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 年：中共中央曾籌劃移駐邯鄲

1947年2月，蔣介石在撕毀重慶和談協定、向解放區全面進攻失敗後，調集70餘萬大軍，向山東和陝甘寧解放區發動了重點進攻，並佔領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毛澤東在延安

1947年3月25日至30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連續召開緊急會議，發出《關於中直、軍直向太行轉移的兩個方案的指示》等文電，並迅速成立中央工委，率領中央機關向太行轉移。這裡所說的「太行」，即晉冀魯豫邊區首府邯鄲市西部涉縣、武安一帶的太行區。自此，移駐「太行」便成為當時中共中央面臨的一項十分急迫的重大決策和戰略任務。

和平破局 中共中央一分為三

抗日戰爭勝利後，蔣介石三次電邀毛澤東赴重慶談判，經過43天的艱苦談判，國共雙方於1945年10月10日簽訂《雙十協定》。但是這來之不易的「和平」僅保持了幾個月，第二年6月，以國民黨軍隊進攻中原解放區為標誌，全面內戰爆發。自此至1947年2月，人民解放軍經過8個月的作戰，殲滅國民黨軍隊71萬人，打破了國民黨「速戰速決，三至六個月消滅共軍」的圖謀，迫使蔣介石調整戰略部署，由全面進攻轉為對山東解放區和陝甘寧解放區的重點進攻。

1946年11月16日，當和談的大門徹底關上後，毛澤東致電中共駐南京代表團，要代表團主要成員返回延安。11月18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黨內指示，指出：「蔣介石自走絕路，開『國大』、打延安兩著一做，他的一切欺騙全被揭破，這是有利於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的。」

這個文獻標誌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在政治態度上的兩個重大轉變：一是從積極與蔣介石政府接觸、談判，為爭取和平、民主、團結而鬥爭，轉變為揭露蔣介石的欺騙行為，準備建設獨立自主的新中國；二是從以防禦為主的自衛戰爭，轉變為大量殲滅國民黨軍有生力量的人民解放戰爭。這個轉變，預示著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開端，也成為中共中央選址太行，並最終落腳西柏坡的歷史切入點。

1947年2月28日，蔣介石親赴西安，確定進攻陝甘寧邊區的具體部署。3月31日，由國民黨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為主要指揮，國民黨軍34個旅、25萬人和100架飛機，氣勢洶洶地向延安進犯。

延安，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從1937年1月紅軍進駐後，這裡一直是中國革命的領導中心，吸引著千千萬萬的熱血青年和愛國民主人士，被譽為「革命聖地」。但此時，陝北戰場上的人民解放軍，只有野戰部隊第1縱隊（轄358旅、獨1旅）和教導旅、新編第4旅、警備第1、3旅2.6萬餘人。此時我陝北戰場的戰鬥力，與大舉進攻的國民黨軍隊相比，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裝備上都處於絕對劣勢。延安一時成為兵凶戰危之地，形勢十分危急。

是堅守延安，還是撤離延安，成為當時中共中央和主席毛澤東面臨的一個急迫的歷史抉擇，也成為一個全國極為關注的重大議題。此時，各大解放區戰場領導人紛紛來電，請求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轉移到比較安全的晉綏、晉察冀或晉冀魯豫邊區。

但是，中共中央從影響全局的戰略考慮，決定保衛延安。1947年3月初，延安及各大解放區都召開了保衛延安軍民動員大會，提出了「保衛延安！」「保衛毛主席！」「保衛陝甘寧邊區！」的戰鬥口號。

1947年3月16日，毛澤東根據戰局的進展情況，簽署了保衛延安的《命令》，同時成立以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委、張宗遜為副司令員、習仲勛為副政委的西北野戰兵團，統一指揮陝甘寧邊區各部隊，並經過與優勢敵人六天六夜的激戰，3月18日主動撤離延安。對此，美國政府在1949年發表的《白皮書》中評述：國民黨軍隊「攻佔延安曾經宣揚為一個偉大的勝利，實則是一個既浪費又空虛的華而不實的勝利」。

在撤離延安前夕，毛澤東就決定留在陝北。

3月25日，毛澤東到達子長縣與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會合，舉行中央書記會議，作出決定：中共中央和解放軍總部留在陝北，但必須掩護中央機關轉移到安全地帶。同時，連續發出《關於掩護中央機關安全問題的指示》《關於中直、軍直向太行轉移的兩個方案的指示》，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中共中央機關向太行轉移」的計劃。

3月29日、30日，中共中央在清澗縣棗林溝舉行會議，討論中央機關的行動問題，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組成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簡稱中央前委)，率領中共中央機關及人民解放軍總部留在陝北，指揮西北和全國的解放戰爭；由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央工委)，立即前往晉西北或其他適當的地點，開展中央所委託的工作。及後，由葉劍英、楊尚昆等組成中央後方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央後委），率領中央和中央軍委大部分機構到晉西北統籌後方工作。

3月30日，毛澤東、任弼時聯名致電正在晉綏的周恩來稱：「中央決定組織中央工作委員會，在少奇主持下進行各項工作。朱、劉二同志明晚由石咀驛（綏德南七十里）動身去臨縣與董、葉諸同志會合，經五台往太行。中央直屬機關人員已至晉西北者，照前議一部往太行，一部就地疏散，由你告董、葉處理，嗣後聽中央工委指示。」

在歷史的轉折關頭，面對國民黨大軍壓境，首府延安失守的險峻形勢，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提出將中央前委、中央工委和中央後委一分為三，這是關係中國革命成敗和前途命運的重大抉擇，而中央工委率領中央機關轉移太行，是其中一項重要的戰略任務。

幾經選址 中央工委轉移「太行」

抗日戰爭勝利後，隨著全國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中共中央提出了選擇適當地點作為指揮部的問題，因為它既關係到中國共產黨的前途和命運，也關係到中國革命的前途和命運。

選址承德。抗日戰爭的勝利到來，蘇聯對日宣戰和蘇軍進入東北三省和朝鮮，整個局勢發生巨大轉變。從1945年8月開始，中共中央在延安連續召開會議，醞釀中共中央向華北的戰略轉移問題，並形成了「向北發展，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抓住時機，創造從東北到華北的大的戰略根據地，並作出了中共中央向承德作戰略轉移的決策。但是，由於東北形勢的急劇變化，便果斷改變了這一原有計劃。

選址淮陰。1945年10月，毛澤東從重慶返回延安後，國共兩黨於1946年1月10日頒布停戰令，同時在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全國暫時出現和平局面。1月27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討論如何實施政協會議，再次提出中共中央遷址問題。毛澤東在不同場合說：「中共中央準備到清浦，我也準備參加國民政府，做個委員。不過聽說南京熱得很，我怕熱，希望常住在淮陰，開會就到南京。來回跑。」然而不久，國民黨便撕毀「雙十協定」和「停戰協定」，向解放區發動進攻，並散布「武力收復甦北」的言論，中共中央南遷淮陰的計劃隨即被取消。

選址太行。1947年3月，面對國民黨的重點進攻，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及時作出向「太行」轉移的重大決定，並立即開始行動。1946年4月4日，劉少奇、朱德就關於中央機關人員轉移的安排致電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稱：「從延安出發，中直、軍直共五千五百人，留河西者七百人。」「現決定留晉西北及少數去五台工作者約一千人，決定去太行者三千八百人，第一批行軍走三千人，其餘陸續走。」「路線決定經五台前進，……四月底才能過路。」

4月11日，中共中央在《關於中央工作機構分為三部分及其人員分配的通知》中指出：「根據目前戰爭形勢與上月中央仍留陝北另組中央工作委員會去華北之決定，為求中央領導及工作進行的便利起見，現在晉西北的中央工作機構應分為三部分，一部回到陝，一部分去太行，一部分暫留原地不動準備將來仍與中央會合。」「中央工作委員會現由劉、朱、董三同志為常委，劉為書記，朱、劉先至晉察冀指導工作一時期，董經五台即轉太行參加財經會議，準備擔任華北財經辦事處主任。」在中央工委領導下，中組部、中宣部、解放報社、社會部、政治部、青委、徐特立文教工作團、三局一部、中央機要處一部、中央辦公廳及秘書處各一部、總衛生部一部、楊家嶺行政處及軍委供給部各一部，「以上均由安子文負責率領，經五台直去太行，沿途由晉綏、晉察冀及太行派隊接送。」

其中，廖承志率領的新華通訊社、延安保小及中央警衛團一部已到達涉縣西戌、沙河及武安陽邑等村鎮。中央工委三人常委之一的董必武到達武安冶陶鎮，參加在這裡召開的華北財經會議。4月16日，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發出《中央關於成立華北財經辦事處及任董必武為主任的決定》。1947年3月，華北財經會議成功召開，華北財經辦事處的成立與卓有成效的工作，使華北各解放區經濟有了較大的發展，為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成立中央工委並向華北轉移的目的和意義，劉少奇4月9日在晉綏建軍會議和興縣公安局聯席會議的講話中指出：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工委，帶領部分中央直屬和軍委直屬機關向華北轉移，正是為了適應革命高潮就要到來的需要，為了儘快把反對國民党進攻的自衛戰爭從內線轉向外線，從防禦轉向進攻，為最後打敗國民黨、奪取全國革命的勝利創造條件。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在重大戰略轉移中為什麼會選擇「太行」？這是當時全國革命形勢發展的需要，也是太行在各解放區中的突出優勢和特殊條件所決定的。

首先是「扼太行者扼天下」的戰略地位。在太行山創建革命根據地的想法，早在紅軍東征時毛澤東等領導人就已提出過。1935年10月紅軍到達陝北時，中華民族已處在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日本加緊導演「華北五省自治運動」，華北五省名存實亡。國民黨政府繼續對陝甘蘇區大舉進攻。陝甘蘇區是全國最貧困的地區之一，經濟落後，交通閉塞，蘇區的鞏固和紅軍的發展都受到極大的限制，供給矛盾十分突出。

為此，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於1936年12月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制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和政策，準備把紅軍行動與蘇區發展主要方向，放在東邊的山西和綏遠等省，並調動紅軍，進行東征。毛澤東當時設想，紅軍在呂梁山站住腳後，向東發展，佔領太行山，東下華北平原。毛澤東認為，在山西建立根據地，最重要的是呂梁山區，最理想的是太行山區。這一年，毛澤東在陝北見到了剛從蘇聯回來的共產國際代表張浩。他在一次談話時說：紅軍在陝北活動的餘地太小，要向東、向北發展，他提出的目標就是山西，特別提出要佔有太行山，扼太行者得天下。

抗日戰爭爆發後，八路軍3個師挺進華北，創建敵後抗日根據地。1937年11月，129師在山西省和順縣石拐鎮召開會議，傳達貫徹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關於創建以太行山為依託的晉冀豫抗日根據地的指示，布置開展游擊戰爭的各項工作任務。八路軍總部領導人朱德、彭德懷、左權等出席了會議。會上，「扼太行者得天下」，這一重大戰略問題得到了一致贊同，會議還進一步提出在太行山建立抗日根據地的具體步驟，認為：太行山是中原的屏障，自古以來，得中原者得天下，抗擊裝備優勢的日軍，謀取中原，首先要在太行山站往腳，依託山地開展游擊戰爭，然後再向平原發展。

抗日戰爭中，晉冀魯豫和晉察冀兩大根據地的太行區域分別稱為「太行區」和「五台區」。 太行區是八路軍前方總部、中共北方局、129師司令部及晉冀魯豫軍區、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等首腦機關的所在地，是華北敵後根據地的神經中樞和指揮中心。

其次是全國最大的根據地。晉冀魯豫解放區，包括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魯豫4個行政區190多個縣，佔地面積23萬平方公里，人口3600多萬，是解放戰爭時期全國最大最穩固的根據地，也是陝甘寧邊區的堅固屏障和與晉察冀、華中溝通的橋樑，戰略迴旋餘地大。抗日戰爭時期，鄧小平在這裡負責黨政軍全面工作，明確提出「發展生產是經濟建設的基礎，也是打破敵人封鎖、建設自給自足經濟的基礎」的方針，大力發展經濟，使邊區特別是太行區成為當時經濟實力最雄厚的根據地。

劉鄧大軍進至中原後，晉冀魯豫解放區主動做後方補給基地，對進至豫皖蘇地區的華東野戰軍部隊也給予有力支援，保證其順利完成作戰任務。在1947年4月召開的華北財經會議上，晉綏、陝北提出70萬匹布和150萬斤棉花問題，參會者認為「這小得很，由太行、太岳完全負擔起來，用貨換或乾脆幫助均可」。充分說明晉冀魯豫邊區良好的經濟發展狀況。

第三是英勇善戰的劉鄧大軍。八路軍129師九千將士入太行，到抗戰勝利時，發展到30萬正規軍，40萬地方部隊，成為一支強大的人民武裝。解放戰爭初期，劉鄧指揮部隊進行了上黨、邯鄲兩場戰役，不僅拉開了解放戰爭的序幕，打破了國民黨南北一統的黃粱美夢，對實現中共中央提出的「向南防禦，向北發展」的戰略部署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使晉冀魯豫部隊發展成為能夠進行大規模運動戰和陣地戰的野戰兵團，更是打出了聲名赫赫的「劉鄧大軍」。1947年6月30日，劉鄧大軍千里挺進大別山，在國民黨統治的心臟南京和戰略要地武漢之間，插上一把利劍，扭轉了整個戰爭形勢，促進了全國各個戰場轉入戰略進攻階段，加快了解放戰爭的進程，對奪取全國勝利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為了保證戰爭供應，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組織起戰略進攻支援指揮部，負責籌集物資，以百萬民兵民工組成支援供應線，以8萬民兵民工隨軍參戰。

第四是穩定鞏固的中心城市。邯鄲是古代趙國的都城，是秦始皇的出生地和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地方。抗日戰爭時期，邯鄲成為平漢鐵路上的一個戰略要點，聯結晉冀魯豫四省的交通貿易樞紐，也是日軍對冀南進行殖民統治的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中心。邯鄲戰役勝利後，堵住了華北南大門，邯鄲牢牢掌握在我軍手中，晉冀魯豫邊區獲得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1946年3月初，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晉冀魯豫軍區等黨政軍機關，為實現由農村包圍城市、向城市領導鄉村的戰略轉變，決定走出深山，並相繼遷駐邯鄲。

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在鄧小平的直接領導下，預見到不久的將來，全國大中城市將相繼解放，接管城市的工作勢在必行，於是有意在邯鄲探索城市管理工作的經驗，採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措施，指導實踐城市接管工作，並請中共中央從延安等地調入大批政治素質高、有文化、有管理經驗的幹部充實到邯鄲市的各級領導班子中，很快成為邯鄲城市工作的骨幹力量。邯鄲保護和發展工商業的經驗，為以後在解放戰爭中大批接管城市，將黨的工作中心由農村轉移到城市提供了很好的標杆式的示範作用，同時也起到了新中國「政治實驗田」的作用。隨著戰局向南方推進，邯鄲派出數以千計的幹部南下，接管新解放城市，將這些成熟經驗向全國推廣，邯鄲市成為了當時華北解放區最有影響的紅色首府與行政中心之一。

中共中央移駐西柏坡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原來決定在中央工委組成後，準備前去邯鄲西部的「太行」，從中央3月底到4月份發出的關於中央工委行動的電報中也已充分說明。而到晉察冀解放區的任務是「停留一段時期，了解和解決該區的軍事行動問題」。

1947年4月16日，中央工委離開晉綏邊區臨縣三交鎮，劉少奇、朱德乘車前行，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率領中央機關隊伍隨後跟進，經興縣、靜樂、寧武、原平、五台等地，到達河北省阜平縣城南庄。城南庄是中共晉察冀中央局、晉察冀軍區等領導機關所在地。

當時，晉察冀軍區領導人聶榮臻、蕭克、羅瑞卿等正在平山縣封城村指揮正太戰役作戰，5月3日，劉少奇、朱德來到這裡，與聶榮臻等會面，並參加在這裡召開的晉察冀邊區幹部會議。在封城，安子文提出「晉冀魯豫解放區什麼地方安置工委這一攤，讓我們如何走。」這時，晉察冀領導提出，他們地區存在許多問題，如何打仗問題，石門還沒有解放，張家口又失守及土改問題等，極力挽留中央工委。

根據晉察冀邊區領導的請求，5月10日，劉少奇致電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建議改變原去太行的計劃，中央工委留駐在平山。中共中央於當日複電：「完全同意中央工委及工委機關留在晉察冀工作一個時期，以便能夠幫助中央局解決各項問題。」

中央機關人員全部到達晉察冀後，安子文向中央後委葉劍英、楊尚昆致電通報了情況：「我們已全部到達平山之小覺鎮附近。我已從阜平及劉、朱處歸來，奉命除中警團、解放社一部及戴元毅隊繼續前進至太行外，其餘均隨工委留晉察冀工作。」

中央工委決定留駐晉察冀邊區之後，毛澤東於6月14日發出了《關於中央工委當前三項任務的指示》，其中指出：「你們在今後6個月內如能（一）將晉察冀軍事問題解決好；（二）將土地會議開好；（三）將財經辦事處建立起來，做好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績。」

經過反覆勘察研究討論，最後選定平山縣西柏坡作為中央工委駐地。中央工委移駐西柏坡，為後來中共中央移駐這裡，從而把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定於西柏坡奠定了基礎，為中共中央指揮戰略大決戰選擇了一個理想的指揮部。

1948年5月，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和晉察冀邊區政府合并，在石家莊成立華北人民政府，邯鄲勝利完成作為邊區首府的歷史任務，開始了新的征程。

雖然，晉冀魯豫邊區首府邯鄲與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戰略轉移的重大歷史機遇擦肩而過，但是這一驚心動魄的歷史過程，中央中央和毛澤東對「太行」即邯鄲的關注、期待與選擇，成為邯鄲一筆寶貴的歷史財富，在邯鄲歷史上寫下了輝煌一頁。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25次蒞臨邯鄲，在邯鄲視察、召集周邊省市領導人開會座談調研，或停留休息，發出了「邯鄲是要復興的」偉大號召，充分說明毛澤東對這個充滿燦爛文化和激情故事的城市，是有著多麼深厚的情感和期盼，特別是第一個五年計劃和20世紀六七十年代對邯鄲工農業建設的支持，為邯鄲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對邯鄲的復興和建設宜居宜業宜游的富強美麗城市，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