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涼：樓蘭《李柏文書》以及譯文

（前涼）樓蘭《李柏文書》

《李柏文書》是前涼惟一有史書可證的重要人物的文書遺迹，李柏是前涼時西域長史，文書為李柏於公元328年從海頭--羅布淖爾湖畔給焉耆王等幾個國王發出信函而留的草稿，是前涼簡牘資料中最為集中、內涵最為豐富的文書資料。《李柏文書》之一
長23厘米，寬27厘米，《李柏文書》之二
長23厘米，寬39厘米。文書的書法有筆畫帶有隸書的筆意，但已顯露出東晉流行的行書風貌。因此，文書的出土,對研究行書發展的歷史具有很高參考價值。

"李柏文書"的研究價值

《李柏文書》是目前所發現的年代最早的中國紙本書信實物標本。《李柏文書》中所出現的李柏其人是在樓蘭所發現的全部文書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載的人物。由於《李柏文書》在歷史、文化、藝術等方面都具有極為珍貴的學術價值，因而國內外學界對此文書十分重視。

兩漢以後，書寫規範而美觀的漢字逐已成為一種社會的風尚。書法藝術與人們的社會生活產生了密切的關係。樓蘭雖處西域邊陲，然自漢武帝之後，絲綢之路正式開通，大批漢人西遷至此，自然將漢文化傳播於該地區，其中亦包括中國書法藝術。前述黃文弼在土垠遺址所發現之西漢簡牘即是物證。文獻所載漢晉時期曾在敦煌和樓蘭地區活動過的書法家或善書者有傅介子、陳湯、班超、徐幹、班固、張芝、張昶、趙襲、索靖等，而敦煌與樓蘭無論行政隸屬關係或交通之聯繫都是極為密切的，敦煌地區聚集了一批書法家，並形成了風格鮮明的書法流派，敦煌書法曾影響了內地書法的發展，它也必然會直接對樓蘭書法產生影響，而樓蘭佛教藝術亦有可能影響了敦煌佛教藝術的發展，從考古發現來看，這種文化上的互動關係應該是存在的。樓蘭的書法遺存皆為墨書真跡，並出現了如李柏、張濟、馬厲、宋政等一批造詣極高的書法家，其書法風格紛呈，形式多樣，但整體上卻蘊含著一種鮮明而統一的地域特徵。樓蘭書法與西北地區所發現的同時期的書法，如敦煌書法、吐魯番書法以及北涼書法等形成了一個既有聯繫又有差異的藝術流派，它傳承著中國書法的基本規範，但又絕少刻板、因襲的程式化桎梏，並洋溢著率真、恣肆和寫意的神韻，體現了樓蘭書法獨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質。

對於《李柏文書》的年代學研究，離不開對文書內容的分析。前面提到「李柏請擊叛將趙貞」而「為貞所敗」之後，險被誅之。因張駿「善政」，李柏免於死罪，此後李柏之下落文獻無載，即便尚在軍中任職，亦不可能繼任西域長史。然文書起首便自署「西域長史李柏」，尚顯無丟官奪爵之跡。而李柏書寫此信目的乃是「慰勞諸國」，慰勞的對象是焉耆王龍熙，慰勞的原因與欲討「逆賊趙」有關。「今奉台使來西月二日到海頭」，可能是李柏自涼州商議擊趙貞事後返海頭。文中所謂「北虜」，據王國維考證：「北虜者，匈奴遺種，後漢以來，常在伊吾車師間。晉時此地已為鮮卑所據，謂之北虜者，用漢時語也。」焉耆「王使回復羅從北虜中與嚴參事往」，嚴參事不是西域長史屬吏，而是涼州官員，嚴參事和焉耆王使或是自涼州與李柏分手後繞道北虜至焉耆。嚴參事和焉耆王使或是「四月十五日共發」北虜，五月二日回到樓蘭的李柏猜測嚴參事和焉耆王使「想是到(焉耆)也」。故李柏書信遣使，慰勞通消息。從書信殘稿「逆賊趙」等文字來看，李柏給焉耆王寫信是與擊趙貞事有關。迫於形勢，李柏急於在擊趙之前得知北虜和焉耆方面的消息。趙貞為西晉戊己校尉，駐軍高昌，西晉亡後，西域長史李柏歸順於張氏政權，而趙貞不附於駿。《晉書》載：「初，戊己校尉趙貞不附於駿，至是，駿擊擒之，以其地為高昌郡。」孟凡人考證此事發生的時間應在咸和二年(327)秋至年底之間，並推斷《李柏文書》似應寫於325年5月7日。

《李柏文書》等一大批樓蘭紙質行書和草書作品的發現，實質上也對中國傳統書法史學中所謂「南帖北碑」說提出了質疑。樓蘭出土的以《李柏文書》為代表的數量眾多的魏晉時期紙本墨跡，以其經典的「帖學」範式證實了中國「帖學」書法產生的多元性，即「帖學」書法之產生不僅僅局限於江南一帶，西北地區無疑是「帖學」的發源地之一。作為「帖學」的代表人物王羲之出現以前，所謂「帖學」風格的書法早已成熟於涼州及樓蘭地區。王羲之所崇拜的書聖之一即是敦煌人張芝，而王羲之生活的年代，也正是《李柏文書》等一大批樓蘭紙文書出現的時代。如前所述《李柏文書》書寫時間有諸種說法，綜合各家所說，其書寫年代在325～346年之間，這是無疑的。而有關王羲之的生卒年代，由於《晉書》為唐人所修，其《王羲之傳》中僅記「卒年五十九」，而未指出生卒年月，相關文獻又較為缺乏，因而出現了幾種不同的說法，但各家所說的年代基本在303～379年間。那麼李柏與王羲之當為同時代之人，而李柏生卒年月或略早於王羲之。由此可以得出以下推斷：從《李柏文書》及樓蘭前涼時期文書書法來看，東晉時期北方行草書法已有了極大的發展，處於一個極其成熟的階段。從傳為王羲之的作品來看，其書法尤其是行草書法，在結構、用筆、章法甚至文辭章句上，大都可以在《李柏文書》及樓蘭文書中找到極為近似的實證來。這一方面證實了在王羲之時代或稍早時期內，中國南北各地即已普遍出現了較為成熟的行草書體，而早於王羲之的諸多北方書法風格及樣式一定會在某種程度上對王羲之的書法產生影響。因而，王羲之書法及其「帖學」的產生並非偶然現象。更何況王羲之未有一件真跡傳世，今人所見所謂王羲之書法大多為後人摹本，我們不排除許多摹本的可靠性，但也有些作品卻是後人假託或偽造的。王羲之書法的真實面貌究竟如何？學界尚存在著不同的看法。由此可進一步推測，所謂中國書法之「南帖北碑」之說當有偏頗之嫌，至少從目前的考古實證來看敦煌和樓蘭地區當屬中國帖學的發源地之一。

《李柏文書》之一，長23厘米，寬27厘米。日本龍谷大學圖書館藏。

《李柏文書》之二，長23厘米，寬39厘米。日本龍谷大學圖書館藏。

釋文：

五月七日，海頭西域長史、[關內]

侯李柏頓首頓首。別□□□

恆不去心，今奉台使來西，月

二日到此（海頭），未知王消息，想國中

平安，王使迴復羅，從北虜

中與嚴參事往，想是到也。

今遣使苻大往相聞通

知消息，書不悉意。李柏頓首頓

首

五月七日，西域長史、關內侯

柏頓首頓首。闊久不知問，常

懷思想，不知親相念

便見忘也。詔家見遣，

來慰勞諸國。此月二日來到

海頭，未知王問，邑邑！天熱，

想王國大小平安。王使

□□俱共發，從北虜中與

嚴參事往，不知到未。今

遣使苻大往通消息，

書不盡意。李柏頓

首頓首。

附錄：樓蘭的寶貝--李柏文書

中國絲綢之旅國際互聯網編寫

當瑞典人斯文·赫定發現樓蘭遺址時，日本人大谷光瑞正在倫敦留學。斯文·赫定在羅布沙漠之中發現古代中國的邊城樓蘭一事，在當時歐洲引起了巨大的轟動。斯坦因隨後在1900年-1901年的首次中亞探險，也因所獲頗豐而震驚了歐洲。受到歐洲人西域掠寶的感染，日本人也迫不及待地加入了掠寶行列。

大谷光瑞是日本凈土真宗本願寺教派的第22代長老。他在從倫敦歸國的途中，於1902年8月，和其他人一起在俄國組成商隊，進入喀什，對塔里木盆地進行了調查。在庫車的克孜爾千佛洞，他盜割了一些壁畫，運回了日本。

1908年，大谷光瑞又一次派橘瑞超和野村榮三郎到新疆。他們從北京到達蒙古烏蘭巴托，橫穿蒙古，從科布多進入準噶爾。此時在中國的新疆，各歐洲列強們正進行著一場奪寶大戰，德國、俄國甚至為爭奪"主權"而欲武力相向。各帝國主義列強睜大了貪婪的眼睛，躍躍欲試，塔克拉瑪干被劍拔弩張的氣氛烘烤得更熱了。

橘瑞超在1909年2月到達庫爾勒，然後進入羅布泊地區，直奔樓蘭。在一座古城內，橘瑞超獲得了著名的"李柏文書"。李柏是五胡十六國時期，前涼派遣到此的西域長史。他於公元328年到達羅布泊地區。"李柏文書"即李柏當時寫給焉耆國王等的信函，其中兩封是完整的，還有39片殘片。還有些信是前涼張駿討伐高昌（吐魯番）的晉戊己校尉趙貞時，為了安撫與高昌鄰近的各國而寫的。信涵寫於麻紙上，兩封信的草稿分別長23厘米，（約相當於晉代一尺）寬27厘米；長23厘米，寬39厘米。

"李柏文書"是前涼簡牘資料中最為集中、內涵最為豐富的文書資料。橘瑞超在獲得了李柏文書的第二年，即1910年，去英國會見了斯坦因。

20世紀初的這場歐美列強在中國新疆的大劫掠，造成了數以千計的壁畫、簡牘、手稿、塑像和其它無價之寶的流失，這些珍貴的歷史文物、藝術珍品從樓蘭、從塔里木盆地永遠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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