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相信你能猜對我們的結局

娛樂 05-26

我自己不知道所謂「第六代」是按什麼來劃分的。從年齡上來說，我比1990年就拍出《媽媽》的張元導演要小七歲，比認為自己是「第七代」導演的陸川大半年。我二十八歲拍出《小武》，從1998年起人們就把我歸入「第六代」的行列了。

我一直覺得，過分地強調自己是第幾代，或者過分地排斥自己是第幾代，本質上是一樣的。不想把自己歸為一個群體，某種程度上是想強調個人的獨特性，或者想迴避「某代」所具有的負面影響。比如，一說「第六代」，就說票房差，這反而讓我覺得，如果別人願意，那好吧，我就是「第六代」。

我第一次知道「第六代」這個稱呼，大概是1992年，在我投考北京電影學院的時候。有一天考完專業課，去美術館看展覽，順便在那裡買了一張新出的《中國美術報》，上面有一篇文章是介紹「第六代」導演的，當時，張元拍出了《媽媽》，王小帥正在拍《冬春的日子》，吳文光也拍出了他的紀錄片《流浪北京：最後的理想主義者》，婁燁的《周末情人》即將完成。也是從這些電影開始，開始了中國的獨立電影運動。

那是90年代初，整個國家剛剛經歷了巨大的政治動蕩。在創傷之後，沉悶之中，當時所謂的「第六代」導演們用電影挑戰威權。「獨立」兩個字，讓我異常興奮。

過去挑戰威權

在那張報紙里，有一段描述讓我至今難忘。裡面寫到王小帥為了拍《冬春的日子》，趴著拉煤的火車，去出產地保定買便宜的樂凱黑白膠片。我常想像，今天已經發福的王小帥，那時侯一定青春年少，身手矯健。河北大地繁忙交錯，呼嘯而過的無數列車上，原來還搭乘過一個青年的電影夢。

但，這何嘗不是一個自由夢。

在當時的環境下，國人還沒有普遍的意識，知道原來我們每個個人，也可以用一己之力，拍電影去表達自己獨立的感受。當時只有國營的16個製片廠，才有財力、有權利去拍電影，其餘都被視為「非法」。

跟那個時候離開國家單位下海做生意的人一樣，那些離開體制、獨立製作電影的導演，很多人內心深處都有一個自覺的意識，就是我們個人要爭取表達的權利，這延續了他們在那場運動裡面的諾言，他們開始從別的角度擴展中國人的言語空間和社會的自由。因此，我一直把那場風波看作是我最早的民主啟蒙。

當時，我是21歲的山西青年，讀過幾本小說，散碎的有一些美術基礎，我是「第六代」的追隨者，我一直以他們為師。我知道他們在對抗威權，爭取自由表達。若干年後，當人們把「第六代」當做是一個不可思議的群體，不知深淺的堂吉訶德，看做是這個時代不合時宜的怪物的時候，我茫然地笑了。

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有一首詩：

大海沒有時間和沙子交談，

它永遠忙於譜寫浪濤。

詩人看事豁達，值得「第六代」學習。但，我還是想說，難道都忘記了嗎？

從90年代開始，是誰用自己獨立的精神撕開了鐵幕，用怎樣的努力在密不通風的官方話語空間之外,開始有了個人的訴說。今天，整個社會可以討論普通人的尊嚴。這些是不是得益於一大批「第六代」導演持之以恆地關注中國底層社會，呈現被社會變革拋到邊緣的人群，而呼喚給這樣的人群以基本的權利？對，電影當然不是社會進步力量的全部，但回望90年代，電影是文化領域中和舊體制舊思維戰鬥最短兵相接的部分。很多人被禁止在他的祖國拍片，有的人的護照被沒收。很多人依舊在拍片,很多觀望的人和權力站在一起,對此冷嘲熱諷刺。

我們看今天的年輕人，染著頭髮，在城市裡穿梭，可以自由選擇並公開自己的性取向的時候，是不是得益於張元導演的觸禁之作《東宮西宮》？對，是王小波的著作，李銀河的學術，各個社會組織奔走呼籲，他們的合力帶來的自由。但，張元導演呢？

變革的時代,還有更多的人被權力和經濟利益拋向邊緣，是哪些電影一直注視著這樣的人群？最終在全社會形成共識——去關注弱勢群體。這種力量部分來自「第六代」導演的作品。在我看來，「第六代」電影是中國文化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最光彩的部分。

這樣的電影現在看起來無法產生利潤，但是為什麼不能夠去幫助這些電影更好的被公眾接受？這樣的處境本質上不是市場的選擇，這樣的局面是我們的電影長達十幾年無法跟觀眾見面的結果。如果沒有被意識形態控制的十幾年，我們的電影會有同步十幾年成長起來的觀眾，我們背後會有一個巨大的群體。而不是當我們拿著自己的電影，終於可以出現在市場的時候，迎接我們的是那些已經被好萊塢電影完美徵收的青年。很多導演都會有無力感，但是延續中國電影文脈的，是那些真正堅持下來、不合時宜的人。

1997年，經濟變革加速，這一年，婁燁開始籌拍《蘇州河》，王小帥推出《極度寒冷》，張元在籌備《過年回家》，章明剛剛完成《巫山雲雨》，這一年，我開始拍《小武》，我很榮幸我被稱為「第六代」。

作為一個電影運動，「第六代」導演今天已經分化，他們已經走向各自不同的領域，在這不算太長的電影生涯里，我們每個人都呈現了我們日常生活中的缺點，以及電影能力方面的弱點。但可以欣慰的是，我們中的大多數人的電影，選擇跟現實有關係，選擇跟真實有關係。這些影片，相互補充，相互串聯，隱約勾勒出了一條中國變革的影像之線，不至於讓中國人的真實遭遇在物慾的喧囂泡沫中無跡可尋。這是一條劃痕，刺痛時代，也刺痛我們自己。

現在挑戰市場

我最難忘的是在2003年，在北京電影學院，那天大部分所謂「第六代」導演被宣布解禁。有一位政府官員說，今天我們給你們解禁，但你們要明白，你們馬上就會變成市場經濟中的地下電影。隨後將近六年的時間，我親身經歷了新的、來自市場的專制。但需要指出的是，事實上，我們都不是市場的敵人，自由經濟是諸多自由夢中的一種，我們沒有什麼好抱怨的，雖然知道市場有時候會跟權力勾肩搭背，但我們也願意擁抱市場，並為此付出全部的精力和財力。

最諷刺的是每一次發片，媒體異常關心此類電影的票房數字，並喜歡提前宣判「第六代」電影的死刑。文藝片需要有相對長的市場培育時間，甚至頭一兩個月都只是它的醞釀階段，但在發片前就宣布這些電影票房慘敗，作為導演，會覺得是釜底抽薪。連觀望三天的耐心都沒有，觀眾自然散去，沒有人願意看死屍，只有人願意看奇蹟。

在市場的戰鬥里，硝煙滾滾，但我們依然存活了下來。這樣一群打不死的「第六代」，我願意屬於它。雖然這場運動或許已經終結，但我們各自的電影生涯還會很漫長，就好象新浪潮之後，特呂弗變成了偉大的商業電影導演，擁有廣泛的票房，戈達爾變成更加自我的電影作者，而更多的人在走中間路線。個人的電影得失，不能代表群體。因而也不能再以對群體的否定，來否定個人。這，過時了。

無論如何，我們都是一批忠實於電影的人，我們無論在與意識形態的對抗，還是商業經濟的對抗中，都呈現出超凡的毅力。如果我們願意承認一個國家的電影應該有文化的成分，我會告訴大家，在這十幾年裡，最具文化努力的電影大都來自「第六代」導演，而且很難想像如果失去這些導演的作品，我們氣若遊絲的文化，還有怎樣的傳接，我們還能有什麼拿得出手的作品來告訴世界：中國電影文化還活著。

而對觀眾，對市場，最起碼我對它依舊有激情。有另一首詩歌，來自拉托維亞詩人貝爾社維卡：

你如披上群星歡叫的天空

我在你身上點燃我的愛

每次你傷害我

你只熄滅一顆星星

那麼,我又為什麼要悲聲長嘆?

未來挑戰自己

跟任何一代導演一樣，我們都會衰老，都會或早或遲失去創造力。生命中引誘自己下沉，遊說自己放棄的另一個自己，日漸強大，青春歲月里從未有過的身的疲憊和心的厭倦，也不時會襲來，而私慾也準備好它的理由，笑眯眯來到我們身邊。但對我來說，只要看到滿街如織的人群，我還有動心的剎那，這讓我想起最初拍電影的理由。

學會將滾燙的生命和真實的自我投放在自己的作品中，是我們的電影走向未來的理由。很多人熟悉革命文藝並且至今被這種美學影響。這種文藝的原則是用最通俗的形式，將執政者的聲音傳達給大眾，整個傳達過程不需要也不允許自我的存在。一些人在第六代導演的電影里，突然遭遇了「自我」，因為不熟悉便錯將「自我」當「自戀」。而如果一部影片沒有至上而下的「精神」傳達，便說：這電影沒有主題。

可是，即使是幼稚的自我認識，傳達出來的仍然是尊貴的個人感受。反過來，即使是真理的傳播，也不應該夾雜權力的語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