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徽背後的故事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按下電鈕，親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軍樂隊現場奏響了高昂激揚的《義勇軍進行曲》，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了。然而，不少人可能忽略了一個細節：在天安門城樓上，當時沒有懸掛國徽。

國徽與國旗、國歌一樣，都是國家的標誌，是國家主權與尊嚴的象徵。那麼，開國大典升起了國旗，奏響了國歌，為什麼沒有懸掛國徽呢？

這裡面還有一些不太為人所熟知的故事。

徵集圖案不理想，國徽設計推遲確定

1949年，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已經取得了決定性勝利，成立新中國，建立中央人民政府已經擺在了中國共產黨和各愛國民主黨派、愛國民主團體的面前。這一年的6月15日至1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召開，設計國徽的工作也被提上了議程。新政協籌備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經過討論，決定在常委會領導下，設立六個工作小組，其中第六小組的任務，就是研究、草擬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等方案。第六小組由著名教育家馬敘倫任組長，北平軍管會主任葉劍英、著名作家沈雁冰任副組長。第六小組決定，以新政協籌備會的名義，公開向全國發出徵集國徽草案的啟事。

7月15日至26日，《人民日報》等各大報紙連續刊登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名義發布的新中國國徽圖案徵稿啟事。在這個啟事中，對於國徽設計提出了三條基本要求：（1）中國特徵；（2）政權特徵；（3）形式須莊嚴富麗。

國徽徵稿啟事發表後，各地各界人士積極響應。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新政協籌備會共收到應徵稿件112件，圖案900幅。投稿者既有高級領導幹部、將軍、著名藝術家、學者，也有普通的工人、農民、戰士、學生。

8月24日，第六小組開會討論國徽應徵圖案。大家發現，儘管應徵圖案數量不少，但與擬定的設計思路差距較大，符合要求的一幅都沒有。考慮到國徽的設計比國旗、國歌更為複雜，專業性更強等特點，會議提出建議：國徽不再搞社會徵集，而是「另請專家擬制，俟收到圖案之後，再行提請決定。」

開國大典在即，時間緊迫。9月25日晚8時，毛澤東、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開座談會，邀請郭沫若、沈雁冰、黃炎培、陳嘉庚、張奚若、馬敘倫、田漢、徐悲鴻等各界知名人士參加，聽取關於國旗、國徽、國歌等問題的意見。當時，國旗與國歌都有了進展，唯獨對國徽圖稿與會者意見很不統一。毛澤東感到馬上拿出國徽方案很不現實。他站起來，環視大家後平靜地說：「國旗決定了，國徽是否可慢一點決定，等將來交給政府去決定？」他的意思是，國徽可以等開國大典結束後再去決定。但人們的意見仍舊不能統一，最後還是毛澤東拍板決定：「原小組繼續存在，再去設計。」

9月27日，在新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上，討論並通過了國旗、國都、紀年、國歌4個決議案，國徽圖案沒有提交全會討論。就這樣，在舉世矚目的開國大典上，新中國的國徽未能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這確實讓許多人感到了些許的遺憾。但是，作為國家特有標誌的國徽，是關乎國家形象與尊嚴的大事，來不得半點兒馬虎。新中國的國徽未能在開國大典「亮相」，正說明共和國的創立者在國徽問題上的慎重與實事求是，是對國家、對歷史高度負責的表現。

幾經周折，總算統一了設計思路

根據9月25日座談會的討論結果，全國政協一屆一次會議決定，國徽圖案邀請專家另行擬制，馬敘倫、沈雁冰領導原第六小組成員組成國徽組和國徽審查小組，繼續主持擬制國徽的任務。周恩來指示，應多吸收一些專家來共同設計國徽。馬敘倫等邀請清華大學營建系和中央美術學院成立兩個設計組負責國徽的設計工作。10月23日，清華大學營建系國徽設計組成立，由梁思成挂帥。同時，中央美術學院在張仃領導下也成立了國徽設計組。

梁思成，著名建築學家，時任清華大學營建系主任、教授。他的父親梁啟超是中國近代思想啟蒙運動的領袖人物，學術泰斗。他率領的國徽設計組主要由林徽因、莫宗江等建築學家和教師組成。

張仃，著名美術家，全國政協會議會徽的設計者。開國大典前的一段時間裡，他曾調到中南海總務處任藝術顧問，負責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的會場、開國大典時天安門城樓等場合的美術設計。開國大典後，他到中央美術學院任實用美術系主任、教授。他帶領的國徽設計組主要由張光宇、周令釗等美術家和美術教師組成。

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兩個設計組分別拿出了自己的設計成果。首先是清華大學營建系林徽因等人提出一個國徽圖案。林徽因是梁思成的太太，也是國內著名建築學家，時任清華大學營建系雕飾學教授。她主持設計的國徽圖案以民族形式的玉璧為主體，以國名、五星、齒輪、嘉禾為主要題材；以紅綬穿瑗的結襯托而成圖案整體。隨後，張仃等人拿出了自己的設計圖案，這個圖案仿政協會徽形式而以天安門為主體元素，包含有齒輪、嘉禾和五角星。

以上兩個圖案各有其特點，林徽因的圖案首次將國旗上的五顆金星設計入國徽圖案，「以紅綬穿瑗的結襯托」則使圖案在嚴重中透出美感，用玉璧造型已具備了國徽是浮雕而不是一幅圖畫的特徵。張仃的圖案則大膽地採用以天安門為主體元素，同時也突出了色彩鮮艷，風格寫實樸素的風格。

隨著兩個不同方案的提出，在中央美院與清華大學的設計專家中還引起了一場爭論，爭論的核心就是國徽中應當不應當採用天安門圖形。張仃等人認為，天安門廣場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又是剛剛舉行過開國大典的地方，選擇天安門作為國徽主體，輔以齒輪、嘉禾、五星，這樣來表達新中國的政權特徵就很充分了。而梁思成等人則持反對意見。他們認為，華表、天安門是封建皇權的象徵，怎麼能把封建皇權的象徵變成人民政權的象徵呢？

1950年6月11日，兩個國徽圖案同時被提交到全國政協國徽組會議上。與會者經過討論，普遍認為兩個圖案各有所長，但「均未恰當」。關於國徽中是否採用天安門圖形的問題，與會者的意見比較統一。張奚若發言說：「我個人感覺用天安門是可以的。」沈雁冰表示：「我對採取天安門圖形表示同意。」會議經過討論，原則上同意採用天安門圖形作為國徽圖案的主體，並提出了一些色彩、圖飾等方面的修改意見。

政協全會審議通過了梁思成、林徽因設計的國徽圖案

按照政協國徽組會議確定的設計原則，兩個專家小組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圖案設計。由於意見統一了，思路明確了，進度也就明顯加快了。到了6月15日，兩個小組分別拿出了自己的新設計稿。

清華大學與中央美院的設計團隊，都是由國內一流專家組成。但就兩個學校來講，清華大學具有明顯的優勢。清華不僅擁有眾多國內一流設計專家，還具備國內一流的技術手段。當時畫家畫天安門只能依靠目測，畫出的圖案比例不夠精確，而清華大學營建系在這方面就有了得天獨厚的優勢。因為早在上世紀30年代，有梁思成、林徽因參加的中國營建學社就測繪了天安門、端門、午門等北平中軸線上的古建築，測繪圖就保存在清華大學營建系。有了天安門的實測圖，他們拿出的設計圖案，就顯得更加精確而且合乎比例。

6月15日晚8時，國徽審查小組召開會議，討論清華大學營建系和中央美術學院兩個專家組分別設計的新方案。現場氣氛熱烈，與會者暢所欲言。綜合多數代表的意見，周恩來最後總結說，清華大學的方案在藝術上成熟，結構完整而統一，圖下面的帶子連結在一起，象徵著工農大團結。金色與紅色表現了中華民族的特點。從各方面綜合起來看，他們的設計比中央美院的設計更能體現新中國的國家特徵和政權特徵，形式也更顯莊嚴富麗。會議最後確定，將梁思成、林徽因等人設計的國徽圖案送政協大會表決。

梁思成、林徽因等人設計的國徽圖案，中心部分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門城樓，城樓正中上方是四個金色的小五角星以半弧形環繞一個金色的大五角星。國徽的四周，是由兩把金色的麥稻穗組成正圓形的環；麥稻稈的下方交叉點上，是一個金色的圓形齒輪。齒輪的中心交織著紅色綬帶，綬帶向左右綰住麥稻穗而下垂，把齒輪分成上下兩部分。

6月17日，梁思成等人將國徽圖樣及設計說明書報送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20日，國徽審查小組最後一次開會討論計方案，大家的意見趨於一致，只是對設計的細節提出一些建議。最後周恩來提議：寫一個解釋書，將梁思成繪製的圖案提交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以便表決時看得更清楚一些。次日，馬敘倫、沈雁冰將國徽審查情況報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

6月23日下午4時，全國政協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一屆二次會議。經會議主持人毛澤東提議，全體代表以起立表決的方式一致通過了梁思成、林徽因等人設計的國徽圖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了政協一屆二次會議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及對設計圖案的說明》，標誌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最終確定下來。

高庄塑造的國徽模型獲得周恩來高度評價

有了國徽圖案並不意味著國徽的誕生。國徽與國旗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國旗只要確定了圖案及製作說明，人們很容易就能夠製作出一面面合乎規範的國旗。國徽就不同了。在許多情況下，國徽要懸掛於建築物的上方中央，是一種立體浮雕形象。從平面設計到立體浮雕模型，還要有一定的大小系列，以供不同場合使用，這對藝術雕刻的要求很高，需要專門的雕刻家來完成。

中央將這項工作交給了清華大學營建系，營建系又將製作國徽模型的艱巨任務交給了雕刻專家高庄教授。任務下達時已是那年的7月，中央要求儘快拿出模型，以便在建國一周年之前對外公布，在新中國的第一個國慶節讓國徽與國人見面，而當時離國慶周年只有兩個多月時間了。

高庄接受任務後，首先仔細研究了平面國徽設計圖案，發現根據這個圖案塑造模型還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圖案中的稻、麥稈向外彎曲，比較雜亂；紅綬帶理不清來龍去脈，城牆也顯得有些彎斜。他本著對國徽高度負責的精神，對設計圖案做了大膽修改。但這樣一改動，又引來了不少意見。因為大家認為國徽圖案經過眾多專家長時間的研討修正，又經過了政協全會和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任何人都不應當僅憑個人見解就隨意改動。高庄聽到這些意見感覺到了壓力，但他不準備放棄修改。他將自己的意見對梁思成講了。梁思成贊成他的意見，但對於是否應當修改國徽圖案也無法決定。因為畢竟圖案已經由政協全會通過並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了。

面對壓力，高庄做出一個出人意料的大膽舉動，他提筆給毛澤東主席寫了封信。在信中，他坦率地講了自己對國徽圖案的修改意見。據有關資料記載，在信中他還寫了這樣的話：「主席，您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但不是一個藝術家。」有些朋友覺得他這樣寫不夠妥當，但他堅持把信寄了出去。不久，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彭真來到清華大學，轉達了毛澤東對修改國徽的贊同意見，並鼓勵高庄說，你大膽地改，祝你勝利，祝你成功！

毛澤東的支持與鼓勵，使高庄備受鼓舞。在此後的一個多月時間裡，高庄夜以繼日地投入到國徽立體模型的藝術塑造中，營建系的其他專家也全力配合。遵照周恩來提出的國徽形象要向上和響亮的要求，他們參考了大量古今中外藝術資料，改變了原圖案中麥稻穗參差不齊，綬帶來龍去脈章法不清等缺陷，解決了麥稻穗凹處留有缺口的問題，使國徽模型看上去更加剛勁、協調、莊嚴、渾然一體。

1950年8月18日，全國政協國徽審查組召開專家討論會，評審高庄等人提交的國徽模型，周恩來參加了那天的評審會。當他看到新的國徽模型後，連連稱讚，興奮不已。會議同意高庄等人修正的國徽浮雕圖案。9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邀請一些專家商談國徽的公布、製造及頒發問題。同月20日，毛澤東主席簽署《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公布國徽及圖案說明。與此同時，各大報紙還刊登了國徽石膏模型照片、國徽圖案說明以及根據國徽石膏模型繪製的「國徽方格墨線圖」和「國徽縱斷面圖」。

至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宣告誕生，新中國有了屬於自己的莊嚴標誌。

金光閃閃的國徽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

由於開國大典未能懸掛國徽，曾給不少人留下遺憾。在新中國的第一個國慶節，將第一枚國徽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便成為許多人的心愿。

高庄塑造的國徽立體模型是在8月中旬完成的，此時距新中國的第一個國慶節只有40多天時間了。如果在今天，利用40多天時間做一枚金屬國徽自然不成問題，但在當年的物質與技術條件下，要在這麼短的時間裡製作出通體金屬國徽是很難辦到的。為了保證在建國一周年紀念日能夠將國徽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有關部門決定先趕製一枚木質國徽，懸掛金屬國徽的事情先放一放。

趕製木質國徽的任務交給了張仃教授。張仃曾領導中央美術學院團隊參與設計了國徽圖案，如今按立體模型製作木質國徽自然不成問題。在他的領導下，美術供應社的員工按時完成了木質國徽的製作任務。

國徽有了，如何將其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二層檐下，也不像今天這樣簡單。當時的安裝設備十分簡陋，沒有高空作業機械可供使用，張仃教授便與美術供應社的員工一起，採用原始的高空作業方法，在天安門前一節一節地搭腳手架，終於把國徽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二層檐下的正中央。

1950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一周年紀念日。在雄偉壯麗的天安門城樓上方的正中央，赫然高懸著一枚國徽。國徽呈圓形，金光閃閃，引得廣場上的人們駐足仰視。看著那金光閃閃的國徽，可能很少有人會想到，這枚國徽是木質的。

木質國徽畢竟只是臨時的應急之作，長時間的風吹日晒，就容易變形褪色，因此，必須抓緊制出金屬國徽把木質的替換下來。

其實，在國徽立體石膏模型製作完成後，有關部門已經把鑄造金屬國徽的任務放下去了，承擔這項任務的是瀋陽第一機床廠。

瀋陽是我國重要的工業基地，瀋陽第一機床廠是當時國內有名的大型機械製造工廠，技術條件過硬。工廠接受任務後，廠領導和全廠職工都把鑄造國徽當作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來完成。工廠指派鑄造技術尖兵焦百順擔此重任，抽調若干名技術過硬的工人組成鑄造小組，開始夜以繼日地攻關作業。

國徽鑄造要求的工藝技術精度很高。為了保證澆鑄出來的國徽嚴整光滑，紋理清晰，特別是麥稻穗的麥粒和稻粒清晰美觀，就必須要有十分精確的模具，還要嚴把澆鑄關。國徽的質地為銅鋁合金，其中銅佔8%，鋁佔92%，兩種金屬的比例不同，熔點也不一樣，澆鑄時的火候要把握得恰到好處。為此，焦百順和他的鑄造小組齊心協力，克服了一個個困難，闖過一道道技術難關，提前完成了國徽鑄造任務，為新中國鑄造出了第一批近10枚不同尺寸的金屬國徽。

1951年5月1日，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二個國際勞動節。在人們歡度節日的喜慶氣氛中，瀋陽第一機床廠鑄造的一枚直徑為1000毫米的金屬國徽正式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替換下了原來那枚木質國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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