見圖2）

1955年西安王家墳出土鎏金博局紋銅鏡

1958年廣西梧州出土鎏金四神博局鏡一面

圖2 鎏金四神博局銘文鏡

這幾面鎏金博局紋鏡，主紋飾為博局四神獸或者博局鳥獸紋，風格較為一致，整體紋飾的局部及銘文存在一定差異，這可能與他們所處的地域和時代有關。博局紋鏡是漢代最流行的鏡類之一，又習稱規矩紋鏡，尤多四神博局紋鏡。根據各地博局紋鏡出土情況，可知其主要流行於王莽時及東漢前期，其中簡化博局紋鏡盛行於東漢中晚期。洛陽火燒溝漢墓的資料認為四神規矩鏡的出現或許在王莽之前，最盛期應是王莽時，其下限可能到東漢中葉。結合墓葬的情況可知，上述鎏金博局紋銅鏡時代應在集中在西漢晚期至東漢前期。

二、神獸鏡

東漢鎏金五乳四神鏡，義務博物館藏品，浙江義烏縣徐村鄉出土。直徑14厘米，圓錐形鈕，重圈鈕座（見圖3）。內區以五乳間隔五區，分別飾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羽人。周銘：「尚方作鏡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外區飾變形蟠螭紋。鏡背鎏金[8].

圖3 楊家山304號墓鎏金規矩鏡

鄂城地區70年代出土有多面鎏金畫紋帶神獸鏡，分別為1971年鄂鋼五四四工地出土、1977年塗鎮公社毛壙大隊出土、1976年西山鐵礦第55墓出土[9].以鄂鋼五四四工地出土為例：扁圓鈕，鈕上有錯金獸紋，圓座。主紋六神四獸，外為半圓方枚一周，方枚上每枚一字，合為「九子作世而服者吉利」一語，再外為鋸齒紋一周。邊紋為變異雲紋，內為龍、鳳、獸、羽人等組成的畫紋帶，緣側三角紋飾亦錯金一周，紋飾通體鎏金頗為華麗（見圖4）。《鄂城三國六朝銅鏡》定為六朝。另外我們在館藏鑒定中還見有安徽舒城博物館藏有一面鎏金銅鏡，為與鄂城五四四工地出土鎏金畫紋帶銅鏡紋飾布局、鎏金範圍大致相同，其鏡緣的雙線鋸齒紋亦錯金。唯環狀乳除了神獸關節組成外，還有一部分為口銜物組成。在時代上兩鏡應較接近。

圖4 浙江義烏鎏金五乳四神鏡

王建之墓所出鎏金鏡主紋為高浮雕神人神獸，同向式排列，半圓方枚帶中方枚內有銘文，邊緣亦為畫紋帶式。此鏡鑄造極為精細，鏡身鎏金，鏡鈕上嵌有金絲。直徑17、緣厚0.4、鈕徑2.4、鈕高0.9厘米。該墓出土有「黃武六年」銘文銅弩機，墓誌中記載墓主人「泰和六年薨」，該鏡的年代應不晚於泰和六年。

上世紀80年代鎮江博物館採集到半圓方枚神人神獸鏡，紋飾皆鎏金[10];1958年江都縣出土一面鎏金半圓方枚神人神獸鏡，另外鈕上還有錯金紋飾[11],現藏泰州市博物館，為三國時吳鏡。此外浙江上虞博物館、上海博物館藏鎏金鏡也是鎏金畫紋帶神人神獸鏡類。

鎏金銅鏡中的第二類為神獸紋鏡，又可區分為神獸鏡和畫紋帶神人神獸鏡。神獸鏡是東漢時期新出現的銅鏡，在東漢中期以後開始出現並逐漸流行起來。在東漢及其後的六朝時期佔據重要地位，在南方長江流域的江蘇、安徽、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江西等地多見，北方地區則很少見。本文所列鎏金鏡分別出自浙江、湖北、江蘇、安徽等地，均在神獸鏡的流行範圍內，按其圖案的繞鈕方式可以分為環狀乳式、對置式和同向式等。畫紋帶神獸鏡鏡背及緣外側通體鎏金，富麗豪華，集中反映了東漢至南北朝時期南方鑄鏡業的蓬勃發展。

鎏金銅鏡的形式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有所變化，漢代時期有博局紋鏡和四乳神獸紋鏡，主要集中在前者，鎏金的範圍主要在鏡背紋飾區域，有的甚至在外圈部分未見鎏金，如浙江義烏的神獸紋鏡。六朝時期的鎏金銅鏡則鎏金範圍擴大，往往除鏡面部分外其餘均鎏金，鈕及緣側還會嵌錯金飾，如鄂城鏡，舒城鏡，泰州鏡等。

由上可知目前所見鎏金銅鏡主要集中於博局紋和神獸紋，我們認為鎏金銅鏡集中於這兩類銅鏡，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材質和紋飾的相互一致，強調了當時的社會思想。

漢代博局紋鏡長久以來一直是學界討論的一個熱點，討論一般都集中在關於「TLV」所代表的涵義，本文認為這一紋飾應源自漢代盛行的六博戲。江蘇省東海縣尹灣漢墓出土博局紋銅鏡銘文有「刻治六博中兼方」，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新莽時期博局紋銅鏡拓片銘文為「刻具博局去不祥」，說明漢人對此紋飾的稱呼為六博或博局，源自當時的六博棋局。六博戲是漢代很盛行的遊戲，除了遊戲娛樂性質外，他作為社交禮儀的一部分是宴飲活動的一部分，與樂飲、投壺相關聯，六博依投擲而行棋，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還具有占卜的作用，北大漢簡《日書》及尹灣漢墓簡牘《日書》中都有《博局占》圖形和文字表述，占卜有婚嫁、行、病等事項。另外還有祭祀的功能「哀帝建平四年正月，……其後，京師郡國民聚會裡巷阡陌設祭，張博局，歌舞祠西王母」，四川新津漢墓畫像石還出土有仙人六博的圖像，這說明作為當時流行的遊戲和可以表達貴富升仙思想的六博戲，它的棋局圖案被借用到銅鏡上面是合理的，一同被借用的還有它所表達的吉祥升仙的思想，而博局紋鏡的銘文也多「尚方作鏡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浮游天下敖四海，壽如金石為國保」、「上大山，見神人，食玉英，……」等，說明了博局紋銅鏡表達了人們長壽升仙的強烈願望。而神獸鏡在紋飾表達上多採用東王公、西王母、眾神、四靈等道教人物、守護神圖案，銘詞也多反映道教思想，以本文為例，長沙伍家嶺鎏金博局鳥獸紋銘文鏡，銘文一圈52字：「聖人之作鏡兮，取氣於五行。生於道康兮，……其質清剛，以視玉容兮，辟去不羊（祥）……」。雖然兩類銅鏡的紋飾、銘文具體內容不同，但是其中心思想都是一致的，即仙人、長壽、貴富。

戰國、漢代時期，在真正意義上的道教產生之前，成為道教重要來源的神仙方術思想深刻的影響著世俗生活。如秦始皇就曾派人去往蓬萊尋仙，在漢代時期，漢武帝的好祀求仙更是不絕於書。神仙方術思想深刻的影響著世俗生活，其中「黃金」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不死」（《史記·孝武本紀》），到了東漢時期，這一風氣更是盛行。另外，黃金的化學性質是自然界金屬中最為穩定的，他能耐高溫，金的熔點是1064.43攝氏度，不怕氧化，不易生鏽，也不溶於酸鹼。因此，黃金非常適宜用來對其他質地的器物表面進行裝飾。

綜合鎏金銅鏡的紋飾、銘文、鎏金材質可見這類銅鏡除了所具備的照容功能外，從其表現形式上來看，更重要的是作為一種心靈的慰藉品，是當時神仙思想在世俗生活中的集中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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