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廣場》的一些想法

「廣場是一個信任和關懷的聖所。置身其中我們都享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

2008年，瑞典第一個門控社區對外開放，一個只有授權業主可以訪問的門控住宅區，這正是社會特權階層如何擺脫周圍環境的一個極端例子。這也是歐洲社會越來越趨於個人主義的眾多跡象之一，伴隨的是過去三十年里政府債務增長、社會福利縮水、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即使在瑞典，一度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國家，隨著失業率上升和對個人社會地位下降的恐懼，人與人之間的互不信任也造成了一個「不信任的社會」。普遍的政治失望感也破壞了我們對政府的信任，從而重新退回個人自身。但這是我們期待的社會發展嗎？

在我為拍攝孩子之間欺凌事件電影《遊戲》（Play，2011）做前期準備的時候，我一再遇到那些在公共場合需要我們幫助的無助的人。曾用於電影《遊戲》中的搶劫部分，就是在寧靜的哥特堡光天化日下真實發生過的，在商場里，在電車上，在公共廣場上，而成年人面對身邊發生的事情似乎熟視無睹，毫無反應。

「他人」的存在對於我們自己的「幫助驅動心理」是有抑制作用的，社會心理學家稱之為「旁觀者效應」或「旁觀者的冷漠」。實驗表明，提供幫助的概率和旁觀者的數量成反比，因為在大群體中存在這「責任擴散效應」，儘管同時也有證據表明群體的凝聚力可以平衡集體冷漠。

上世紀五十年代，在我父親的少年時期，西方社會應該有著一種責任共享的共同認知。

他說在他六歲的時候，我的爺爺奶奶就很放心讓他一個人去斯德哥爾摩市中心玩。他們只是簡單地在他脖子上掛了個家庭地址以防他迷路。這讓我們想起當時如果孩子遇到困難了，其他成人都會被視作這個社區值得信任和依賴的一員提供幫助。反之今天的社會氛圍在團隊互助上大不如前，更遑論我們對於社會的信任了。我們現在視其他成年人是我們孩子的威脅。因為這些念想，卡勒·波曼（Kalle Boman, 製片人和瑞典哥德堡大學電影藝術教授，是波·維德伯格 Bo Widerberg , 羅伊·安德森 Roy Andersson多年的合作夥伴）和我將之成型為《廣場》的想法，一個在社會中尋求信任和對我們當前社會價值進行再思考的探索的藝術項目。

「我相信一個簡單的方程式，信任就是投桃報李；如果我們缺乏信任，事實上就會助長那些『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個人主義傾向。

電影名字《廣場》源於我們2014年冬天在南部瑞典凡達洛烏姆博物館（Vandalorum Museum）最早的展覽項目，這是永久安裝在凡納摩市（V?rnamo）中心廣場的一個探索為社會作出更大貢獻實現共識的理想化的示範性展覽。如果有人站在凡納摩市由LED燈圈起的「廣場」，他就有責任需要對別人求助時作出反應和行動。

我們採取的唯一新方式就是選擇去喚起價值。「廣場」是一個人道主義價值觀的處所，它借鑒了幾乎所有宗教中都有的互惠倫理學（黃金法則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世界人權宣言》（「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利上一律平等。他們賦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係的精神相待」）。如果我把自行車沒有上鎖就放在某地然後被偷了，大多數人會認為我只是在自責。

凡納摩市的展覽是我們對社會和諧理想的一個實驗：社會和諧取決我們每個人每天都在做的一個簡單的選擇，「我相信別人」或「我不相信別人」。參觀者需要在兩扇門中選擇：左邊，你相信別人；右邊，你不相信別人。大多數參觀者都選擇了前者，但是在被問及讓他們把錢包和手機放在展館的地上時他們都冷眼回應。這個矛盾說明了按照原則行事是多麼困難。

在電影《廣場》中我們直面人性的弱點：嘗試做正確的事情時，最難的部分不是在價值觀上取得一致，而是每個人的行動。如果要營造沒有貧富差距的公平平等的社會，我該如何對待乞丐？我應該保持自己階層的生活方式，然後每天給他們一點小恩小惠？或者我應該徹底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以恢復我們之間的平衡？第一世界大城市裡極度貧困的加劇和無家可歸人口的增加使我們每天都要面對這樣的兩難困境。

在我第一部長片《非自願》（Involuntary）中，我參考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實驗來反思集體需要如何會讓我們跨越自己的底線。

這些測試眾所周知，也被用於證明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譯者註：美籍猶太裔政治家、哲學家，以其關於極權主義的研究著稱西方思想界）關於普通人的惡性和個人對於權威服從的觀點。

現在我將1973年在普林斯頓進行過的「好撒馬利亞人」實驗（the Good Samaritan）引入了《廣場》。當時四十個神學院學生參加了一次他們認為是宗教學習的活動。在完成所有的調查問卷之後，他們被告知要抓緊時間趕去另外一幢建築，但是採用不同的速度。去的路上，有一個演員扮演的成員假裝摔倒，裝出很需要幫助的樣子。所有的神學院學生都清楚「好撒馬利亞人比喻」含義：「在他人需要是應該伸出援手」。這四十個學生提供幫助了嗎？大多數沒有，而結果顯示被告知更快速度的人，他們表現出來的幫助的願望也越少。

克里斯蒂安有不同的性格：他即是言語上的理想主義者，又是行動上的憤世嫉俗者，兩者又都兼備強勢和弱點，等等。他是一個擁有兩個孩子的單身父親，和我一樣在文化領域工作，希望通過「廣場」項目找出一個針對存在主義和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他確信「廣場」是一個開拓性的想法，也真切希望通過藝術給人們啟迪新的思路。但同時他又是一個察言觀色的社交變色龍，他熟諳如何在組織中扮演高位的形象，同時迎合著捐助者、觀眾和藝術家們的不同期待。

克里斯蒂安面對著我們每個人都會遇到的問題：承擔責任，信任和被信任，個人行為的道德準則。但是在陷入困境時，他的個人行為顯然有悖於他一直提倡的道德原則。和我們大多數人一樣，他就是一個關於矛盾的生動例子。在電影的結局，我們都該評估他個人從中吸取的教訓。

《廣場》呼喚一種自然親密的表演方式。克里斯蒂安和他啦啦隊女兒之間的父女之愛形成了電影中的情感核心，同時通過具體的畫面展現了對烏托邦理想主義的追求。事實上，這些女孩子通過相同重要的個人表演努力成就並團結成一個高效的集體。這也是視覺演示證明信任的重要性，我們可以看到十歲的女孩高空翻轉墜下，她相信同伴們會接住她。啦啦隊長的聚焦，以及喜悅都說明美國社會最好的這一部分，也可能就是美國人對國家失去信任的這種「團隊成員效應」？

克里斯蒂安的經歷闡述了蘇格拉底提及的兩種實現正義的途徑：社會契約和個人倫理。正義就是遵從法律以換取別人對他們的服從，但更重要是，正義也是一個管理良好的靈魂的狀態。所以，有正義感的人一定也是快樂的人。古老而又誘人的想法「做正確的事」，即「正義可以買到幸福感」的說法並沒有過時。社會心理學研究人員觀察到在社會和政治生活中高度重視互動的志願者增加了對他人的信任，並將這種現象稱之為「助人者之高」。也許人們會取笑克里斯蒂安笨拙而又尷尬略帶滑稽的行為，包括對電影中其它的一些笑話，但是說不定也可以潛移默化而分享他關於正義的想法。

作為一種諷刺，《廣場》誇大了我們日常生活中可以觀察到的最糟糕的趨勢，比如媒體在報道時忽視了自己應有的責任對那些嚴重的問題進行了改造。博物館僱傭了公關專家用來對展覽和「廣場」項目的理想主義進行了滲透式的媒體推廣。專家們諷刺說「廣場」這個主意太「好」了，以致於如果採用自願參與的方式的話將沒有人願意參加。「這個項目真得缺乏任何邊緣話題或者爭議，為了讓媒體記者們願意報道這個展覽，我們必須製造一些爭論話題。」

在瑞典、美國、法國和世界其他地方，你在那些極端主義政黨都能找到相似之處：他們都通過極具挑釁和極端話題的辯論來吸引普通大眾的注意力。在瑞典，就有這麼一個政黨通過這種方式成為第三大政黨。《廣場》里的公關內容我受到了瑞典著名公關公司Studio Total「挑釁技巧」的啟發。

悲劇性反諷 （tragic irony）已經將社交媒體轉變成恐怖組織招募新人最好的推廣工具。每個人都知道，但是無人肯吸取教訓，正是媒體的歇斯底里引導越來越多歐洲人加入了ISIS，或者在《查理周刊》遭受襲擊後給哥本哈根的恐怖襲擊提供了參照。幾年前，新聞道德還會阻止報紙或廣播出現令人震驚、來源可疑或被操縱的畫面。但隨著媒體開支的銳減和裁員的影響，新聞工作者不堪重負，媒體報道也隨之越來越聳人聽聞。現在只要求圖片需要爆炸性內容，但是具體內容是什麼已經無關緊要了。比如，艾蘭·庫爾迪之死的圖片就舉世震驚。一副簡單的圖片就在歐洲甚至全世界報紙上突然改變了對於庇護難民的「看法」。它表明，一張具有挑戰性或有足以突破我們所面臨的無以休止信息流的極強感染力的好圖片，影響力會有多大。

但更重要的是，我覺得它也表明了我們需要一張好圖片來引起情感上的共鳴，因為媒體已經不再捍衛自己一定的基本立場了。事實上，使用聳人聽聞的圖片所做的不道德報道已經成為了常態，並通過社交媒體迅速傳播到世界各地。

《廣場》試圖用一種輕鬆荒誕的方式來提出這個緊迫的問題。電影里公關專家們製作的旨在推廣展覽道德標準的 Youtube短片明顯是虛構的，它揭示了媒體是如何成為我們看待並誤解世界的幫凶 。

我覺得分析這種影響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我相信運動畫面是我們曾經擁有過的最強大的表達方式，因此也比任何時間都更為危險。與此同時，電影可以允許我們有機會進入這個世界：在這裡我們有很多事情還無法靠自己實現，但是通過電影我們可以用心感知。電影可以用一種更為批評性的方式警醒我們去反思那些常規習俗和之前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當有人告訴我他們整晚都在和朋友們討論我的電影時，我很激動，因為那時我的電影已經在電影院外發起一些改變了。

2017年5月

瑞典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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