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國軍敵後抗日游擊戰

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游擊戰爭給予日寇以沉重打擊，為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不過鮮為人知的是，國民黨軍隊也曾在淪陷區同日軍進行了長時間的游擊戰，使侵華日軍受到了有力地牽制和消耗。雖然國軍的敵後游擊區因種種原因最後大部喪失，但作為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重要部分，國軍敵後游擊戰的戰史與教訓應該被後人所銘記。

正在訓練的國軍游擊隊士兵

1937年7月7日，隨著盧溝橋事變的爆發，中日兩國隨即進入到了全面戰爭的狀態。在這之後，國民黨軍隊在華北、華中戰場上與侵華日軍展開了激戰。但是由於國力孱弱、戰力不足，國民黨軍隊在上海、太原、南京等地的戰鬥中接連失利，大片國土淪陷，部隊損失慘重。在這種形勢下，國民黨內的一些高級將領逐漸轉變思維，開始認識到了游擊戰的價值與作用。例如，國民黨第52軍軍長關麟征曾說：「只有用紅軍打我們的戰術，才能打倒日本」。

1937年冬，國民政府軍委會在武漢召開最高軍事會議，副總參謀長白崇禧在會上提議，在對日作戰中應採取「游擊戰與正規戰配合，加強敵後游擊，擴大面的佔領，爭取淪陷區民眾，擾襲敵人，使敵局促於點線之佔領」的方針。這個建議得到了蔣介石的認可，隨後軍委會通令各戰區「我為長期抗戰，應一面於交通要線上，縱深配備有力部隊，增加抵抗力，一面於廣大地域行游擊戰」。此後，國民黨軍遂在各戰區同日軍展開了廣泛的游擊戰。

白崇禧

國民黨軍的游擊戰最早從河北省展開。七七事變後，日軍長驅直入佔領了河北境內的各主要城市和戰略要地。為長期抗戰起見，國民政府將萬福林和孫殿英的部隊留在了河北，並將河北保安部隊改編為第181師，以利統一指揮。1938年夏，蔣介石又任命鹿鍾麟為河北省主席，統一指揮河北境內的國軍同日軍進行游擊戰。

在山西方面，1937年11月10日太原失守後，國民政府軍委會命令第二戰區將所有部隊轉入山區，同日軍開展游擊戰。同時，原屬第一戰區的第14集團軍也被命令繼續留住晉南，協助二戰區部隊作戰。1937年12月，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將山西劃為七個游擊區，各游擊區部隊以太行山、呂梁山和中條山為依託，同日軍展開了曠日持久的游擊戰。

留住敵後的國民黨抗日部隊

另外在山東、江蘇、浙江、湖北等地，國民政府也安排了相應的部隊留守，以協助並策應正面戰場的對日作戰行動。截止1938年年底，國民黨軍隊在敵後同日軍開展游擊戰的部隊已有數十萬人，其中正規軍約為30個師，共計30萬人。但總的來說，在1938年10月武漢會戰結束之前，國民政府在對日作戰中依舊實行以陣地戰、正規戰為主的戰略方針，游擊戰僅是正面戰場軍事行動的從屬部分，其重要性並未得到應有的體現。

駐紮在山西中條山的國民黨敵後抗日部隊

1938年10月，廣州、武漢相繼失守，抗日戰爭進入到了相持階段。面對新的戰場形勢，國民政府重新調整了軍事戰略，游擊戰在整個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得到了進一步凸顯。1938年11月18日，蔣介石在南嶽軍事會議上提出：「變敵後方為其前方，將全國現有部隊之三分之一配置在敵軍後方擔任游擊」。自此以後，國民黨軍隊敵後游擊戰進入到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參加游擊戰培訓班的國民黨軍官

1939年初，國民政府軍委會決定再向敵後游擊區增派30個師的兵力，已進一步擴大對日游擊戰的規模。為了協調敵後各部共同對日作戰，1939年1月，國民政府軍委會下令增設魯蘇和冀察兩個戰區，于學忠和鹿鍾麟分任這兩個戰區的總司令。經過調整充實，到抗戰相持階段初期，在冀、察、魯、蘇四省進行敵後游擊戰的國民黨軍已達35萬人以上，其中正規軍為15萬人。

除了以上兩個敵後游擊戰區外，國民政府又設立了隸屬於第一戰區的魯蘇豫皖邊區總司令部，以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湯恩伯為總司令，統一指揮所屬部隊進行對日游擊戰。同時為了牽制武漢地區日軍以策應第五戰區作戰，國民政府還設立了豫鄂皖邊區游擊總司令部，以桂系宿將李品仙為總司令，該部所轄部隊以大別山為根據地同日軍長期周旋，使駐武漢日軍受到了很大威脅。

在大別山區阻擊日軍的國民黨軍官兵

在與侵華日軍的戰鬥中，國民黨敵後游擊部隊曾取得了很大的戰果。1938年初，趁日軍主力東調參加徐州會戰之機，山西國民黨軍向留守日軍展開了猛烈攻勢，將其打得狼狽不堪，日軍各部「彈藥、糧食均告缺乏，只能以貓狗充饑」。1940年4月，日軍發動棗宜會戰，李品仙隨即指揮大別山區的國民黨軍對日軍發起攻勢，參戰部隊給予日軍的交通線以嚴重破壞，並趁虛襲擊了安慶，同時還對武漢發起了佯攻，有力配合了國軍在主戰場的軍事行動。

1941年9月，中日第二次長沙會戰期間，鄂豫皖游擊區的國民黨軍奉命襲擊日軍的側後，以配合保衛長沙的戰鬥。在這次攻勢中，李品仙指揮部隊對平漢鐵路兩側和沿長江一線的日軍據點進行了猛烈攻擊，迫使日軍不得不調動3個師團的兵力予以應對，從而大大減輕了長沙守軍的正面壓力。

正在與日軍作戰的國民黨軍官兵

除了在多次戰役中有力地配合各戰區主力部隊作戰外，國民黨敵後游擊部隊還曾擊斃過多位日軍高級將領，有力的打擊了侵華日軍的士氣。譬如，1941年2月5日，駐廣東省中山縣的國民黨軍挺進第三縱隊擊斃了日本海軍大將大角岑生；1942年12月8日，駐大別山區的國民黨軍第138師擊落了日本第11軍司令官冢田攻大將的座機，冢田攻一行人等悉數斃命；1945年3月17日，駐浙東的國民黨軍打死了日本海軍第四特遣隊司令山縣正鄉中將。

冢田攻

1943年以後，國民黨敵後戰場的形勢日益惡化。在冀察戰區，1943年4月，孫殿英率部投降日軍；5月，龐炳勛在被日軍俘虜後降敵；8月，劉進的第24集團軍也在遭到日軍的重創後渡河難撤。在魯蘇戰區，于學忠所部屢遭日軍進攻，損失重大，被迫於1943年7月向皖北地區撤退。另外，駐大別山游擊區的國民黨軍隊也屢次遭到日軍猛攻，游擊區的首府立煌縣（今金寨縣）曾一度被日軍攻佔。

到抗戰結束時，國民黨敵後部隊或是覆滅於戰場或是成為了偽軍，真正在戰鬥中堅持下來的部隊為數甚少。國民政府在敵後建立起來的山西、冀察、魯蘇、浙西、大別山等根據地，大部分淪陷於日寇的鐵蹄之下，只有晉西南、魯西南、大別山腹地、海南島內地等少數游擊區堅持到了抗戰勝利。

總的來說，抗戰期間國民黨的敵後游擊戰是不成功的。國民黨高層自始至終一直將游擊戰作為正面戰的一種補充形式，而從未將游擊戰上升到戰略的高度加以認識，這種指導思想上的偏差使國民黨軍難以在敵後戰場長久堅持。另外，軍民關係惡劣、派系鬥爭嚴重、部隊素質低劣等原因也是國民黨敵後游擊戰走向失敗的重要原因。

雖然國民黨軍在敵後抗日游擊戰中的表現不盡如人意，但就抗日戰爭的全局來看，國民黨軍在敵後的作戰仍舊有其重要的正面意義。國民黨軍的對日游擊戰爭消耗並拖住了大量的日軍有生力量，不僅有力的支持了正面戰場國軍的作戰，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共產黨敵後根據地的抗日鬥爭。從這個角度上來講，國民黨軍的敵後游擊戰雖有其局限性，但其在抗日戰爭中所起的積極作用同樣是應該被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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