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一代，抗戰一代，他跨越幾代人，同青少年紅衛兵攜手

「革命一代」之後，是魯迅打算寫的四代人中的最後一代，以馮雪峰（1903年）為代表。馮年齡較大，屬於「文化世代」偏離「自然世代」的典型個案。這一文化世代大多出生於20世紀10~20年代，主要在1930年代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左翼文藝、九一八事變和一二·九運動的影響下接受教育，走入社會，經歷了抗日烽火，思想普遍左傾。他們屬於「抗戰一代」，許多人成為上一代所創建的中國革命模式的追隨者。

再下一代主要出生於1930~1940年代，在中國革命走向全面成功的時代氛圍中成長。這是李澤厚（1930年）自己所屬的一代，即「解放一代」，按他的描述，這一代「絕大多數滿懷天真、熱情和憧憬接受了革命，他們虔誠馴服，知識少而懺悔多……作為不大」。尤其是在建國之後，這一代知識分子全身心投入到革命政權的事業中，成為上層建築、國家機器的齒輪和螺絲釘。

總體上看，「洋務一代」最大限度地開掘儒教中國向近代轉型的可能性。而洋務運動的失敗，則使中國社會的心理和思想迅速激進化了。此後，從改良到革命，從中上層主導的政治革命到自下而上的社會革命，逐級遞進。「革命一代」創建模式，取得政權，而與此同時，也日益回復到傳統儒家外加斯大林主義的治理模式。國家機器滑向官僚政治，官僚政治逐步保守化。「革命一代」創建的模式日益成為壓抑的體制。而在他們之後的兩代人，無論是「抗戰一代」還是「解放一代」，大多都是「革命一代」的追隨者、「革命模式」的接受者，因此也都沒有能力應對這個問題。

毛澤東當然是例外，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超越了作為同輩戰友的「革命一代」。為徹底改造國家機器，他鼓動群眾造反，發動文革。毛澤東希望：一方面避免歐美多黨競選的資產階級民主，另一方面又能克服蘇聯斯大林主義的官僚政治，設想用體制外周期性的大規模群眾運動（「過七八年又來一次」），來矯正單一政黨長期執政的弊端。文革的初衷，本來是發動基層群眾，包括青年學生，對執政黨和政府進行批判、監督和吐故納新。問題背後的實質則是：在現代化過程中，由於生產的社會化和教育的普及，普遍參與政治的權利訴求不斷增長，必然與傳統的社會治理方式相衝突。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也是不論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西方國家還是東方國家，都必然要遭遇的問題。

毛澤東的召喚隔代傳遞，在正值青春期的中學生那裡得到最熱烈響應。1966年5月16日，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指導「文革」的綱領性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5月29日，全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即由清華附中高二學生髮起成立。「紅衛兵」一詞的作者是張承志（1948年）。這一代人，正處於自我意識和社會意識形成或萌芽的幼稚時期，便遭遇中國與世界政治的大問題，大字報、大辯論，造反、串聯，秩序瓦解、權威掃地，而形成了一種大視野的問題意識以及狂放不羈、敢想敢幹的性格特徵。據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回憶，毛澤東有一個非常個人化的想法，就是認為蘇聯變修，原因之一是由於親眼見過列寧的人太少。所以，1966年8月~11月，73歲的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其總數達1200萬人次。他跨越幾代人，同青少年紅衛兵攜手，以期共同推動歷史的進步。

與此相對照，他昔日的戰友們，老一輩的「革命一代」，從戰爭到建設，從鄉村到城市，曾所向披靡。但是，當他們突然與改造國家機器的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特別是與青少年紅衛兵相對峙的時候，幾十年來行之有效的「模式」失靈了。劉少奇（1898年）、鄧小平（1904年）、周恩來（1898年）、陶鑄（1908年）在1966年7月底都曾先後很無奈地說過：「老革命遇到新問題」，而這句話，據陶鑄說，是一個「中學生小姑娘」講的。

文革從1966~1967年的大民主、奪權和武鬥，到1967~70年的收縮和軍管，經歷了放—亂—收—死的全過程，最後做成了一鍋夾生飯。對於劉、周、鄧、陶等「革命一代」來說，文革固然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其實對於毛澤東本人，又何嘗不是！因此，面對混亂形勢，1968年夏，毛澤東親手終結了紅衛兵運動。該年底，1966~1968年的三屆初高中畢業生近200萬人，離開城市，上山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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