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交的顧維鈞時代

顧維鈞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博士，屬於那種原本能夠融入西方的極少數精英，在中國的地位相當于波羅的海貴族在俄羅斯。如果他的祖國是愛沙尼亞式的邊緣小邦，他的努力早已將祖國納入西方民主大家庭了。後來的憲法制定者和外交家除了蕭規曹隨以外，基本上無事可做。然而作為內陸大國的外交家，他的工作註定不會有結果。

文丨劉仲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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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畢業。這時，奠定民國憲制的南北和談剛剛以妥協收場。老外交家唐紹儀組織舉國一致內閣，邀請顧維鈞回國。顧維鈞下車伊始，就出任袁世凱的英文秘書。如果民初的公府秘書長是小內閣總理，大總統英文秘書就是小外交總長了。袁世凱信任內廷，通常是超過信任閣臣的。顧維鈞本來很可能感於知遇之恩，變成袁世凱的私黨，然而私人關係改變了這一切。他娶了唐紹儀的女兒，就變成了唐紹儀的黨羽，而唐紹儀和袁世凱很快就鬧翻了。

唐紹儀和袁世凱的衝突與其說是利益問題，不如說是預期錯位的心理問題。袁世凱覺得唐紹儀是北洋自己人，應該不分彼此。唐紹儀覺得自己是唯一能夠協調全國的人，請示大總統只是形式。雙方都覺得對方不僅跋扈，而且不可理喻。多年好友一旦反目，仇恨比原來的敵人更深。在以後的南北和談中，北洋系寧願接受伍廷芳主持舉國一致內閣，也不願意唐紹儀復職，因為伍廷芳一直是南方的人，無所謂背叛不背叛，唐紹儀卻是自己人，吃裡扒外實在難以忍受。顧維鈞為人審慎，在回憶錄中沒有明言自己當時的立場;他的岳父和國民黨正在密謀反對袁世凱，而他自己至少在表面上仍然忠於袁大總統。

北京政府內外充滿了密謀團體和投機分子，誰都不知道當時的陰謀小道上到底發生了什麼。後人只知道顧維鈞捲入了泄漏《二十一條》的活動，然而此事並不足以表明他在當時政治鬥爭中的角色。各方都有可能泄漏談判內容。唐紹儀和國民黨可能希望密約泄漏，促使日本和袁世凱決裂，支持他們討袁。袁世凱也可能希望密約泄漏，促使列強反對日本。老謀深算的英使朱爾典深知中國人陽奉陰違的手腕和美國人理想主義的衝動，並非不可能不著痕迹地鼓勵中國人泄密，刺激美國人跳出來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這其實是中國人和英國人都想做，卻都不願意公開得罪日本人而不能做的事情，在顧維鈞泄密後不久果然就發生了。接下來的事情即使在瀰漫魔幻色彩的東亞，也屬於荒腔走板的範圍。中國宣布接受《二十一條》的前四部分，美國急忙發表聲明：如果中日簽署有損於中國合法權益的條款，美國政府一概不予承認。顧維鈞不久就奉命出使美國。顯然，北京的實力人物認為：他做的事情無論有沒有讓其他方面滿意，至少已經足以讓美國人高興。

巴黎和會是顧維鈞外交生涯的高峰，塑造了他以後的外交風格。這種風格與其說體現了他個人的性格，不如說體現了他所代表的國家。他越過國際慣例和外交官俱樂部的默契，訴諸輿論和群眾情緒。事實上，他將總體戰的原則引入了外交領域，將紳士的交涉變成了群眾的鬥爭，對此後國際體系的崩潰負有極大責任。根據契約和產權至上的十九世紀外交原則，他的要求純屬無理取鬧。中國沒有能力對德國太平洋艦隊構成任何威脅，後者只要高興就能夷平大沽口。英日聯軍殲滅了德國艦隊，否則後者可能會切斷智利硝石的海運線。日軍攻陷了青島，英國人的支持是象徵性的。協約國在1915年承諾，戰後將青島和德屬太平洋各島劃歸日本。中國最後參戰時，並沒有取得協約國的任何承諾，而且也沒有任何值得一打的戰爭了。日本提供貸款，為中國訓練參戰軍。結果中國既沒有出兵，也沒有還錢。最後，在瓜分戰利品的時候，中國出現了，振振有辭地要求日本交出戰利品。

如果協約國是一家私人企業，中日兩國是企業的員工，太平洋戰爭是效績指標，青島是年終獎，那麼董事會的裁決是沒有任何懸念的。十九世紀的外交俱樂部差不多就是奉行這種原則，日本就是從這家學校畢業的。《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是日本的畢業證書，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她加入董事會的最後考驗。在她看來，威爾遜總統的世界大同和集體安全理論等於要求公司改組為施粥站，將按勞分配改為按需分配，在功臣和無賴之間講平等，其混賬程度已經僅次於布爾什維主義的明火執仗。歐洲列強其實也是這麼以為的，但他們沒有列寧那種公然賴債的勇氣，不敢得罪美國債權人，至少在口頭上不敢反對。

對於顧維鈞來說，這就足夠了。他抓住國民外交和民族自決的新學說，將外交家變成了宣傳幹事，繞過他的西方和日本同儕，訴諸全世界國民和媒體。他的鼓動雖然成事不足，至少敗事有餘。他沒能迫使日本交出青島，但至少已經將山東問題從鐵案弄成了懸案。這其實就是中國的勝利和日本的失敗，因為中國在1915年是連要求的資格都沒有的，而日本根本沒有談判的必要。從紳士俱樂部的角度看，這種做法極不費厄潑賴（fairplay)。如果各國外交官都這樣做，信用和默契還有什麼價值?條約無異於廢紙，君子協定就更不用說了。我們不要忘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條約根本不存在監督問題。外交官要麼不做承諾，否則就必須維持信用。十九世紀國家的契約精神如果跟一戰後的中華民國相同，債權人的艦隊就會打進門。埃及和摩洛哥之所以喪失主權，就是因為他們的君主喜歡借債不還。然而因為最大債權人美國反對，這種做法突然行不通了。幾百年來，債務人的地位第一次比債權人有利。

威爾遜主義產生了一項長期後果，大概是威爾遜和顧維鈞都始料不及的。在二戰以後的國際交涉中，監督問題比談判內容更難解決。原因其實很簡單，抵賴比守信更有利。蘇聯和中國是抵賴外交的始作俑者，也是最大受益者和最終受害者。顧維鈞的成功給中日兩國發出了錯誤信息，埋下了盧溝橋、珍珠港和板門店的伏筆。日本人讀到的信息是：西方背叛了遊戲規則。無論日本如何努力，如何遵守規則，他們都不會允許日本加入董事會。日本如果想要爭取平等地位，只能武力推翻整個遊戲規則。中國人讀到的信息是：公理戰勝的時代開始了，也就是說弱者可以零成本分享強者的戰利品。不利於自己的條約義務不必遵守，不會付出任何代價。如果這些設想都沒有實現，那就說明威爾遜主義和殖民主義一樣虛偽。中國如果想要爭取平等地位，只能武力推翻整個遊戲規則。這些解釋將日本驅向二戰，將中國驅向二戰和冷戰。

蔣介石在北伐以後的主要成績，就是將上述認知付諸實施。顧維鈞在在北伐以後的主要成績，就是為蔣介石收拾殘局。革命外交的初衷就是不付代價地廢除條約體系，證明北洋政府的審慎是賣國和愚蠢的，證明北伐的合理性，結果卻付出了更加慘重的代價。顧維鈞在國聯和西方的遊說活動大體上重演了巴黎和會的故事，產生了很大的輿論宣傳效果，在國內造成了零成本收回利權的幻想，結果最後完全落空。隨著抗戰的爆發和中蘇實質聯盟的形成，他的外交活動基本上喪失了意義。他完全清楚這樣一來，蘇聯就佔據了漁翁得利的有利地位，著手跟共產黨代表鄧發秘密接觸，但沒有達成任何實質性協議。他審慎地刪除了密談的紀錄，卻忘記了留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檔案。他明顯像胡適、汪兆銘、章太炎、宋慶齡、儲安平、羅隆基一樣，看清了抗戰會給蔣介石帶來怎樣的下場;同時也看清了胡適和汪兆銘明白、儲安平和羅隆基卻不明白的事情，投靠勝利者比投靠失敗者更危險。

冷戰開始後，顧維鈞繼續為蔣介石政府從事對美交涉。然而，他的黃金時代實際上已經結束了。技術和通訊條約的進步大大削減了外交官的自由裁量權。民主的簡單化傾向和冷戰的十字軍精神剝奪了外交官的大部分政策影響力，日益將他們降格為辦事人員。顧維鈞主要依靠長期積累的資歷和聲望，實際負責的工作已經沒有什麼迴旋餘地，其實由一般業務人員經辦也沒有多大區別。他親身經歷了這種變化，早年的成功本身就是促成這種變化的力量之一;但他有足夠的明智和審慎，知道怎樣區分力所能及的事情和無法抗拒的事情。他很少做出錯誤的選擇，善於掌握必要的分寸，不僅限於外交方面，因而得以享受尊榮體面的晚年。他留下的回憶錄猶如他本人：絕少說錯什麼，卻從沒有說出他知道的全部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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