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名媛蒙冤入獄，慘遭6年毒打都忍了，卻為啥94歲洗澡而亡？

鄭念，1915年生於北京，父親是日本留學生，曾任北洋政府高官。鄭念早年畢業於燕京大學，1930年代留學英國。後來嫁給同在英國留學的中國學生鄭康琪。鄭念夫婦完成學業歸國時，抗日戰爭已經爆發，夫婦兩人投奔重慶，鄭康琪加入了外交部，駐澳長達7年。

1949年之後，兩人沒有選擇入台灣，而是留在上海。1957年，鄭念在丈夫去世之後繼其夫在上海任職殼牌石油公司，擔任英國總經理的助理，直到「文革」爆發。「鄭念」這個筆名就是為紀念1957年去世的亡夫而起。

「一個炎熱的晚上，女主人坐在自家靜靜的書房裡看報。檯燈的光照下，柔軟的沙發，織錦緞的墊子，牆邊裝著中文英文書籍的書架。傭人前來通報有客來訪，然後，會客廳里，主人和客人聊著天，傭人端來用精緻瓷器盛的茶和英國式薄三明治……」這是1966年夏天的上海，鄭念還保持著名媛的生活方式。

文革浩劫，徹底摧毀了她的生活，她淪為單身牢房的階下囚，遭監禁數年，在上影廠當演員的獨生女兒也被迫害致死。

鄭念在文革初期被抄家、軟禁，被視為英國間諜入獄。有漫長的六年半被單獨監禁，受到輪番審訊、拷打。無人交流的孤寂，對女兒的擔憂，精神和肉體難以承受的折磨……也曾令她身心俱疲、消沉絕望，還幾次因肺炎、大出血病危住院。

烏雲壓頂，孤立無援，四顧茫然，要在精神上不被摧毀，難乎其難。鄭念身陷絕境，卻絕不接受任何強加的罪行，她奮力講道理、擺事實，為自己抗辯。看守所認定，沒有一個犯人像她那樣「頑固和好鬥」。

為了讓她承認那些莫須有的罪行，鄭念曾經有十多天雙手被反扭在背後，手銬深深嵌進肉里，磨破皮膚，膿血流淌，度日如年。

有次，她的雙手被反銬在背後以至勒得血肉模糊，令她每一次如廁後欲拉上褲側的拉鏈都痛如刀割，她寧願忍受這鑽心的疼痛也不願敞開褲鏈以至有可能閃露出裡面的內褲。

有位送飯的女人好心勸她高聲大哭，以便讓看守注意到她雙手要殘廢了。而鄭念想的是：怎麼能因此就大放悲聲求饒呢？「我實在不知道該如何才可以發出那種嚎哭之聲，這實在太幼稚，且不文明。」

當健康狀況惡劣到身體和思維都接近崩潰時，鄭念自創體操，強迫自己悄悄鍛煉身體──比大把脫髮和牙齦出血更令她恐慌的，是身體虛脫後思索能力的衰退；她每天花幾個小時學習並背誦毛澤東語錄，既活躍腦力，也使自己獲取與審訊者辯論的依據，結果是她比審訊者更熟悉那些語錄。

鄭念講述，她在獄中用種種方式維護精神的健全，為了抵禦與世隔絕的極度孤寂，有時甚至主動出擊，故意與看守爭辯，哪怕因此而遭致拳打腳踢、被稱為「瘋老婆子」。在她看來，「抗爭，也是一種積極的舉動，比忍耐、壓抑，都容易振奮人的精神。」

為了讓自己被褥不會被牆上的塵土弄髒，她將本就不足以溫飽的米飯，每頓留下一些當漿糊，將手紙一張張的貼到挨著床的牆面。

為了向看守人員借掃帚打掃屋子，她給看守員說毛主席語錄「以講衛生為光榮，不講衛生為可恥」。

她還借來了針線，將毛巾縫成了馬桶墊，給存水的臉盆做了防塵蓋子……

總之，身在監獄，也要活出自己的姿態，不因為惡劣環境而敷衍生活，而是儘可能讓自己住的環境可以乾淨舒適。

出獄後，鄭念的體重只有七十七斤，比入獄前減輕了三十斤。時隔多年第一次照鏡子，看到自己的衰老、憔悴模樣，她大吃一驚，「只有一雙眼睛顯得特別明亮，這是因為我隨時要提防外界。」這股犀利警覺的眼神，貫穿其晚年，和手腕的傷痕一樣，是牢獄生活留下的印記。

文革結束，鄭念獲得平反，處境完全改善。老太太出國時已經六十五歲，又積極去適應新環境，著書、演講，抵禦老來的病痛、孤獨和飄落異鄉的悵惘。

她雖然再也沒有回到中國，但是對祖國的關切卻從未停止，她將自己的稿費捐給了美國的一所大學，用來資助那些中國留學生。

2009年，鄭念在家中洗澡不慎被熱水燙傷住院，最後導致細菌感染，終致不治在美國華盛頓去世，享年94歲。

丈夫亡故、女兒被殺，鄭念以纖弱之身獨自尊嚴地活過一個是非顛倒的渾濁時代！時光磨蝕了她的容顏，但透過歲月的煙塵，依然清晰地浮現出那從骨子裡散發出來的魅力，惹得人人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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