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了·南通（1）要共和，不要革命

恐慌在11月15日達成了頂點。南通稍有點頭面的人物，都趕到了張詧的府上，當然不只是因為三大人是南通總司令長，人人都希望名滿天下的張狀元能夠給南通人一個切實的保證，保證他們的生命財產不會被辮子兵掠去。可憐張三大人無法勸服眾人，反而在眾人的逼問之下窘迫萬端，甚至不顧身份地哭了起來。

南通按說不需要張謇操心。一來地方小，又偏僻，二來軍隊只有狼山鎮綠營，百把二百人，久疏訓練，鬧不成氣候，三來南通自庚子年就督辦過團練。但南通是張謇的根本重地，大生紗廠總廠在此，大意不得。他在上海、蘇州時，就多次去信南通，讓紳商趕緊規劃協防團，配備最新式的快槍。

大生紗廠

南通為首的紳商是他的三哥張詧，現任南通總商會會長，南通人尊稱為「三大人」。南通獨立，無非是派人聯絡說服綠營，成立協防團，進而成立軍政分府。這些無非官樣文章，以至南通在11月8日宣布獨立時，百姓毫不驚奇，大家認為最新鮮的，不過是軍政分府告示落款的「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張謇最關心的，是能否實現江蘇全省的「和平光復」。按照江蘇人的平和性格，以及商會的強勢能量，這個目標本不為難。只可惜兩江總督張人駿、江南提督張勳不聽勸告，絕不贊同獨立，南京之戰勢在難免。因此當南通來信通報獨立進程時，張謇雖然不反對，但總是表示「等到南京攻下再宣布光復會更好些」。他對蘇州光復的意見也類似。如果上海不是在陳其美推動下提前光復，蘇州與南通等地的光復日期估計還會往後推。

張謇的擔心不無道理。南京未能攻下，獨立各府縣總歸時時處於威脅之中。蘇州就出過白旗收而復張的鬧劇。南通消息閉塞，更是一夕數驚。三大人張詧在慶祝光復大會上全身戎裝，卻連辮子都未剪去，會場裡面更是一片辮子的海洋，似乎一聲令下，南通也可以重新回到大清的秩序下，半點漣漪也不會激起。

慶祝光復大會之後，南通謠言四起。遠的消息說漢陽失守，黎元洪已死；近一點的說聯軍進攻雨花台潰敗，張勳抓住剪辮的人，抓一個殺一個；更近的是說北面鄰縣的緝私營嘩變，準備南下搶劫南通。軍政府還抓住了一個傢伙，他自己說是受了張勳的委任，來南通委任新官。

恐慌在11月15日達成了頂點。南通稍有點頭面的人物，都趕到了張詧的府上，當然不只是因為三大人是南通總司令長，人人都希望名滿天下的張狀元能夠給南通人一個切實的保證，保證他們的生命財產不會被辮子兵掠去。可憐張三大人無法勸服眾人，反而在眾人的逼問之下窘迫萬端，甚至不顧身份地哭了起來。直到第二天張謇接到消息從上海趕回來，這場風潮才剛剛過去。

張詧

是的，江蘇人的和平希望只能寄托在這些大佬身上。南京光復後，程德全移駐南京，此前平靜無事的蘇州立即演出了「烈劇」，「搶劫之風日甚，爭鬥之禍日烈，其甚者至於開槍對敵」。而陳其美的勢力也開始蠢蠢欲動，他們成立了「洗程會」，打算清洗掉江蘇軍政府與程德全，擁護陳其美任江蘇都督。

就在陳其美的軍火運往蘇州途中，「洗程會」被程德全破獲。程德全雖然信佛，但也不是菩薩，他向蘇州人宣布的罪狀中，改「洗程會」為「洗城會」，意謂將血洗蘇州城，蘇人大恐，程德全遂動用雷霆手段，殺了四個人。新政府的內鬥，倒比光復日更血腥。

袁世凱出掌北方政府大權，張謇內心頗為欣喜，他認定要平息戰亂，非袁莫屬。不過，當北方政府任命張謇為江蘇宣慰使時，他拒絕了，並表示此時「尚有何情可慰？尚有何詞可宣？」想起上半年應召赴京，尤其是5月17日謁見攝政王，對其弟而憶其兄，自己忍不住「哽咽流涕」，力勸攝政王真心行憲，而攝政王吞吞吐吐，雖然憂心國事，對自己的進言卻總有些敷衍的意味，時至今日，張謇君臣大義縱在，救清之心已死，在辭職電文中向朝廷，也向袁世凱發出了「最終之忠告」：「與其殄生靈以鋒鏑交爭之慘，毋寧納民族於共和主義之中，必如是乃稍為皇室留百世湮祀之愛根，乃不為人民留二次革命之種子。」

張謇

袁世凱肯定還想有所挽回，指使江蘇諮議局駐京代表許鼎霖寫信給張謇，希望他「就此罷手」，取消江蘇獨立，維持地方秩序，等候南北和談結果。本來張謇是主張暫緩獨立以觀變化的，但此時南通亂局初定，江浙聯軍還在圍攻南京，張謇的回信正如他當年提議「東南互保」時一樣堅決：

「果如公言，是惟恐焰之不烈，而益之以膏，恐東南無一片乾淨土矣。南中大多之論曰：『吾儕塗肝腦，迸血肉，乃為愛新覺羅氏爭萬世一系之皇統乎？』」

張謇指出，上海等地，是商賈薈萃之區，「凡商人皆具身家，無不愛和平者」，清軍與革命黨在武漢的拉鋸戰，讓商人們十分驚懼，尤其是馮國璋攻陷漢口後劫掠之慘，更讓江蘇商人不願重蹈覆轍，「時吾蘇若再遲疑，勢將釀極烈之暴動，與絕大之恐慌」。於是，他下了結論：

「總之，現在時機緊迫，生靈塗炭，非速籌和平解決之計，必至於俱傷。欲和平解決，非共和無善策，此南中萬派一致之公論，非下走一人之私言。下走何力，豈能扼揚子之水，使之逆流？」

張謇一生不喜歡「革命」，他1913年曾撰《革命論》，隱指辛亥革命「上無寬仁智勇文武神聖之君，下無明於禮樂兵農水火工虞之佐」，政教號令「舊已除而新無可布」，公布的新政令也無法符合民望，比起不革命來又能好到哪裡去？最終不過是「流於權奸、盜賊之間」。

說到底，他要共和，不要革命，非有愛於共和，只是共和有利於和平，有利於保持秩序。張謇曾定位自己的角色是「通官商之郵」，在辛亥時，他的立場站在商人的一邊，他的觀點，正是江蘇乃至全國商人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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