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日本在「汪」「蔣」間的搖擺政策

作為對「蔣」「謀略政府」的汪偽政府

1938年1月，日本政府發表第一次近衛聲明，宣布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與中國新政府合作，調整兩國邦交。近衛聲明的發表，意味著在「陶德曼調停」失敗後，日本當局決心否定國民政府，與自己扶植的在華代理人「調整兩國邦交」，來確保在華侵略利益。在近衛聲明發表前後，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偽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分別於北平、南京成立。

但偽政府的實力和影響力相當有限，對淪陷區的統治尚賴日本維持，要「調整兩國邦交」實屬勉為其難。日本當局認為，有必要統合現有的傀儡政權，扶植一個「實力政府」。1938年7月8日，五相會議通過《中國現中央政府拒絕屈服之際的對策》，要求「在繼續強化現有的各親日政府實力的同時，努力將之統合為一個政府」，使其成為「中國實際上的中央政府」，藉此「取代現有的中央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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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央政府」的首腦被指定為汪精衛，日本當局希望汪精衛發揮自身在國民黨內外的影響力，發起「和平運動」，並統合華北、華中的偽政府，從而建立一個有實力的「新中央政府」。日本媒體大力宣揚「汪派的和平運動已擴展至中國全境」，「圍繞著汪派的和平運動，事變正孕育著劃時代的前景」，「事變處理進入了新的階段」。日本政府則公開宣稱：「帝國以『全力支持汪精衛，期待成立以汪為中心的新中央政府』為根本方針。」

與日本當局的期待相左，汪精衛的「和平運動」並未動搖抗戰根基，汪精衛陣營實力畢竟有限，而重慶國民政府也並沒有走向崩潰，仍然在堅持抗戰。如果以汪精衛為首的「新中央政府」不能「取代現有的中央政府」，那麼對於日本當局而言，扶植汪偽政府的意義就要大打折扣。而且，一旦汪偽政府成立，日本當局對其「正式承認」，那麼要繞過汪偽政府，同重慶政府進行中日會談，就難以自圓其說。

扶植汪偽政府只是日本當局侵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並非不可替代。既然汪偽政府難以滿足日本當局的預期，那麼不可避免地在日本當局內部出現了要求暫緩扶植汪偽政府的聲音，如華北方面軍、在香港進行「和平工作」的小川平吉分別向東京當局提交的報告就持這種意見。

華北方面軍認為，在無法靠實力征服中國的情況下，成立「新中央政府」，來促進重慶國民政府從內部瓦解，這是一種「謀略行動」。若不能達成此目的，過早成立「新中央政府」，不但沒有意義，還必將導致「新中央政府」和重慶國民政府並立對峙，不利於收拾局面。小川平吉也認為，日本期待「通過汪擴大在中國的統治」，「促使蔣政府崩潰」，這是不切實際的，蔣介石政府仍有相當軍政實力，難以在短時間內崩潰，汪精衛成立的「政府」則「恐怕影響力很難及於佔領地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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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反對意見並不一定會直接影響日本的中央決策，但在汪精衛等積極籌備偽政府的同時，日本當局的對華戰略，仍在「汪工作」與「重慶工作」之間搖擺不定。《事變解決秘策》提出，如果汪偽諸人反對日本的「重慶工作」，日本可以「棄汪求蔣」：「若汪方阻礙日本與重慶之談判，可據情況將其排除，雖形式上仍然與新中央政府交涉停戰，然汪蔣合并工作以重慶方面為主體，事若至此，需引導國內輿論之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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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當局對華政策的搖擺，招致汪偽方面和日方從事「汪工作」人員的不滿，認為日本當局沒能充分認識到汪偽政府的意義，雙方缺乏互信。主導「汪工作」的影佐禎昭不禁感嘆：「日本政府與軍部的事務當局中，也有對於成立汪政府的意義缺乏認識，不熱心於支援和平運動者」，「汪政府要人之中，有不少人對我哀嘆說日本不相信友人」。

汪偽方面對此也有相似意見。日本當局在沒有知會汪偽方面的情況下，進行聯絡重慶國民政府的「桐工作」，周佛海得知後頗感失望：「今井、臼井赴港，犬養等在滬從未提及，令人不能不懷疑日本之誠意。」

既然日本當局認為「應使汪方認識到」，「重慶工作必然存在」，周佛海也明確表示，不會反對「重慶工作」。在接待來訪的日本眾議員神尾正雄時，周佛海聲言：「余告之以中央政府即使組織，絕不至阻礙全面和平。」但如果日本當局進行的「重慶工作」影響了汪偽政府的成立，汪偽方面則難以接受。周佛海得知日本當局可能不會立即承認汪偽政府後，向犬養健表示：「余謂余輩絕不反對與重慶談判，但新中央如日本不承認，則寧可不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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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初，中國派遣軍司令部制定當年對華方針，決定將1940年的對華工作分為前半年和後半年兩個階段。前半年，繼續加強「解決事變」的努力，即「汪工作和對重慶工作並進」，如果效果不彰，後半年則逐漸轉入「大持久戰」階段，基本放棄「重慶工作」，準備與重慶國民政府長期對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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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上述方針聲言要在1940年前半年「汪工作和對重慶工作並進」，但考慮到汪偽政府將在這個時期正式宣告成立，中國派遣軍仍將「重慶工作」置於對等的地位，足見其對「重慶工作」的重視。中國派遣軍參謀部同期制定的《關於解決事變的極密指導》將「重慶工作」分為兩個階段，分別為「新政府成立前的努力，至三月左右為止」，以及「新政府成立後的努力，持續半年左右，若不奏效，則轉入大持久戰」；並強調汪偽政府的成立，不能成為「重慶工作」的障礙……可見中國派遣軍將汪偽政府「當作正式政府」，是在「重慶工作」成功，即「事變解決」，或者「重慶工作」「不奏效」，日本當局決心進行「大持久戰」後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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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重慶和談與暫不承認汪偽政府

汪偽方面希望，在汪偽政府成立後，日本當局能立即加以承認。1940年2月27日，周佛海告知犬養健：「如日方不決定承認中央政府，吾輩即停止組府工作。」3月2日，汪精衛也向日本方面表示：「新政府是否具有實力，不是問題所在，問題在於是否具有穩固地位。日本迅速正式承認，賦予其新中央政府的地位，才是最重要的。」

與汪偽方面的希望不同，對日本當局而言，汪偽政府的實力問題，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其對汪方針。鑒於汪偽政府缺乏實力的現狀，日本當局決定暫不急於承認汪偽政府。而是在汪偽政府成立後，派遣「特派大使」與汪偽政府交涉「基本條約」，對汪偽政府的正式承認與簽訂「基本條約」捆綁，暫不敲定具體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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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當局秘密進行的「重慶工作」，一直對扶植和承認汪偽政府事宜產生影響。在汪偽政府成立前的1940年3月15日，日本軍方文件《目前對華處理要領》（以下簡稱《要領》）要求，「若停戰協議在汪政府成立前簽署，則促進汪與重慶政府的合作，可接受汪提出的延期或中止成立新政府的請求」；「若成立政府在先，我方應儘可能在促使重慶政府接受現實的同時，對承認新政府加以保留」；「不管哪個在先，均應積極促進汪蔣合作，簽署和平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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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領》認為，可以將汪偽政府的成立當作「桐工作」的籌碼：「為促進、隱蔽桐工作，應將對以汪為中心的新政府的支持具體化」，通過對汪偽政府的支持，可以對重慶國民政府施壓，同時掩護秘密進行的「重慶工作」。

其次，成立汪偽政府，並促進汪蔣合并，通過汪偽政府的緩衝，可以在保持近衛聲明立場的前提下，實現與蔣介石的交涉。由此，對汪工作隨時可以轉變為對蔣工作：「應派遣特命全權大使，指導、參與作為承認新政府前提的日華新關係條約的交涉。若此期間桐工作取得突破，則全權大使的任務，應變易為同汪蔣合作後的國民政府交涉、締結日華新關係條約。」

因此「新政府成立工作，並非僅為擁護汪政府，而是要促進一實力政府的出現，作為解決事變的對象」，落腳點實際還是在「實力」問題上。就此，日本當局要求汪偽方面「了解」「支持」日本當局的「重慶工作」，給予「諒解、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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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偽政府成立後，日本當局的對華政策並沒有因此根本轉變，「重慶工作」仍佔有重要位置。4月19日，中國派遣軍參謀部要求

「新中央政府的首要任務是重慶工作」，又在5月8日通過《當前處理事變方針》，規定「事變解決」的整體指導思想，仍應遵循1月1日通過的《關於解決事變的極密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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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被日本軍方寄予厚望的「桐工作」長期不見成效。中國派遣軍參謀部於7月27日制定《終結桐工作指導方針》，要求不能再逡巡於低層次的會談，應從速爭取高層會談，無論實現與否，儘快對「桐工作」有所了結。「本工作現階段的根本思路：將誘出敵國主權者進行直接談判作為主要目標」，「萬一能確定重慶方面的誠意」，則「停止針對具體條件的爭論，先行實現高層會談」，「就算交涉失敗，也能明了敵人真實意圖，鼓勵全國全軍奮起，由此下定打十年戰爭的決心，這樣反而會推動戰爭儘早結束」。

中國派遣軍通過「桐工作」實現「高層會談」的目標最終未能實現，中國派遣軍在1940年8月10日，日本海軍在9月10日相繼確認「桐工作」失敗。9月28日，中國派遣軍參謀部在《今後對重慶工作處理要領》中承認，「桐工作進行至此，無論是把握重慶真實意圖，還是發揮其謀略價值，均無收穫」，並決定「今後對此不抱期待，也不加強對應措施，僅作為一條情報源殘存」。

「重慶工作」的挫折，預示著汪偽政府在日本當局戰略中的位置將得以提升。日本當局逐漸將戰略方針轉向「大持久戰」，決心抑制對「重慶工作」的期待，加強對汪偽政府的扶植：「在條約準備完成後，即行承認新中央政府，移向對大持久戰的指導」，「加強國民政府的實力，使其配合我戰爭戰略。新政府在得到承認後，也須有實行大持久戰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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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初制定的《關於解決事變的極密指導》中「預想承認新政府的時期在本年年末」。 「桐工作」基本停止後，距年末還有幾個月時間，此際日本外務省在「重慶工作」上表現活躍。

9月3日，外務省提出和平條件案，認為只要能實現「汪蔣合并」，日本可以對其形式不加干涉，「汪蔣合并」不必採取南京政府收編重慶政府的形式，蔣介石非但可以不下野，甚至可以作為「新政府」的領袖，讓汪精衛下野。考慮到這與近衛聲明中「不以重慶政府為對手」的精神相悖，方案認為可以在實際上以重慶政府為對手，但不發表相關聲明，和平條約則與汪蔣合并後的「新政府」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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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外務省出台《中國事變急速處理方針（案）》，決定「全面進行和平交涉」。在交涉中，可以一方面「利用日本同新政府的外交調整已經整備的現狀」，借承認汪偽政府，對重慶政府進一步施壓；一方面釋放善意，「與其執拗於近衛聲明，不如先行進入具體問題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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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外務省通過《中國事變急速處理方針》，提出：「鑒於國際形勢和重慶政府的動向，帝國政府應從速進行實際上以重慶政府為直接交涉對手的全面和平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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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務省反對將賭注放在軍方的「謀略工作」上，考慮在進行政府主導的「重慶工作」的同時，可以多線齊頭並進。一方面，《中國事變急速處理方針》提出，對重慶的全權交涉代表，可以由總理大臣級別的人物擔任，給予其充分的決斷權。另一方面，為了聯繫重慶國民政府，外務省各部門建議廣為撒網，如東亞局第一課提議「派遣經過政府授權的民間人士，如頭山滿或其子秀三郎等重慶政府信任的人物去重慶，或者在上海、香港方面，聯繫接近蔣介石的人物，比如周作民、錢永銘、張季鸞等，或者陳誠、戴笠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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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重慶工作」與承認汪偽政府

日本外務省在軍方的「重慶工作」失敗後的活躍，一方面，是其同軍方的侵略立場一致所致；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有同軍方爭奪對華政策主導權的考量。抗戰爆發以來，日本軍方尤其中國派遣軍一直在對華事務中發揮著重要作用。1940年4月，阿部信行被任命為「特派大使」，代表日本政府與汪偽政府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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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部信行雖然是日本政府的「特派大使」，但實際上主要負責日汪基本條約的交涉，中國派遣軍則掌握著更大的對華事務的發言權。1940年4月19日，中國派遣軍參謀部通過《鑒於當下事態統一併強化當地事務處理的方策》，要求「確立派遣軍的最高地位，當地的有關戰爭和事變處理的各種事務，由派遣軍主宰、計劃並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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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底，「桐工作」宣告失敗。8月，外務省內部出現要求由外務省掌握對華事務主導權的提案：「統一國內體制的第一步，是統一處理中國事變的執行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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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務省要在對華事務上發揮更大作用，就要強調自身相對於軍方的優勢，其中較明顯的優勢，當屬對國際環境的綜合把握和利用。外務省的「重慶工作」方案也體現了此點內容。外務省制定的《中國事變急速處理要領》中「強化對重慶攻勢」部分的第一條，即是「外交體制之強化」。其中要求「從速與德意締結同盟條約，並努力在對蘇關係方面打開局面」，從而增加重慶國民政府的壓力。同時，注意盡量不刺激英美等國，防止其支持重慶國民政府……

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簽訂《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日蘇中立條約》的談判也得以推進。不過，日本當局對重慶國民政府的勸降工作，一直效果不彰。隨著漸近之前設定的1940年末的期限，日本當局不得不按照原定計劃，準備承認汪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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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三年抗戰，雖然日本聲稱國民政府已經淪落為「地方軍閥」，但實際上，如1940年11月外務省制定的《處理時局相關重要事項》中提出的：「現在作戰的目的，是控制中國大勢，佔據要衝，培養長期經營東亞的實力，使得國民政府因中原喪失而崩潰，或在名實上均變成一地方政府。」可見日本當局認為，讓國民政府「在名實上均變成一地方政府」的目標仍未實現，故只能修訂計劃，實行「大持久戰」了。

如前所言，根據日本當局的計劃，決心實行「大持久戰」的階段，也是將工作重點轉向扶植汪偽政府，準備加以承認的階段。1940年11月，在日本大本營聯絡會議上，首相近衛文麿表示：「現時帝國難以進行使重慶政府崩潰的武力進攻，短期內重慶政府不會屈服，而南京政府已經成立，並正在逐步增強其政治力量」，「帝國於此際決心進行真正的長期戰爭，承認新政府，培養、強化其政治力量，使其具有協助我方處理事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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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當局承認汪偽政府，既難以讓自身面臨的局勢得到實質性改觀，也未使汪偽政府的實力和前景發生根本變化，更未從根本上「削弱」重慶國民政府。由此，雖然日本當局計劃一旦承認汪偽政府，就擱置「重慶工作」，但實際上仍對「重慶工作」抱有希望。軍方認為：「即便到了今日，如果重慶政府願意主動屈服，與汪政府合作，那帝國也做好了寬容以待、息戰講和的準備。」正式承認汪偽政府後，「即便轉為長期戰，帝國對中國事變的目的不應有所變更，仍然期待通過政治、軍事兩方面的措施，促使重慶方面屈服」。軍方甚至還希望，承認汪偽政府會帶來重慶國民政府內部的動搖：「承認新中央政府，明示日本的堅決態度，可能會對重慶方面的動搖分子有所影響。」

政府方面也表示：汪偽政府在各項協助日本事宜及「重慶工作上，配合我方各種措施，作為我方事變處理之一翼，發揮某種程度的作用」。表現出仍不徹底放棄「重慶工作」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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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從扶植汪偽政府成立，到正式承認汪偽政府，日本當局的對華政策幾經搖擺，存在不同的對汪路線。一條路線是將汪偽政府當作與重慶國民政府交涉的籌碼，扶植汪偽政府工作的落腳點放在誘降重慶國民政府上，必要時可以放棄汪偽政府，即將其當作「謀略政府」；一條路線是以汪偽政府為日本當局的交涉對手，將重點放在扶植、強化汪偽政府上，培養其統治佔領區，並增強其支援日本當局的侵略戰爭的能力，將同重慶國民政府的接觸當作側面工作。兩條路線互相競爭又互相影響，汪偽政府雖然成立了，但在相當一段時期內，日本當局仍將其僅僅視作「謀略工作」的一部分，不急於正式承認。隨著誘降重慶國民政府的失敗和抗戰局勢的變化，日本當局不得不轉換對華政策，汪偽政府作為其統治工具和利益代理，得到了日本當局的正式承認。

本文出自《青年黨史學者論壇》第4輯，有刪節。作者張展，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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