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歷史就是一部人性暴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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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的大腦中，或多或少儲存有關於暴力的記憶，或目睹，或親歷，或是身邊的人從口角到拳腳，或是遠在他國的暴力恐怖襲擊，暴力於你，並不陌生。

文蘭川

經授權轉載自：樸野堂

（ID：nbweekly)

「Elephant in the room （房間里的大象）」，本是一句英國諺語，指某種巨大到不可能被忽視的真相，而事實上如此巨大的大象卻常常被忽視。

愛爾蘭作家Bernard MacLaverty如此形容這種微妙的局面：「彷彿你屋裡有頭大象，它是如此巨大，以至於你不可能無視它的存在，但是，大家卻都默契地從不談論它，一起漠視它，很快就習慣了它的這種存在。」

今天我們要談的這頭「房間里的大象」，就是暴力。

1

要承認，「我們中的絕大數人——包括你自己，親愛的讀者——本質上都是趨向暴力的，儘管我們很可能永遠也沒有機會使用暴力。」[1]甚至從兩歲起，我們就開始攻擊他人，此後我們並不是在學習如何攻擊，而是學習如何不去攻擊。這是心理學家特倫布萊在衡量一個人生命進程中各個階段的暴力水平後得出的結論，他稱之為「可怕的兩歲」。[2]

這個結論，有著可靠的理論依據。哺乳動物有著發揮暴力的武器，角、獠牙等，在靈長類，則是手。有武器並不是發動攻擊的充要條件，不過，我們的大腦中「安裝」有趨向暴力的系統。讓暴力不再是別人的事，而是時刻伴隨著自己的事。

人類被「安裝」的與暴力有關的大腦系統中，頗為重要的兩個構造是憤怒迴路和眶額皮層。

「大腦記錄疼痛、平衡、飢餓、血壓、心跳、體溫和聽到的聲音（特別是另一隻老鼠同伴的尖叫）的部位發出的信號，信號進入迴路，讓動物感到緊張不安、沮喪或者憤怒。迴路輸出的信號進入運動程序後，老鼠就開始跳、踢和咬。」[3]與老鼠類似，接收到各種不良信號的人類，通過憤怒迴路將自己的情緒以某種暴力形式表達出來的本能，而做出行動決策的是眶額皮層。

憤怒迴路與眶額皮層是如何協作的呢？

以搶遙控器為例，一個要看新聞聯播的人和一個要看動畫片的人，雙方僵持不下時，都會有緊張和憤怒，外在表現是臉拉得比較長，說話音量變大，以及伴隨著爭搶而來的豐富且激烈的肢體動作。這一切都是通過憤怒迴路實現的。在這種情況下，眶額皮層並未將其整合情感與記憶的功能好好發揮出來。

還以搶遙控器為例，一個要看新聞聯播的人和一個要看動畫片的人，在收到憤怒迴路反饋的同時，及時發揮眶額皮層的安定機能，「比如自製，對他人的同情，對規則和約定的敏感。」[4]如此便可避免一場暴力爭奪。

一個眶額皮層受損的人有兩個特點，一是對社交禮儀不敏感，對自己的錯誤缺乏羞恥感和悔恨感；二是自制力差。「在一次實驗中，雷恩對比了衝動殺人犯和預謀殺人犯的大腦。兩者中，只有衝動殺人犯有眶額皮層功能障礙，說明這部分大腦主控的自制力承擔著抑制暴力的主要功能。」[5]

2

是否生理上有了暴力依據就可以使暴力行為具有天然合法性呢？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審視暴力。審視暴力，從了解暴力的類型開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為什麼會減少（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Why Violence Has Declined）》一書中，作者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鮑邁斯特（Roy F. Baumeister）四分法的基礎上將暴力類型分為5種：

1.實用性、工具性、利用性暴力，即捕食；

2.統治，追求對對手的絕對控制權；

3.復仇，追求以同樣方式回擊傷害；

4.施虐，享受傷害他人；

5.最嚴重的暴力根源，即意識形態。

每個人的大腦中，或多或少儲存有關於暴力的記憶，或目睹，或親歷，或作為施力者，或作為受力者，或是身邊的人從口角到拳腳，或是遠在他國的暴力恐怖襲擊，總之，暴力於你，並不陌生。

提及暴力，我們的第一直覺是，不愉快。這種不愉快的程度與暴力程度呈正相關，當然，施虐狂和受虐狂要除外。

提及暴力，我們還會想到野蠻，至少，是不文明。一個社會的暴力程度與其文明程度呈負相關，因此，暴力現象的多寡及其頻率就成了衡量一個社會文明與否的重要標尺。

據了解，中國多起殺夫案都與家庭暴力有關。其中不乏妻子受不了家暴而向相關部門求助卻被以「那是你們的家事」為由遭到拒絕，「無政府」情況下，被逼無奈，選擇殺人。更多的，則是從一開始就缺乏向政府求助的意識或對政府解決問題的能力不信任，因此一直忍受家暴，直至以殺害對方來結束暴力待遇。

與此不同的是，在美國，自助正義更多的與「榮譽文化」相關。平克指出：「榮譽文化的本質是，它不認可攻擊和工具性暴力，但是允許在受到侮辱和冒犯後進行報復。」[6]

這一文化能夠在現實生活中被普遍認同，與美國人民將攜帶槍支視為不可剝奪的個人權利有很大關係。平克說：

在美國，人民在國家剿除他們的槍支之前就掌握了國家政權，比如憲法第二修正案確立人民有權持有和攜帶槍支。換言之，美國人，特別是南部和西部的美國人，從來就沒有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那樣，和政府簽署過完整的社會契約，容許政府壟斷合法使用武力的權力。在美國歷史上，地方民團、治安員、私刑暴民、公司警察、私人偵探和偵探公司都是合法的武裝力量，美國公民更是將武裝視為個人的權利。[7]

這也成為同一時期美國暴力事件相較於其他西方民主國家要高出一籌的原因之一。

所謂的「該出手時就出手」會有濫用自由意志的嫌疑。「該」和「不該」如何界定，則與人的認知能力有關。

如果不以某種寬大胸懷來面對這個世界，我們恐怕很難原諒每天來自不同的人不同程度的冷嘲熱諷，甚至一個並不美好的天氣都能在某一瞬間激起你的怒火。如果你能把天氣怎麼樣的話，想必你早已對他無數次飽以老拳了。所以，「暴力同樣也是一個自制力的問題」，「現代歐洲的兇殺率下降到中世紀歐洲的1/30，自制力被認為是導致這一歷史趨勢的最主要因素。」[8]

3

自制力如何對暴力發揮制止作用？人的頭腦中是否真的存在一個制衡暴力的自制力系統？如果存在，每個人能否增強自己的自制力，從而使社會形成一種新的自我約束，逐步將暴力行為發生的次數和頻率降低？

我們很可能認為有教養的文明人的自制力當然更強，離暴力的距離會很遠，但是注意，暴力絕非野蠻人的專利，相反，它是很多文明人也會採取的手段。所以，在我們以文明人自居想要與暴力劃清界限之前，需要思考一個問題：什麼情況下，人會選擇暴力？

除了前文提及前額葉受損所造成的生理上的原因外，還可能會由於正義不得伸張而導致。這就與前段時間發生的《殺死辱母者》一案情形極其相似了。

1971年，被譽為暴力美學電影宗師的Sam Peckinpah，拍了一部電影，名叫《Straw Dogs（稻草狗）》。電影講述了這樣一件事：

一個教授帶著自己年輕貌美的妻子住到了妻子的農村老家，卻多次受到當地人欺侮，教授再三忍讓，蠻民卻得寸進尺，甚至暗地裡設計強暴了他的妻子。第二天，這對夫婦在開車回家途中撞傷了一個被人追捕的智障，教授出於責任將智障帶回了自己家中。追捕者攜帶武器一路追來，威脅教授交出智障。教授始終拒絕，狂暴的追捕者就一直欺侮這對夫婦，將趕來解決糾紛的警官開槍擊斃，進一步威脅教授。萬般無奈之下，教授拿起一切可利用的武器開始自衛反擊。

故事的結局是，這位斯文的戴眼鏡的教授，將比他強壯好幾倍的蠻民一一殺死。毫無疑問，這是一次暴力事件。它源於野蠻，最後文明也被席捲了進去，而這是否意味著暴力對野蠻的征服呢？恰恰相反。作為文明的代表，教授並非懦弱，只是在事情沒有觸及他的原則時，他選擇理性面對、包容異己，但當弱者向他求救、主持正義的警官被擊斃後，他毅然選擇做正義的捍衛者。

因此，至少有一種情況，人們會選擇暴力，即當正義無人主持之時，此時暴力對弱者產生了一種致命吸引力，即便他是個文明人。這種情況下的殺人被認為是「事出有因」，這種暴力，被稱為「自助正義」。

關於暴力，有太多的話說，但說再多的話，也還是需要行動來支撐。比如默默忍受暴力的人勇敢站出來尋求幫助，比如國家給予我們更多制度保障。

［1］斯蒂芬?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信出版社

［2］［3］［4］［5］［6］［7］［8］同上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刊立場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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