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影》及其出版商北京聚珍堂

1877年，晚清著名詩人、畫家顧春（字太清，1799－1877）的小說《紅樓夢影》出版。這或許是現存第一部由中國女性創作的小說。顧太清的傳奇一生並非本文主題，略知她屬滿族鑲藍旗，為西林（即西林覺羅）氏之後，並在北京度過成年歲月便可足矣。

顧春最初在《紅樓夢影》中署用筆名「雲槎外史」。此筆名如何使得該書作者身份由撲朔迷離到真相大白的宛轉軼事更令人興緻頗增。20世紀80年代末期以前，沒人知道該書出自顧太清之手，直到她部分遺失手稿在日本被發現，其作者身份才得到驗證和確認。顧太清的其他兩部著述均為詩集，分別是《天游閣集》和《東海漁歌》。其手稿曾流傳數十載，部分甚至還有她自己的注釋。在顧春去世20多年後的20世紀初，兩部詩集方得以出版。《天游閣集》手稿數卷在中國佚失，但一直藏於日本。正是這幾卷海外孤本手稿提供了顧春是《紅樓夢影》作者的線索。她在手稿第七卷中自稱「雲槎外史」，卷中有詩一首敘及她《紅樓夢影》的作者身份。「雲槎外史」筆名在第七卷中的使用讓人推斷《紅樓夢影》不是以匿名小說公佈於世的，但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反映出當代學術界對顧春時代眾所周知的書與作者的關係一無所知。

與文稿和作者關係之謎一樣，《紅樓夢影》的成稿時間亦是疑團重重。1862年，顧春致好友沈善寶（1808－1862年）的詩中專門寫到該小說，並提及小說當時離完成尚遠。難以理解的是，沈善寶在1861年以「西湖散人」的筆名已經為該小說作序。然而，1861年至1877年長達16年的時間對顧春完成小說寫作而言顯得過於漫長。憑想像而言，她拖延了結尾部分的寫作，至少是有可能她不希望生前將此書公之於世。考慮到清代婦女在出版她們作品時的矛盾心理，也考慮到顧春一生所遭到的非議以及此小說的自傳色彩，她有可能選擇不去出版自己的小說。另一個因素或許是公眾對小說的不敬，那是當時幾乎沒有婦女以小說方式寫作的主要原因。

如此情形中作者逝後出版一說應該是情有可原的，但我們仍不能斷定此說。《紅樓夢影》所標註的出版日期是1877年（光緒丁丑年），無具體月份。顧春死於1877年11月3日，這說明當年的大部分時間她依然在世。由此推測，顧氏很可能最終同意出版該書，儘管此時距沈善寶題寫序言已隔了相當長的時間。顧氏會在臨終前最後一刻思慕功名而打消對出版該書的顧慮么？我們知道，顧氏在生命的最後兩年中雙目失明。這段時間裡，她既不能遊走四方，也不能提筆作詩，更不要說把作品交給出版商。如果把稿本交給出版商是顧氏本人的動議，代理方式的轉交就一定是設定的事實。

無論對小說出版日期持作者墜事說還是被禁止出版說，以作者的角度解釋1877年為小說出版之年更為恰當。儘管出版的決定最終大改以前之顧慮，然而一旦這種決定的改變確定下來，一套全新的背景因素就成為關注對象，它們同樣重要，甚至更確切地解釋為何1877年成為該小說的出版年份。以這種解釋，作者的拖延和被禁止出版都不是重要的事情，關鍵在於當時的出版界正在發生變化，小說一時成為熱門商品。顧氏主意的改變（如確有其事的話），主要不在於小說長期得不到出版的遺憾而在於外部世界的壓力。

《紅樓夢影》的出版商北京聚珍堂至遲在1840年左右即開始出版滿、漢合璧之書籍，1876年起突然改為只出版漢語書籍。小說是其主要出版物，還包括一些其他類型的娛樂文學書籍。此後的七年里，這類新書不斷湧現。在此期間，聚珍堂至少還出版了一本滿漢合璧的出版物，1883年後又陸續出版了幾本雙語著作。截至1883年，聚珍堂幾乎出版了當時所有的漢語名著。從聚珍堂出版的漢語書目來看，其對小說的偏愛程度似乎大大超過似乎更為現代式的上海申報館。後者在美查（Ernest Major）的帶領下創立於1872年，廣為搜求尚未出版的小說稿本。無論是隨申報館而動，還是與申報館並進而反映出當時全國小說銷售的全新商業化水平，聚珍堂的新面貌都令人吃驚地離棄了舊式的商號運作模式。

目前尚無直接資料能夠證明聚珍堂仿申報館之樣板廣徵未刊行的小說作品。然而，作為一家只出版漢語書籍的出版商，聚珍堂在七年當中出版了17部小說（包括再版本），有幾部是全新的作品，除《紅樓夢影》外，還包括《兒女英雄傳》、《忠烈俠義傳》（即《三俠五義》）和《極樂世界》。這種出版格局支持了聚珍堂的確徵集了新的（或舊有未出版的）文學作品的假說。聚珍堂對《紅樓夢》題材稿本情有獨鍾值得關注。除《紅樓夢影》之外，幾本聚珍堂的其他出版物也衍生於《紅樓夢》。《紅樓夢影》是此類目小說作品的第二部。第一部是王希廉1832年刊本《紅樓夢》的修訂本，為漢語此書出版本之首。該書出版於1876年，只比《紅樓夢影》早一年。

從出版商角度的解釋，使我們能假想出《紅樓夢影》似乎拖至1877年才獲出版的另一種合理推論。與其說是顧春或其家人最後一刻的主張突變，不如說是剛剛崛起的市場因素和政治力量致使上海及各地出版商尋求新作品的刊行。在這種形式下，顧氏小說的出版可能完全是一種商業行為，與1861年的情形大不相同。或許聚珍堂通過旗人的渠道發現了顧氏手稿，並來向她或她家人那裡索取。再不就是顧春家人聽說徵集小說的消息後，將顧氏手稿送到聚珍堂。

如果沒有這種圖書市場的變化，顧氏小說可能永遠不會出版，我們只能通過新近發現顧春與沈善寶的通信詩文去探索這段佳話了。那樣的話，《紅樓夢影》便與這位19世紀的中國女性作家擦肩而過，與1844年以前汪端的《元明逸史》、鐵峰夫人的《紅樓覺夢》同樣命運了。儘管顧氏小說既非改良主義作品，也不具有現代性特徵，它卻成為19世紀即將結束時小說日漸重要及其出版商品化的重要標誌。與此相對的是顧氏另外兩部詩集，在等待了30年後才獲出版。

另外有趣的一點是，人們通常認為所有晚清小說均由新式的近代出版公司出版，而聚珍堂（就迄今所知而言）既未經營報紙和任何他類近代出版刊物，亦未在印刷技術方面有所創新，這點與申報館及其他上海的出版商大不相同。事實表明，傳統出版商同樣能夠自求適應新時代的潮流，即使沒有採用現代技術，《紅樓夢影》之類的小說依然能夠出版刊行。聚珍堂就這樣成為給新舊出版模式之研究打出亮點的重要課題。

聚珍堂概覽

三種證據性的資料，即兩位見證人稍有分歧的描述和現存的出版品實物，使我們能還原聚珍堂的部分歷史原貌，包括商行老闆、經理都分別是誰，他們企業操作的形式如何，以及1877年出版顧氏小說的原因。

對聚珍堂最為完整的敘述來自蒙古官員崇彝。他追溯晚清歷史的《道咸以來朝野雜記》寫就於1930年，側重於北京的日常生活，他在眾多的選題中也描繪了書市貿易。內容如下：

隆福寺街東口路南聚珍堂書肆，（今歇業）本天繪閣舊址，同治中，為一內務府旗人張姓接收，改名聚珍。因張氏有舊書數屋，不知好壞，遂充書肆裝架之貨。復用工人刻木字若干，以為活字版之用。此亦有心人也。其初擬遍印不經見之書，惜後來只印說部（欲印紅樓夢不果）數種，為三俠五義、極樂世界及兒女英雄傳而已。光緒已未（二十一年），聚珍堂後櫃失慎，木字皆付之一炬。所印之包公案（即三俠五義）最有名。因此書本無底本，當年故舊數友（有祥樂亭、文冶庵二公在內），每日聽評書，歸而彼此互記，因湊成此書。其中人物，各有贊語（今本無），多趣語，諧而雅。此道光間石玉崑所傳也。兒女英雄傳為文鐵仙先生所撰。其間冶庵、俶南兩先生多所贊助。然此二書聚珍本極難得，極樂世界彈詞則無味也。

有證據讓我們指出崇彝書中的幾處錯誤。其首誤是斷言張姓旗人「欲印紅樓夢不果」為括弧中點校者標註，並非文中作者所寫。事實上，就我們所見，聚珍堂於1876年已再版了王希廉編《紅樓夢》，取名為「繡像王評紅樓夢」。第二處錯誤與《極樂世界》有關，該書屬於傳奇故事，並非崇彝記載的彈詞。此外，從其他資料及崇彝的其餘記載中可知，聚珍堂的經理姓劉，而不是姓張。也許張氏提供了啟動資金及書籍股份總額，其後由劉氏家族接管經營（隆福寺一帶的書店與皇宮聯繫密切，照理來說不應缺失張氏脫手聚珍堂的相關記載）。不管怎樣，聚珍堂一開業，張氏便銷聲匿跡。最後，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是我們能夠證實聚珍堂在開始發行漢語小說之前就已經規模可觀了。如前所述，聚珍堂的滿漢合璧書目（其中尚有不少印本在世），早在1840年就開始出版，至少持續到1894年。換而言之，這比它後來出版漢語書籍時間有據的七年多出很長時間。

除去錯誤和刪節的部分，關於聚珍堂還存在不少疑點。最令人費解的是，聚珍堂所有的滿漢出版物似乎都使用雕版印刷。這種情況下，出版商為何從1840年始即取名為聚珍堂這麼個暗含活字印刷的名字？1876年以前聚珍堂或許還出版過其他活字印刷書籍么？無論答案怎樣，漢語出版物似乎已作為獨立系列從滿漢合璧出版物中分離出來。中文書籍結尾介紹聚珍堂其他所有書目時，列出的僅僅是漢文版的著作，對雙語版閉口不談。另外一個問題涉及1895年發生的火災，這被推測為聚珍堂停止活字印刷漢語書籍的原因。從我們掌握的所有情況看，聚珍堂在1883年以後便停止出版此類書，這要比崇彝提到的火災早12年。事實上，聚珍堂在1895年前後停止出版的並不僅僅是漢語書籍，也包括滿漢合璧書籍。

書商孫殿起進一步為我們提供了聚珍堂的歷史資料。如下：

劉英烈，原名五盛，字魁武，束鹿縣人，於光緒二年開設，刊有聊齋拾遺、兒女英雄傳、石頭記等書，皆用小字聚珍本，故以聚珍名堂。並刊有清文書如虛字指南篇、四書等。至民國元年，英烈長子書文繼其業。至十八年，英烈季子書升繼其業。凡經營五十餘年歇。

孫殿起當時在北京從事圖書貿易達10餘年之久，他的敘述相對而言要比崇彝更可信。在兩人的記錄出現差異時，他的評論會受到更多的重視。儘管如此，孫的敘述也還是留下一些疑惑。因此，我們無從得知1876年之前聚珍堂出版滿漢雙語書籍的更多具體情況。轉言於文本證據，舊的聚珍堂商號出版著作上的地址，與後來所有漢語出版物上的地址完全一致，這說明聚珍堂只有一個，並不存在其他重名的聚珍堂。以上事實使我們可以肯定地說，1876年或此前聚珍堂的某個部門確實致力於用木活字版刊行漢語小說，這個部門出版的小說或其他作品，均為漢語著作。此系列在七年以後停止了出版，或許是由於火災的緣故。孫殿起和崇彝的敘述都證明聚珍堂曾長期存在，但我們並未發現1894年後該公司有任何出版物。或許此後的聚珍堂只是一家書店，而不再是出版商了。

保存下來的聚珍堂漢語出版物即便不是全部，也是其中的絕大部分。以下為漢語小說目錄：

1876年，《繡像王評紅樓夢》，這部《紅樓夢》在1832年首先以《王希廉評本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的題目刊出，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及他處。

1877年，《紅樓夢影》，藏於清華大學圖書館及他處；

1878年，《兒女英雄傳》，藏於山東大學圖書館及他處；

1878年，《濟顛大師醉菩提》，藏於天津圖書館及他處；

1879年，《忠烈俠義傳》，藏於英國大不列顛圖書館及他處；

1880年，《醉菩提》，第2版，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

1880年，《兒女英雄傳》，第2版，藏於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1881年，《續紅樓夢》（30卷？），藏於北京圖書館；

1882年，《忠烈俠義傳》，第2版，藏書地不詳；

1883年，《三俠五義》（或稱《忠烈俠義傳》第3版），藏於首都圖書館，部分複印件。

除小說外，聚珍堂其他漢語出版物目錄如下：

《御制悅心集》（醫學類），藏書地不詳；

《增廣達生編》（醫學類），藏書地不詳；

《紅樓夢賦》，藏書地不詳；

1878年，《聊齋拾遺》（文言小說），藏於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圖書館；

1880年，《文虎》（雜文集），藏書地不詳；

1881年，《想當然耳》（文言小說），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

1881年，《歷代史略鼓詞》（鼓詞），藏於天津圖書館；

1881年，《極樂世界》（傳奇），藏於哈佛燕京圖書館；

《蟋蟀譜》（藝術類），藏書地不詳；

《藝菊新編》（藝術類），藏書地不詳；

《續聊齋志異》（文言小說），藏書地不詳；

最後一本附有聚珍堂出版目錄的要算1881年出版的《極樂世界》。儘管聚珍堂以前的出版物也附有出版目錄，然就我所掌握的材料來看，《極樂世界》的書目清單是最後也是最完整的一份。雖然有些書籍出版日期不明，然上述所列書目（除《續聊齋志異》外）在1881年時一定都已出版，有些可能更早一些，因為它們在此前的書目清單中就已列明。《續聊齋志異》僅僅列在《聊齋拾遺》書單之中，兩年後的《極樂世界》書目並未將其列入，因此它很可能根本沒有真正出版。就我目前掌握的材料，1883年後聚珍堂再沒有刊出新版漢語書籍。

上面所列出版清單證實了崇彝的說法，即聚珍堂出版的漢語書籍主要是小說。已知的21部（含再版）書中，16部為古典或方言小說，4部則與《紅樓夢》有關。這也進一步證實崇彝所描述的聚珍堂發展軌跡，即創辦初期雄心勃勃，然隨著歲月流逝而漸歸於沉寂。因此，聚珍堂的再版圖書遠不如新書出版謹慎。即使這樣，聚珍堂早期還是推出幾部重要的小說作品，如《兒女英雄傳》、《忠烈俠義傳》（《三俠五義》）等。正如崇彝指出的，這些書不僅僅是由聚珍堂出版，也是在其積極推動之下促成的小說。此外，聚珍堂幾部早期小說的重刊本在出版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如《繡像王評紅樓夢》、《聊齋拾遺》。這些書的重印很可能是為迎合當時的市場需求。

崇彝的另外一段記述涉及聚珍堂的經營環境：

隆福寺街當年只有書肆三處：同立堂，後改三槐；天繪閣，後改聚珍；寶書堂，近年歇業。文奎堂光緒二十七年始開設，其鋪長王雲瑞，號輯五。本聚珍堂劉氏之甥，於庚子聯軍入京時，因瑣事為其舅氏所逐，因而憤發自創業。當年資本甚微，逾年，即大發跡，今則內外城書肆以文奎為冠矣。王君於此道並不精，但人緣佳耳。

孫殿起的敘述與崇彝大致相同，但也有一些出入。孫在文中也提到了文奎堂及其他幾家書商，但他認為文奎堂與聚珍堂之間僅有間接聯繫，即它們的主人都來自河北的同一個縣。孫文的另外一處不同是文奎堂從聚珍堂分立出來的日期，他認為是1881年，而不是崇彝提到的1900年。孫殿起的敘述還證實文奎堂的存在時間相對要長久一些。隆福寺街的其他出版機構幾乎都被河北、江西的商人所壟斷，但是到了1929年，他們幾乎全部改行，不再經營圖書生意，這也是孫氏最後一次提到聚珍堂的時間。然文奎堂卻繼續經營著書店。

聚珍堂與相鄰書商間的另一業務區別是滿漢合璧之書籍。其刊行和編目或搜集於20世紀的有如下諸本：

1840年，《音韻逢源》（In yun feng yuwan bithe），6－0310；

1845年，《小兒語》Buya jusei muwa gisun i bithe，2－0096；

1846年，《孫子兵法》Sun zi i coohai doro bithe，5－0279；

1864年，《清文虛字指南編》Cing wen jiye zi bithe，Simon,66；

1866年，《重刊清文虛字指南編》（Cing wen jiye zi bithe）,6-0320；

1881年，《千字文》（Mingan hergen i banjibume araha bithe）,6-0506;Poppe, 105；

1887年，《吏治輯要》（Han i dasan i oyonggo be isabuha bithe）,2-0051；

1887年，《聖諭廣訓》（Enduringge tahihiyan be neileme badarambuhe bithe）,2-0085；

1888年，《四書》（Duin bithe）,Simon, 73；

1889年，《清語摘抄》（Manju gisun i sonjofi sarkiyaha bithe）,6-0442；

1889年，《衙署名目》、《公文成語》、《官衙名目》、《摺奏成語》；

1889年，《清語摘抄》（Manju gisun-I senjofi surkiyaha bithe）；

1890年，《清漢對音字式》（Cinghan dui in zi xi bithe）；

1890年，《聖諭廣訓》（Enduringge tahihiyan be neileme badarambuhe bithe）；

1890年，《初學必讀》（Tuktan tacireurse urunakuu huulaci acara bithe），6-0350；Simon，68；

1894年，《重刊清文虛字指南編》（Dasame foloho manju gisun i untuhun i temgetu jorin bithe），6－0326；

1894年，《重刊清文虛字指南編》（Cing wen jiye zi bithe），6－0320；

以及《滿漢文衙署名目》。

正如崇彝所指出的，上述書目中一些已被同樣位於隆福寺街的聚珍堂的鄰居們所出版。例如，寶書堂亦於1840年出版了《音韻逢源》。我不清楚書籍再版是否需要經過特別的允許，也不清楚究竟是哪一家首先出版了此書。當時，一種滿漢雙語書籍被多家出版商出版的情況並不少見。隆福寺一帶的出版商中，似乎只有經營最成功、維持時間最長的文奎堂從未出版過滿漢合璧書籍，其漢語出版物包括一些方言小說，如《青樓夢》，該書從某種程度而言是《紅樓夢》的續集，出版於1888年。由此可知，文奎堂之成功在於它順應了滿漢雙語書籍正逐漸退出市場的時代潮流。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崇彝提到的其他出版商少有甚至沒有出版小說，只有三槐堂曾於1800年出版了《綠牡丹》，但這個三槐堂可能並非上文崇彝提到的那個三槐堂。

將聚珍堂出版的滿漢合璧書籍和漢語書籍進行比較，我們就可以看出一些變化的軌跡。從書名來看，滿漢雙語書籍主要針對那些漢語欠佳的讀者。聚珍堂出版的雙語讀物主要有滿漢辭典、《孫子兵法》等漢語典籍的滿文譯本、行政管理專業術語書籍、兒童啟蒙讀物等門類。相對而言，漢語讀物皆為娛樂書籍，即使不是小說，也是戲劇、文言傳奇、美工畫冊及說唱曲藝方面的讀物，只有兩本是非娛樂性的醫學書籍。從版本的新舊來看，聚珍堂出版的絕大多數雙語書籍均為幾十年前已刊作品的重印本，只有極少數新書。而漢語書籍三分之一以上為新書，即使加上兩套銷路極好的再版《兒女英雄傳》和《忠烈俠義傳》（《三俠五義》），新出版漢語書籍的比率仍然高過前者。最後，絕大多數雙語書籍是針對滿語讀者出版的。雖然幾部語法書籍對母語為漢語的人來說或有裨益，如1889年出版的《清語摘抄》——一部滿文後置詞和詞尾變化的語法書，這些語法書籍對那些滿語程度並不高的滿人來說也非常實用。反過來看，漢文書籍明顯是為能讀漢語的人而出版的。

雙語書籍與漢語書籍之間的另一區別是印刷技術。聚珍堂的雙語書籍均採用雕版印刷，而漢語書籍則與同時期北京其他數家出版商同樣，採用了木活字印刷。採用相沿已久的木活字印刷而非鉛字或其他金屬活字，已算不得什麼先進技術。這與申報館及其他上海的出版商採用更現代化之活字印刷形成鮮明對照。儘管如此，印刷技術之不同，還是聚珍堂漢語著作和雙語書籍的一個明顯不同。

最後，有人提出聚珍堂漢語書後均附所有出版書目之慣例，實是現代廣告之雛形。諸如此類的自我推銷也見於20世紀之前其他一些出版商的書中，但通常都散插於卷首凡例，不是附表於書末。對比之下，聚珍堂的書目表更接近於現代方式，如前所述這種方式未見於聚珍堂的雙語書籍。

將聚珍堂的漢語出版物與更為現代的申報館之間進行進一步比較，對我們更具啟發性。兩者的比較給評價聚珍堂在漢語書籍出版相對高的現代化程度提供了尺度。申報館成立於聚珍堂出版第一批漢語作品之前四年，並致力於徵集出版那些以前從未出版過的小說作品。其徵集通過館刊通訊的發序，傳播甚廣，特別注重娛樂性書籍。從技術角度而言，申報館的金屬活字印刷技術已領先於聚珍堂，以館刊通訊的為形式的廣告技巧也比聚珍堂的附錄書目更高一籌。集各點比較於一言，申報館對急劇變化的技術革新的回應，表現出了對日益發展的大眾圖書市場更為強烈的追逐意識。此外，申報館出版物的讀者面也比聚珍堂廣發。聚珍堂通常將讀者鎖定為北京居民和旗人，申報館則面對北京、上海及其他各地的讀者。

總之，聚珍堂之漢語書籍的出版較之雙語書籍更為先進，儘管某些特殊部分較之申報館有所不及。聚珍堂的漢語出版瞄準娛樂書籍而不看重教育類書籍，力求出版新作，而非重刊舊作；將印刷技術改為活字印刷（儘管仍屬舊式活字），並為自己的商品做廣告。這些都為領先於未來的大眾圖書市場做準備，而在同時，雙語出版業仍原地踏步，停滯不前。從日後的發展來看，任何19世紀晚期出版的滿語著作單從語言學的角度看已經註定了被淘汰的命運。然而，比較聚珍堂兩方面出版的一些特殊點使我們看到，它的漢語出版屬於未來之潮流，而非滿漢之爭端。

兩方面的對比反應出聚珍堂內部有兩種不同的出版思路，漢語和雙語出版很可能由不同的人在運作。如果崇彝提到的文奎堂於19世紀末從聚珍堂分離出來的論斷大抵不錯的話，分離之原因大概就在於聚珍堂內部在近代出版業轉型問題上的分歧，有沒有可能文奎堂老闆王雲瑞早年在聚珍堂就負責漢語書籍的出版？即使如孫殿起所說，王雲瑞早在1881年即已離開聚珍堂，他仍然有可能負責策划了新書的出版。再者，1881年之後，聚珍堂的漢語出版僅限於舊籍重刊，而且只有兩部，此時漢語新書的出版已處於停頓狀態。

聚珍堂與申報館最令人注目的相似點之一在於它們都考慮徵集出版新作品。申報館通過館刊通訊形式徵求新作，而聚珍堂則採用口口相傳等方式征尋。最終聚珍堂最暢銷的新作《三俠五義》和《兒女英雄傳》很快就使其與申報館齊頭並進。不僅這兩部小說被申報館和其他上海的出版商重印，《忠烈俠義傳》也被北京其他書行重印。由於名氣遠遜於上述小說，《紅樓夢影》也許永遠不會被聚珍堂重印，也沒有被聚珍堂相鄰的北京出版商和更現代化的上海出版商所選擇。然而儘管傳播範圍比聚珍堂最暢銷的兩部漢語小說窄小得多，《紅樓夢影》還是和相對走紅的紅樓夢相關題材的作品掛上了鉤（除《王評紅樓夢》外，《續紅樓夢》、《紅樓夢賦》也包括在其中）。《兒女英雄傳》以其特有方式也可算作這套「紅樓夢系列」之一部。

《紅樓夢影》之滿族淵源

需要重申的是，上述諸種分析不排除顧春自己或其家人主動與聚珍堂聯繫出版其著的可能性。假定《紅樓夢影》並非在大規模徵詢書籍時為張姓旗人獲得，顧太清的家人當時就在北京，且亦為旗人，小說又以北京為背景，他們如果希望此書出版，主動將書稿送至聚珍堂也是順理成章之事。然而我們所考慮的線索至少（如果不是更多地）證明，從聚珍堂傳來的某種征書啟事是促使顧氏或其家人從塵封數載的書匣中取出書稿予以出版的緣由。1881年，聚珍堂出版了一部關於《聊齋志異》的戲劇集，名曰《極樂世界》，此集便是響應聚珍堂征書號召的極好例證。該書早在1815年便已完成，直到66年後才被聚珍堂徵集出版。

除《紅樓夢影》之外，另外一本漢語出版物也與滿族人有聯繫，即《兒女英雄傳》。該書的作者是滿人文康，其故事也發生在北京。有趣的是，文康的滿洲籍並未在該書的序言或其他位置予以強調，《紅樓夢影》的也是如此。僅僅當這些小說的滿洲背景逐漸引起人們注意時，它們才得到應有的關注，儘管對時人而言這可能是個普通不過的常識。同樣，《紅樓夢影》的序言中也並未言及作者的女性角色。即使聚珍堂的編輯了解顧太清的身份，也未予以特殊說明。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25年後女性改革者才在著作中呼籲對這些小說家女性身份的關注，將其作為推進女權主張的手段。

聚珍堂的漢語出版清單本不長，新式書目之書單亦是如此。而重要之處在於，19世紀末由上海引發的出版業近代化進程已開始影響到北京。即使聚珍堂沒有使用金屬活字技術，並不具備與報紙媒介的聯繫，以及缺乏申報館書籍出版之商業基礎，它仍然循著近代化的方向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結 論

作為現存最早一部由中國女性作家完成的小說，《紅樓夢影》講述了出版界的一段重大變遷。作為聚珍堂出版清單中一部作品，它反映出當時北京出版商緊追現代化步伐的時代面貌。最後，作為滿族作家的作品，《紅樓夢影》與《兒女英雄傳》共同展示了一個政治上趨於沒落的群體仍然持續其文化生機的例證。在顧春小說出版之時，聚珍堂已經為滿語讀者服務近四十年，這兩部小說的滿族共性也不容忽視。隨著1876年聚珍堂轉向出版漢語作品，滿族屬性遂成為《紅樓夢影》得以出版的第二個可能因素。

作者魏愛蓮（Ellen Widmer），衛斯理學院東亞語言文學系教授；

譯者毛立平，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講師；譯校賈寧，美國中部學院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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