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資本主義看上去不那麼「邪惡」的「人力資本」究竟是什麼？

皮特·弗萊明（Peter Fleming）是倫敦城市大學卡斯商學院（Cass Business School at City, University of London）的商業和社會學教授。他將於今年出版自己的著作《經濟人的死亡》（The Death of Homo Economicus）。

本文由AEON授權《好奇心日報》發布，你可以在 Twitter 上關注他們。

1960 年，芝加哥。美國與蘇聯陷入了進行一場曠日持久、開銷龐大且後果極為危險的冷戰之中。在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院大樓（Economics Building）內，兩名學者正在開展一場局面緊張激烈的私人談話。

外號「泰迪」（Teddy）的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又高又瘦。他在南達科他州（South Dakota）的農場中長大，後來因為父親的阻撓而放棄學業。即便如此，他依舊在學術領域達到了非凡的高度。1944 年，他出任芝加哥大學經濟學院主任。1960 年，他又擔任了美國經濟協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的主席。冷戰期間，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與 CIA 聯手開展了很多項目。CIA 藏在幕後策劃資助，而福特基金會則在前台著手實施。據悉，舒爾茨與福特基金會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繫。

舒爾茨，圖片來自 Wikimedia Commons

與舒爾茨展開激烈辯論的是比他更為年輕的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46年，弗里德曼加入了後來名揚天下的「芝加哥經濟學派」（Chicago school）。雖然身材不高（只有 1.52 米），但弗里德曼卻因辯論風格兇猛激烈而名聲在外。同樣，這位經濟學大師也與 CIA 有著合作關係：負責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休克療法」（shock therapy，這一醫學術語於 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被美國經濟學家傑弗里·薩克斯引入經濟領域。

當時，薩克斯被聘擔任玻利維亞政府經濟顧問。他根據玻利維亞經濟危機問題，提出了一整套經濟綱領和經濟政策，主要內容是經濟自由化、經濟私有化、經濟穩定化，實行緊縮的金融和財政政策。這套經濟綱領和政策的實施，具有較強的衝擊力，在短期內可能使社會的經濟生活產生巨大的震蕩，甚至導致出現「休克」狀態，因此，人們借用醫學上的名詞，把薩克斯提出的這套穩定經濟、治理通貨膨脹的經濟綱領和政策稱為「休克療法」——譯者注）實施過程中訓練智利的經濟學家。1973 年，智利軍方在美國的支持下推翻了信仰馬克思主義的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他同時也在這次軍事政變中喪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總統希望智利經濟能夠迅速復甦。這樣一來，弗里德曼所掌握的經濟學知識就剛好派上了用場。

米爾頓·弗里德曼，圖片來自 Wikimedia Commons

在一間以橡木進行裝修的昏暗房間內，舒爾茨和弗里德曼爭吵不休。此時，他們兩個面臨著一個巨大的問題。在美國政府的鼓勵支持下，大學裡的經濟學家正在經歷一場改頭換面的變化。他們不再是手持煙斗、身穿花呢夾克的閑散教授，而是意識形態層面鬥爭武器的製造者。他們發明的各種經濟學理論意義非凡，其重要性與加州范登堡（Vandenberg）空軍基地中蓄勢待發的洲際彈道導彈不相上下。芝加哥經濟學派的學者們都充滿信心，認為自己能夠在美國陷入冷戰泥潭的特殊時期為國家做出意義非凡的貢獻。

但是，具體應該怎樣做才能實現這一目標？

舒爾茨在自己的皮革座椅里焦慮的變換著坐姿。他斷言稱，一切的出發點都必須將經濟增長作為目標。弗里德曼點頭表示同意，但卻在舒爾茨進一步解釋自己觀點時皺起眉頭。在莫斯科，尼基塔·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剛剛對外發表講話，稱「工業和農業發展增長是攻城錘，而我們將利用這件武器徹底粉碎資本主義制度。」1959 年，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U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of Congress）得知了赫魯曉夫厚顏無恥的挑釁，進而產生了一番不小的波動。

赫魯曉夫，圖片來自 Wikimedia Commons

在辯論過程中，弗里德曼像磐石一般沉默寡言。舒爾茨充分利用了這一罕見的機會，試圖進一步詳細解釋自己的觀點。在他的計劃中，你能發現很多實用主義的元素。赫魯曉夫演講之後，「增長」一詞成為社會熱門話題，而舒爾茨則充分利用了這個契機。除此之外，美國政府中很多影響巨大的技術官僚對他的觀點越來越有共鳴。這一點在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身上表現的尤為明顯。在總統的授意下，該委員會致力於設計出一套讓蘇聯挑釁言論黯然失色的刺激經濟增長的戰略方針，從而使蘇聯漸漸走向滅亡。

舒爾茨在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上堅定不移的信奉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理論（從 20 世紀 60 年代後期開始，新古典主義在一片批判傳統發展經濟學的浪潮中興起。經濟學歷經了張伯倫革命、凱恩斯革命和預期革命等三次大的革命性變革，形成了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框架。為了與此前的古典經濟學形成區別，人們稱這個框架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經濟學過去 100 年間的研究成果和發展特徵，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證偽主義的普遍化、假定條件的多樣化、分析工具的數理化、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案例使用的經典化和學科交叉的邊緣化——譯者注）。

雖然如此，他也從自己此前對農業生產力領域的研究中學到了寶貴的經驗：增加教育領域的政府支出對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教育領域的投資不僅會讓美國在太空競賽中處於科學發展的前沿領先位置，更會豐富美國本來就很廣闊發達的「知識技能儲備」，從而提高生產力。這樣一來，美國就能在蘇聯挑起的「經濟增長競賽」中獲得勝利。

弗里德曼突然打斷了舒爾茨的發言。他承認經濟增長的問題的確是重中之重，但是增加政府支出卻不是正確的前進道路。接著，他針對邪惡「大政府」和集中計劃這樣的策略進行了批判。

我們不難想像，弗里德曼的這番言論再一次讓他面前疲倦不堪的系主任大吃一驚。弗里德曼認為美國必須使用最具有美國特色的方略來對付蘇聯，而個體自由和資本主義企業則處於整個方針的核心位置。政府是問題的癥結所在，而不是問題的解決方案。在他心中，理想化的英雄應該是白手起家的企業家。他經常引用雜耍滑稽演員威爾·羅傑斯（Will Rogers）的笑話來應對那些對政府持友善態度但卻經常批評自己的評論家：實際上，你沒有得到那個你掏錢納稅所支持的政府。為此，你應該感到慶幸和感恩才對。

弗里德曼的看法與奧地利自由市場狂人支持者哈耶克（F A Hayek）頗具共同點。據悉，哈耶克在 1950 年也加入了芝加哥大學任教。上世紀四十年代，哈耶克因為祖國被納粹佔領而決定流亡倫敦。在此期間，他寫下了言辭激烈的反共產主義著作——《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讀者文摘》（Reader』s Digest）對這本書的內容進行了濃縮，然後刊登發表。藉此機會，哈耶克名震天下。他對資本主義的利己主義有著近乎狂熱的信仰。在舒爾茨和弗里德曼的辯論過程中，哈耶克的瘋狂信仰與其他反蘇聯的理念一起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

哈耶克。圖片來自 Wikimedia Commons

爭辯了一段時間後，兩位學者決定暫停片刻以整理一下思緒。接下來，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的概念橫空出世。目前來看這一概念的提出者很可能是舒爾茨，因為人力資本理論可能可以幫他與弗里德曼達成一些共識。但不幸的是，人力資本理論最終幫助弗里德曼獲得了辯論的勝利。

從本質上來看，人力資本的理念並不是什麼新鮮玩意。

亞當·斯密（Adam Smith）很早之前就指出，工人所獲得的技術和能力（比如通過培訓、教育等方式掌握的知識能力）可以增加企業的經濟價值。不過，舒爾茨最近才對這個理念產生了興趣。他積極鼓勵新來的教職工和手下的博士開展研究，從而構建更為完整強大且具有形式主義特徵的人力資本理論。他與衣衫破舊的企業主交談，想知道他們為何如此滿足。這些人回答說，這是因為自己成功將孩子送進了學校接受教育。此舉能確保自己的家庭能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有穩定的收入。

弗里德曼同樣沉迷於人力資本的概念，不過他看待這一理論的角度卻與舒爾茨不同。包括蓋瑞·貝克（Gary Becker，弗里德曼的博士生，後來任教於芝加哥大學經濟學院且最終名滿天下）在內的很多年輕同事已經在這個領域有了重大突破。弗里德曼對其中的一項研究成果尤為關注。與貨幣和設備不同，我們不能將人力資本與擁有這種資本的個體從概念上分離開來。本質上而言，人力資本是一個個體所固有的組成部分。進一步說，任何其他人都無法擁有某個人所持有的人力資本，否則這就變成了奴隸制。如此看來，誰才應該承擔針對人力資本進行投資的責任？誰又應該享受人力資本帶來的福利和效益？從貝克學術生涯早期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我們能大致了解弗里德曼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在這篇論文里，弗里德曼證明公司資助員工培訓計劃是非理性的不合理行為，因為這種投資的對象是員工，而員工也許會在某一天離開公司並為競爭對手工作。

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理論是他們一直以來想要尋找一種理論武器，能夠幫助美國在經濟戰線上對抗蘇聯。弗里德曼大概也英雄所見略同。人力資本這個詞本身就暗含了一種理念：人類的利益興趣與資本主義價值觀天生就是不謀而合的。不過，兩位經濟學家對人力資本的理解也有著分歧。舒爾茨支持政府擴大支出，開展集中計劃經濟。每個人都想成為的那種自力更生、獨立自主的虛偽資本家。不過，舒爾茨所堅持的人力資本理論可能會對擊碎大家的美夢。

圖片來自 AEON

事實表明，弗里德曼的論點切中肯綮。1960 年 12 月，舒爾茨就任美國經濟協會主席。在他的就職演講中，我們能找到清晰的證據。正如人們預期的那樣，舒爾茨強調了國家對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性，也強調了人力資本投資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重要聯繫。在演講臨近結束時，他提到一位同事曾經請他就一個至關重要的細節問題給予解答：「公共資源對人力資本進行投資後，投資回報應該歸於享有人力資本的個體本身嗎？」

舒爾茨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認為政府對人民知識技能的投資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這種投資行為也應該被視為公益事業。個體可以充分所獲得技能和知識，使其成為一種私人優勢。比如說人們可以接受政府資金資助的高等教育，然後利用這一優勢在餘生不斷提高收入。不過，政府的投資最終會對國家經濟產生更廣泛的積極意義。或者說，在人力資本領域的投入會對經濟產生「外部效應」（externalities）。不過，舒爾茨在這個問題上開始產生遲疑。他似乎也承認知識基礎已經所有轉變。此後不久，舒爾茨就變得有些困惑：

這個問題中蘊含的政策問題深刻複雜，而這種混亂複雜又與資源配置和社會福利有著密切聯繫。通常來說，公共投資產生的有形資本不會像禮物一樣落入個人手中。如果我們能以處理待有形資本回報的方式處理公共資源對人力資本投資所產生的回報，那就能極大程度簡化資源配置過程。

就職之後，舒爾茨將演講全文公開發表出來。從腳註中我們得知，演講里那位引起一系列麻煩的同事就是弗里德曼。

弗里德曼從舒爾茨那裡得到的問題答案能夠引出兩種可能的結論，而這兩個結論又是自相矛盾的。不過，這其實是一種符合情理的局面。第一種結論認為，由公共投資衍生出來的人力資本回報（比如稅金）應該屬於社會整體。不過問題在於這種做法具有明顯的社會主義特性。除此之外，我們都知道個體無法與其持有的人力資本相分離。這就引出了第二個結論：如果由公共投資衍生出來的人力資本回報（比如稅金）不是社會贈予個體的「禮物」，那麼個體就應該承擔部分或者全部投資的費用。簡而言之，人力資本投資可不是免費的。

舒爾茨及其支持者實際上是在打一場必敗之戰。美國政府曾經試圖將他的理論付諸實踐，大幅度增加聯邦教育經費支出。但在 1961 年和 1963 年，這樣的嘗試均被叫停。批評人士認為這種做法堪稱令人毛骨悚然的社會福利，甚至還可能是更糟糕的東西。

更重要的是，弗里德曼與舒爾茨的爭論在當今社會仍有體現。而且，這種體現不怎麼美好。1960 年那場辯論中，弗里德曼在誰究竟應該為人力資本投資負責這個問題上取得了勝利。發展到今天，舒爾茨與弗里德曼的辯論演化成一場在美國、英國和其他國家盛行的大規模學生辯論。遺憾的是，這些國家幾乎不加鑒別的就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論。想要獲得大學學位以便開啟人生新篇章，但卻沒錢付學費？學生貸款可以幫你渡過難關。當然，這份貸款有著嚴格的條件和限制。你必須償還乾淨，否則一生不得安寧。實際上，人力資本理論背後隱藏的信息非常簡單，而弗里德曼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興奮的將其總結成一句簡短卻精髓的警句：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圖片來自 Pixabay

弗里德曼在人力資本理論中收穫的成果遠不止一種刺激經濟增長工具這麼簡單。人力資本理論對人的定義使其成為一種意識形態領域的武器。在對抗國內國外以勞工為中心的共產主義風格演講過程中，人力資本理論發揮了重要作用。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工人應該掌握生產資料。這個理論究竟有沒有為反駁這樣的理念提供最為保守的依據和基礎？如果每個人自身就是自己的生產資料，那麼人們在資本主義勞動過程核心所假定存在的衝突和矛盾就自然而然的煙消雲散。

舒爾茨也漸漸領悟到這一點，並且同意工人也許實際上就是事實上的資本家。他說：「勞動者之所以是資本家，不是因為公司股票所有權的擴張。在這個問題上，民間法可以發揮作用。勞動者所掌握的知識和技能具備經濟價值，這才是導致他們成為資本家的真正原因。」

圖片來自 Max Pixel

蘇聯是怎樣看待和利用人力資本理論？我們只猜測。在這一理論中，工人失去了資本主義勞動生產過程中支配地位。這樣一來，資本主義看上去就不那麼「邪惡和剝削」。在美國傳播這種有利於資本家的同情言論是一種非常具有獨創性的策略。

當時的工人階級正在萌生一種思緒，懷疑他們的僱主可能才是真正的敵人。如此一來，在工人階級中普及人力資本理論的效果就尤為明顯。如今，資本家在人力資本理論的撐腰下有了全新的應對策略：「工人階級的你們怎麼能夠和我們對抗？畢竟，你們也是我們的一員啊！」

隨著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和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當選，人力資本理論在英美兩國享受到了熱情友好的政治環境。此後，英國、美國和其他國家出現了所謂的大規模「集體所有制瓦解」（decollectivisation）運動。社會不再存在，真正存在的只有個體和他們的家庭。鐵娘子曾經無數次讚揚哈耶克，稱他給自己提供了尤為重要的啟發。

在這種全新視角的經濟之中，工人不再是一個有著共同利益的社會階層。他們甚至不隸屬於自己的公司，因為這樣的觀點太過公社化。毫無疑問的是，工人可能都不再是工人了！經濟人（Homo economicus，即假定人思考和行為都是目標理性的，唯一地試圖獲得的經濟好處就是物質性補償的最大化。西尼爾定量地確立了個人經濟利益最大化公理，約翰·穆勒在此基礎上總結出「經濟人假設」，最後帕累托將「經濟人」這個專有名詞引入經濟學。197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蒙修正了這一假設，提出了「有限理性」概念，認為人是介於完全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有限理性」狀態——譯者注）是一種人力資本。

不知為何，他們與公司毫無關聯。經濟人只追求自己的利益，為了實現利益最大化而對自己的技能進行投資。

這種「自由人」的幻想經常達到接近於神秘而不可思議的地步。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機場出售的管理學書籍滑稽可笑，原因就在於太過於強調「自由人」幻想。比如查爾斯·漢迪（Charles Handy）在1994年出版的《悖論時代》（The Age of Paradox）一書中說：「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應該感到開心。長久以來，他都希望工人能夠掌握生產資料。如今這個願望成真了。」皮特·杜拉克（Peter Drucker）在宣布「後資本主義社會」（post-capitalist society）來臨的時候甚至覺得心安理得。他認為美國是全世界最社會主義的國家，因為畢竟所有工人掌握著一切資本。

不過，有件事完全容不得人們插科打諢：諸如人力資本理論這樣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理念為全球的各種工作創造出了美麗新世界。僱員應該以極端利己主義的方式開展工作。只有如此，逐漸消退的按需式（on-demand）僱傭合同潮流才能在現代經濟中站穩腳跟。人們所謂的將人力資源 Uber 化就是對工人的重新分類，使其成為了獨立的企業主。如此一來，所有的僱傭成本就被轉移到了僱員自己身上：培訓費用、制服費用、交通費用及其幾乎其他一切支出。

上世紀六十年代，弗里德曼設想出一個我們每個人都是物質富有、生意興隆企業家的社會。但現實中，我們面臨的卻是工資削減以及病假和節假日打折。工人長期處於技能不足、信用卡欠費以及需要完成大量無意義勞動的狀態。仔細看來，西方經濟學中的人力資本理論實際上是在剝削人民，而不是救民於水火。

這種局面的根源在於人力資本理論誕生於二十世紀最極端的那個年代。當時，很多人認為人類的命運懸而未決。因此，我們應該將這個理論看成冷戰留下的古怪且不切實際的「遺產」。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這種標新立異之人的言論只有在極度不尋常的環境中才會得到人們的認真對待。面對共產主義的集體主義，芝加哥經濟學派推出了一套與當時社會情況截然相反的理論。

在他們看來，蝸居在極小面積房子內的個體自然而然避開了各種形式的社會凝聚力。孤獨者只信奉利己主義競爭力的社會思潮。他們盲目的追求金錢，內心充滿了不安和偏執。這樣看來，我們如今社會生活的如此不適確實是有原因的。

題圖來自 Flickr @Xoan Baltar 大廈之巔的午餐，Wikimedia Commons

翻譯 糖醋冰紅茶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