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撤回專家後，中國堅持自主研究原子彈，艱苦程度難以想像

1958年中蘇關係惡化，1959年6月12日蘇聯單方面撕毀中蘇兩國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拒絕向我國提供製造核武器的技術援助。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照會我國政府，撤回在中國的全部專家。所有這些絲毫沒有嚇倒中國共產黨人和站起來了的中國人民。赤膽忠心，博學勤攻的中國科學技術專家們，其中許多帶頭人都是從海外歸來的赤子，他們滿懷保衛和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激情，和全中國各族人民一道，不信邪，不怕壓，堅信自己的力量和智慧，繼承中國工農紅軍「天欲墮，賴以拄其間」的革命英雄主義，堅定地繼續前進了。

蘇聯專家在中國期間曾為中國在很多領域提供指導和幫助

事情總是一分為二的。建國初期蘇聯和東歐各國對我國的援助，對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包括國防尖端技術的發展，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但是他們把我們卡得很緊，一片過濾膜掉在地上，也要用吸鐵石把它吸走，怕我們拿去仿製。斷援後，他們的人都走了，不但打掉了我們在一定程度上還存在的依賴心理和行為，也使我們可以放開手腳幹了。

參加原子彈研製時的朱光亞

1959年聶榮臻副總理向國家科委提出了研製蘇聯拒援的國防尖端所需新技術原料和材料，簡稱為新型材料的任務。為此，把原來主管國防軍工協作任務的國家科委一局改為新材料局，章競三任局長，由我分管，從此我跨入了國防科研領域。為了解決國防尖端的配套所需，根據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指示，還先後成立了三個協調小組"一個是由國家計委、國家科委、一機部、三機部、物資部組成的材料、設備五人小組；一個是由五院即導彈研究設計院、科學院、國家科委組成的導彈研製協調小組；再一個是由=機部、科學院、國家科委組成的核武器研製的協調小組；三個小組都由我代表國家科委參加。

1967年12月，聶榮臻副總理（中）與學部委員王淦昌（左）和朱光亞教授（右）在我國西部核試驗基地。

1959年7月，毛主席對聶榮臻副總理關於組織各有關部門研製新型材料的建議作了「是一個重要建議，應當予以處理」的批示。中共中央在批轉這一文件時再次指出，國防工業和尖端技術的發展一定要立足於本國原料、材料的基礎上，必須下決心不失時機地解決這一問題。

新中國在困難時期也沒有放棄研究原子彈

1960年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了聶榮臻關於研製新型材料的彙報，當場批准成立新型材料國家專案，正式組成由國家科委牽頭的新技術材料小組，統籌安排，協調解決新型材料研製中的問題，會後，李富春、薄一波副總理，國家計委程子華副主任多次親自過問、審查、落實。原來我們提了一百多個中間試驗、試製項目，當時正值三年困難，從中選出了最急需的96個項目正式立案。由於各有關部門的重視和有關專家、工程技術人員與生產單位的努力，這96個項目期保質保量地建成投產，拿出了合格的產品。

中蘇關係破裂後，蘇聯專家撤走，我們就開始面臨自我研發的難題

新型材料研製任務為什麼能那樣順利的完成，我體會除了中央的高度重視外，還有如下幾點：一是使用部門與研製部門密切協作，在確定技術指標時，既考慮需要，又考慮可能，雙方專家經常在一起研究商討，制定既先進又是在當時條件下能以實現的指標，一步達不到的，分步驟進行。凡是這樣做的，．都較快地取得成功；反之，個別項目，因使用部門要求過高、過急，走了較大彎路。二是在安排研究試製的同時，就安排中間生產；能利用現有工廠的，就在現有工廠中，加一個流程或車間，需要大量生產時，再另作安排，這樣既省又快。三是各有關部門都成立了專管這一工作的機構，指定了專門的負責人領導，督促並協調工作中出現的問題。冶金部是劉彬、陸達、李東英，化工部是李蘇、陶濤，建材部是祁峻，石油部是侯祥麟，科學院是裴麗生、谷羽，電子部是王世光、何華生，一機部是陶亨咸、張樹楠，還有輕工，紡織部。四是參加這一工作的全體人員的高度愛國熱忱和忘我的工作。時值三年困難時期糧食定量很低，而這些研究試驗工作，有許多都需要日夜不停地進行，值夜班的同志就白天睡覺，把僅有的一點糧食定量留在夜間工作時吃。

1949年侯祥麟（後排左三）在美國波士頓麻省理工學院工作時與黨的外圍組織――讀書會部分成員的合影

隨著新型材料和國防尖端的研製，新技術元器件、儀器儀錶和各種配套的大中小型設備的研製也提上了議事日程，這些就是聶榮臻副總理所說的研製國防尖端所必須的「開門七件事」。國家科委又會同一機部、四機部等作了安排，並由沈鴻牽頭，自行設計出我們在研製新型材料中提出的「九大設備」。「開門七件事」的順利進行不僅滿足了當時我國國防尖端研製、試驗的及時需要，而且為以後我國自力更生地建設三線提供了必要的基礎，把我國整個工業水平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不足之處，是我們對整個電子元器件，特別是半導體，雖然也注意到了，但是沒有提到開闢科技和工業新時代的高度予以重視，起步並不晚，卻未能跟上世界的步伐，被甩在了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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