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功過任評說！英媒解析俄國十月革命為何意義非凡

描述十月革命期間聖彼得堡革命者攻佔冬宮場景的繪畫(資料圖片)

英國《衛報》網站5月6日刊發柴納·米耶維所的文章《為什麼俄國革命意義非凡？》稱，別的且不說，1917年10月發生在俄國的革命是一個很不平凡的故事。那年的變革性歲月始自2月份人民群眾如風捲殘雲般推翻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政權。

但該如何看待人們普遍覺得這件大事發生在遙遠的時代呢？自1989年以來，主流文化已經將革命埋進墳墓並為此歡欣鼓舞，從而贊同那些僵化專制政權的虛偽說法——假意聲稱它們代表著革命失敗以外的東西。這場革命現在只是惡意的警告嗎？還有別的什麼？到底還有意義嗎？

有意義。因為情況曾經有所不同。為什麼不能再那樣呢？今年是俄國革命百年紀念，儘管我對它著迷、為其感慨，但當我被問及它為什麼仍然具有重要意義時，我的第一反應是猶豫、沉默。但了解1917年10月既需要言語，也需要某種無語。

我們也許在骨子裡知道它意義非凡，但口若懸河地「解釋」這場革命的「重要性」讓人覺得具有防禦性、諷刺性和教條性：不假思索地「解釋」一切不獨是左派的問題，但當它來自熱衷於檢討歷史、提出反敘事、質疑公認觀點（包括其自身觀點）的激進分子時格外煩人。（近來一些不同尋常的政治意外——科爾賓、桑德斯、特朗普、法國總統大選，今後還會有更多——最初的影響之一就是屠戮司空見慣的政治現象，讓自以為無所不知的人一敗塗地。）

在俄羅斯，普京的政府明白那場革命意義重大，這讓它處境尷尬。它奉行資本主義，因而難以自稱是一場反對這種制度的起義的繼承者；與此同時，對「大俄羅斯」象徵性小擺設（包括斯大林時代的東西）的官方、半官方懷念又讓人無法抨擊那段往事。正如歷史學家鮑里斯·科洛尼茨基所說，它有成為「一段很難預料的過去」之虞。

前不久去聖彼得堡時，我問俄羅斯朋友，假如說政府還沒有談妥，那它會如何商談這件事。在百年紀念日到來時，它是會頌揚還是詛咒？我得到的答覆是：「他們會說曾經有一場鬥爭， 而最終俄國贏了。」

那場革命諸多悲劇的另外一個是：意義得到強調而實質被掏空。展望全球解放是沙文主義長鳴中的一個顫音。

從某種意義上講，1917年具有重要意義是毫無爭議的。畢竟，它是近代史，而且現代世界裡沒有哪個領域未曾受其影響。不僅社會民主黨派——變得反對革命策略——和民主黨派的反對者受其塑造，而且從宏觀地緣政治來看，世界的忠貞與對立模式以及構成這個體系的國家無不帶有那場革命、它的倒退以及幾十年對峙的明顯烙印。同樣，遠離莊重冷峻的治國理政，俄國/蘇聯先鋒派藝術家馬列維奇、波波娃、羅琴科等人始終無法擺脫他們當中許多人所認可的那場革命。

他們的影響力不可估量：文化評論家歐文·哈瑟利稱建構主義「大概是20世紀最深入細緻、最具創造性的藝術和建築運動」，它或影響或預見了「抽象性、波普藝術、奧普藝術、極簡主義、抽象表現主義、朋克和後朋克圖畫風格……粗野主義、後現代主義、高技術和解構主義」。在電影和社會學、戲劇和神學、務實政府和時尚中，我們都能找到那場革命的痕迹。因此，那場革命當然意義非凡。列寧或說過：「萬事萬物皆相關。」

但人們至此又猶豫了，感覺這種看待方式雖然重要，卻是圍著根本問題兜圈子而不是質詢。換言之，為什麼這個討論讓人們憤怒？

承認歷史比弗朗西斯·福山所說的更為頑強，這一點已變得非常普遍，但這畢竟仍該是撒切爾夫人卸任之後的TINA（別無選擇）時代，在這個時代里，基本原則是不容置疑的，或許還有日益縮減的小打小鬧空間除外。據認為，哪怕只是說說基於利潤以外東西的基層控制制度也會引起不滿，儘管政府採取的緊縮措施越來越有施虐色彩。因此，十月革命具有重要意義正在於它是關於另一種選擇的看法，這個看法在一開始有可能冒冒失失取得成功、推翻不可質問或者說迄今為止尚無人質問的東西。這就是為什麼方方面面都感到憤怒而非惱火或有趣而已。因為它關係到的不僅僅是對歷史的闡釋，還有對當下的闡釋。關於它當初和現在是否必須如此的問題。

對於除了為1917年感到遺憾以外的一切都持反對意見的人大多篤信，斯大林主義的後續發展是那場革命的必然產物。這當然是可以論證的，然而，很多時候它被當作不言而喻的。並不是說有哪種觀點接近於一邊倒的反對或支持革命立場，那包含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保守人士、法西斯主義者等等。

有些人也許甚至認為布爾什維克受到誤導、可悲可嘆，儘管惡毒刻薄、渴求權力是更為常見的特點。事情被拽向赤裸裸的道德劇。例如，人們可能會不贊同歷史學家奧蘭多·菲吉斯的結論卻不問他的研究是否嚴肅認真，但他在《一個民族的悲劇》一書中的斷言「仇恨和對人類苦難的漠視不同程度地深深紮根於所有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內心」純屬荒唐之詞（他對他們皮夾克的執著反感則讓人好奇）。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真正的信奉者，比如斯大林協會。不過，在很大程度上，對於那些覺得有理由頌揚十月革命的人來說，問題在於：我們從哪天開始悼念？如果說解放傳統被打斷，那是什麼時候中斷的？1921年？1924年？1928年？1930年？哪些因素的組合導致了倒退？是內戰濫殺？盟國的干預？還是歐洲未能發動革命？

共同的感覺是撕裂，是斷絕和失落，自由主義和右翼從中看到的是不可避免性。異見人士、布爾什維克維克托·瑟奇在1937年撰文稱：「常有人說『一切斯大林主義的病菌都藏在剛剛萌芽的布爾什維主義裡面』，嗯，我不反對。只是，布爾什維主義還包含許多其他病菌，大量的其他病菌，經歷過首場社會主義革命勝利頭幾年熱烈氛圍的人都不應忘記。用屍體解剖揭示的死亡病菌——也許是他從一出生就帶有的病菌——來評判活人，這很合理嗎？」

這段引語已成為反斯大林主義的陳詞濫調，其熱情追捧者有時未注意到的是，瑟奇宣告布爾什維主義並不必然導致斯大林主義，卻沒有免除它的全部責任。一切避免偶像化傳記而批判性評估自身傳統的運動都是健康的，是自信的。這意味著不僅對奪權以後危險叢生歲月里的內戰和政權強制執行的孤立、饑荒、工業和農業和社會崩潰做出解釋，而且對布爾什維克內部的政治退化也做出解釋。

不管那場革命給人什麼樣的經驗教訓和激勵鼓舞，拒絕直面這一切、希望把列寧在1917年的黨當作今天的範例有時會讓人覺得是一種愚蠢的角色扮演。在一些激進群體的討論中，人們甚至能覺察到百年之久的社會主義文學譯著的奇特語調和辭彙。這並不會讓那場革命格外意義重大，卻會讓它的重大意義出於錯誤的原因。這種特別的懇請或諂媚式再現是根本不必要的：那不是忠誠。不管1917年的俄國有什麼特徵，那場革命現在產生迴響不僅是因為它所帶來的分析性見解，也是作為一道既矯情又重大的視平線、作為純粹的事實：事情曾經不同，可能會再度如此。那正是與當今的侮慢、暴力、不平等和壓制的聯繫所在，是與它們所帶來的東西的聯繫所在，一如百年前在迥異背景下的情形：渴望徹底的重組。

於是又回到那個問題：為什麼那場革命意義非凡？因為它的正確合理之處，因為它的不盡如人意之處。它意義非凡是它因為證明了既要懷有希望也要懷有適當的悲觀，也證明了兩者的相互關聯。沒有希望，也就是千年之交的幹勁，就不會有動力打翻一個醜陋的世界。沒有悲觀，也就是對難度的坦誠評估，迫不得已的事情就很容易被塑造成優點。

所以列寧逝世後蘇聯採納了斯大林在1924年提出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這推翻了長期以來對國際主義的堅持，推翻了對俄國革命不可能孤立生存的確信。歐洲各地革命的失敗激發了這一點——它是因絕望而生的轉變。但宣告、最終頌揚一種專制的社會主義是場災難。頭腦清醒的悲觀也不至於像這種惡劣的希望那麼有破壞性。

那場革命意義非凡的原因還在於它恰逢千年之交。它的反對者經常指摘社會主義是一種宗教。這個說法當然是虛偽的：反共一樣往往充滿了驅邪除魔般的狂熱。更重要的是，1917年革命的熱情支持者懷著一種烏托邦衝動——渴望一個嶄新的、更加美好的世界——想成為有能力居住於其中的人。

所有這些理由都是切題的、至關重要的。它們全部加起來仍然不夠充分。有些時光依然停滯，有些暴行依然讓人覺得難以言說。關於那場革命的抱負，關於它的世界末日景象，關於它的錯誤和成就，人們一再失語。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士兵在寫給媒體的呢喃般信件中哀嘆他們的二月革命是萬劫不復的大災變，對此無人發聲。1917年7月，布爾什維克在焦頭爛額地約束街頭騷亂之際散布措辭含糊的傳單，對此無人發聲。當黨明白它關於不要上街遊行示威的呼籲會普遍受到無視時，失語表現得尤為顯著。因此在深夜，為避免難堪，一行一行的字句乾脆被刪，7月4日的《真理報》在頭版正中間留出空白。

這不是俄羅斯左派第一次在印刷品上保持沉默。在那場革命的大約60年前，激進作家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出版了《怎麼辦？》，這本長篇政治小說深深地影響了社會主義、尤其是列寧，他在1920年用這本書的名字給自己關於組織工作的學術小冊子命名。車爾尼雪夫斯基關於鉸接點——從歷史到未來可能性的支點——的描繪由整整兩排小圓點組成。有頭腦的領導人會明白，那段加長省略號的背後是革命。車爾尼雪夫斯基由此躲過了審查，但這位信奉無神論的神父之子的這種無字書手法也帶有宗教色彩，猶如末日論。否定神學是著眼於對上帝不可言說之事的神學：否定革命論，坦然地無言以對。

弗吉尼婭·伍爾夫在《奧蘭多》一書中寫道，在俄羅斯，「句子常因為不知如何結尾是好而不寫完。」這當然是一種文學賣弄手法，是普遍卻不可持續的浪漫化俄國本質主義。但儘管如此，這種公式化闡述讓人感覺預示了俄國革命的故事。《真理報》開天窗的做法是包含戰術的。不可言說之事絕非這個奇特故事的全部，但的確是其主要部分。

它們是這個故事具有重大意義的關鍵所在。因為，不能說出來的也許就會親身經歷。這就是為什麼在猶豫著如何回答的同時心生渴望。不說，而去做、去體驗。不去徒勞無益地解釋或講述一個十月故事，而去成為它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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