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主義」是一頂用謊言編織的帽子

關於「科學主義」的種種說法，大抵是謊言的集合。科學與神學、哲學的一個重要區別，就在於其非形而上學性，是脫意識形態的（哲學也有拒斥形而上學的流派，但難以徹底）。科學不談主義，只解決問題。所謂「科學主義」，如果存在的話，也只是哲學史（而不是科學史）上的一個流派，是某些哲學家對科學的看法而已，與科學本身並無關係，與科學家也沒有關係。如果有誰真的要反對「科學主義」的話，應該到哲學家中去尋找科學主義者，而不應把矛頭對準科技界。

國際和國內的反科學思潮

正如斯諾（Lord C. P. Snow）於1959年指出的，一直共存著兩種文化 在那些希望發展科學文化的人與那些聲稱存在「兩種真理」的人之間，存在著長期的辯論。按照後者，伴隨著認識過程的科學知識，存在著一種神秘的、精神的領域和（或）體驗的審美及主觀方面、這兩種文化從未和平共處過；在最近數十年里，危及科學在社會中地位的公開抨擊正愈演愈烈。

在哲學中，異議來自兩個有影響的領域、第一，從庫恩（Kuhn）到費耶阿本德（Feyerabend）的許多科學哲學家提出，不存在什麼像科學方法那樣的事物，科學知識是相對於社會文化風俗的，範式轉換由超越理性的原因造成，因此認為存在檢驗科學見解的客觀方法這一早先信念是錯誤的。

這種批評顯然言過其實。的確，科學相對於其賴以產生的社會文化條件起作用，並且，在科學上我們不能作出絕對的陳述。但是，還存在檢驗見解的可靠標準和某些客觀性判據，這些都超出特定的社會文化框架。怎樣解釋我們所擁有的大量科學知識呢？科學中的特定見解不能說成是等同於詩歌隱喻或宗教信條，因為在現實世界由它要接受實驗結果的檢驗。

第二個抨擊來自海德格爾（Heidegger）的追隨者，特別是法國後現代主義者，如德里達（Derrida），福柯（Foucault）、拉康（Lacan）和萊昂塔

（Lyotard）等人。他們提出，科學只是許多系統中的一個虛構系統或敘事系統。他們堅持認為，通過解構科學語言，我們發現不存在什麼真實的客觀標準。海德格爾抱怨科學和技術正在使人非人化。福柯則指出，科學往往受權力機構、官僚和國家的支配，科學的政治和經濟用途損害了科學保持中立的權利。這些批評有的無疑是正確的，但它們都誇大其辭。如果對客觀性的選擇是主觀性的，如果對真理不存在可作為依據的聲言，那麼這些後現代主義者的觀點就不能說是正確的。我們可以肯定地堅持：力學原理是可靠的；火星是環繞太陽運轉的一顆行星；心血管疾病可以得到有說服力的解釋，採取預防措施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危害； DNA結構並不是社會的製造物，胰島素也不是文化的產物。

「現代性」的後現代批評家們反對16和17世紀產生的科學的唯理論者或唯基礎論者闡釋，或許確有道理。因為科學理論的不斷成長和修正表明，在科學內部「探求確定性」或「終極的第一原理」是錯誤的。然而，他們走得太遠了，拋棄了整個現代科學事業。認識自然和人類生活的科學方法，巳經同為它的成功而被證明是正確的；我認為，它的前提更是正確的。這種現代科學觀發展到今天，它有些什麼特徵呢？

第一，科學預先假定存在客觀方法，通過這些方法可以檢驗可靠的知識。第二，這意味著可以建立假說和理論，並通過有關的證據、合理一致的判據及它們依言的實驗結果，來確立這些假說和理論。第三，現代科學家發現數學定量化是建立理論的有力工具。第四，他們認為，在我們與可被發現的自然之相互作用中，存在著因果規律和因果關係。第五，雖然知識可能不是普遍的，但在知識超出純主觀的或文化的相對性並植根於探索者主觀間和文化間的共同體的意義上，它是普遍的。第六，從科學的演進性和可否證性，可見其難以達到絕對或終極的陳述，科學是嘗試性和可能性的，科學探索必須允許不同的解釋爭鳴。因而以前的理論可以受到挑戰和修正，選擇性的和建設性的懷疑是科學觀中的基本要素。第七在於認同這樣的事實：科學研究發現的現象其可能原因的知識可以被應用，強有力的技術發明可以被作出，這些都對人類大有益處。

然而，在拓展知識領域中起過巨大作用的科學方法，如今竟然受到猛烈衝擊。特別是有關神秘學、超自然現象和偽科學的劇烈增長。尤其是通過大眾傳播媒介在這些領域提倡非理性和感覺論。據說，我們正生活在「新時代」當中，與天文學並駕齊驅，存在著向占星術的回歸；與心理學相伴隨，存在著心靈研究和超心理學的增長。超自然現象肆虐，科幻小說無邊。這是太空旅行時代，它包括為外星人所劫持和來自其他星球的不明飛行物、超自然世界觀的興生，與科學世界觀相對抗、偽科學提供的是在大眾思維中與真科學相對抗的其他的解釋，而不是經過檢驗的因果解釋。超自然信仰的劇增，表明極度的反科學態度不是孤立出現的，而是一系列範圍更廣的態度和信仰的一個組成部分。[1]

以上用大篇幅的引文介紹了國際反科學思潮的動向，這種思潮必然在國內有所反映。近年來大量的反科學言論充斥在我們的報刊雜誌電視等大眾傳媒中，形成了不小的聲勢，而對這些謬論的批評文章卻往往遭到媒體的拒絕，使得正確的東西反而只能生存於網路這樣的邊緣地帶。像「科學是雙刃劍」這樣的反科學宣傳已經做到了家喻戶曉耳熟能詳，卻幾乎沒人注意到「人文」是比科學危險得多的雙刃劍。

發表這些反科學言論的主要是一些「人文學者」，包括哲學家和倫理學家，更有一些自稱的「科學文化人」組成小圈子，利用他們控制的幾份報紙，連篇累牘地發表反科學文章，推銷國外的反科學洋垃圾。這些人打著「學術」的旗號，在學術上卻十分疲軟，當他們的言論受到質疑和批評時，從來沒有能力進行針鋒相對的反駁，只能宣布「三不政策」故作不屑狀，繼續重複他們的謊言，認為只要把話筒搶到手，就可以靠把謊言重複一千遍而變成「真理」。

反科學在宗教勢力強盛的西方蔚然成風，神學家、哲學家反科學也反得堂堂正正。但中國有中國的國情，公開站出來宣揚反科學多有不便，要發表反科學言論還需要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所以「反對科學主義」就成了反科學的一頂隱身帽，文化人自以為戴上這頂帽子就可以隱瞞其反科學真面目，可以破帽遮顏過鬧市了。

反科學「文化人」在學術上無所建樹，拿不出過硬的證據來支持自己的主張，只能靠扣帽子、打棍子的非學術方法來對付批評者。所謂「科學主義」就是反科學勢力用來對付批評者的一頂大帽子。遇到與他們觀點不同的人，不需要任何符合學術規範的論證，只需給對方扣上「科學主義」的大帽子，就可以得勝回朝了，實在是方便得很。只可惜這樣一來，「文化人」所標榜的「學術」也就所剩無幾了，畢竟學術不是這樣搞法的。

反科學必然反對科學精神

科學精神最重要的有兩條，一條是合乎邏輯，一條是要經得起實際驗證。用更通俗的話講，就是擺事實，講道理。只要是反科學的主張，必然是反對科學精神的，否則就要被納入科學體系之中了。所以反科學只有兩手，或者靠邏輯混亂，或者靠撒謊造謠。邏輯混亂的缺點是太容易被識破或駁倒，因而製造謊言更為反科學者所多用。

關於「科學主義」的種種說法，大抵是謊言的集合。科學與神學、哲學的一個重要區別，就在於其非形而上學性，是脫意識形態的（哲學也有拒斥形而上學的流派，但難以徹底）。科學不談主義，只解決問題。所謂「科學主義」，如果存在的話，也只是哲學史（而不是科學史）上的一個流派，是某些哲學家對科學的看法而已，與科學本身並無關係，與科學家也沒有關係。如果有誰真的要反對「科學主義」的話，應該到哲學家中去尋找科學主義者，而不應把矛頭對準科技界。

把「科學主義」說成是科技人員乃至熱愛科學的公眾的「預設配置」，視廣大科技人員如「敵占區」，向公眾散布妖魔化科學的言論，當然不是反對什麼「科學主義」，而是地地道道的反科學。

「文化人」不僅在對大多數人亂扣「科學主義」帽子時撒謊，而且在敘述「科學主義」內涵時也編造了大量的謊言。以下我們選幾個例子來進行分析。

針對科學編造的謊言

謊言之一：「科學萬能論」

「文化人」的謊言之一是，「科學主義」主張「科學萬能論」，認為「科學能夠解決一切問題」。這是個徹頭徹尾的謊言。

無論是主張「科學主義」的哲學家，還是廣大的科技工作者，沒有人認為「科學能夠解決一切問題」。科學講究實事求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只告訴我們能解決哪些問題，以及怎樣解決它。而且科學還告訴我們什麼是不可能的，例如能量守恆定律告訴我們發明永動機是不可能的。科學的「擺事實，講道理」的原則，在科學領域之外當然也有應用的可能，在非科學領域應用各種科學方法有很多成功的先例，即使有暫時不成功的例子，繼續朝這個方向努力仍然是值得的。

「全能」是一個宗教概念，通常用來形容「上帝」。但是「全能的上帝」也要遭遇邏輯上的不可能性，神學家也難以回答這樣的問題：「上帝能不能製造一塊他自己舉不起來的大石頭？」反科學人士用自己的神學眼光看世界，也用神學眼光看科學，於是就憑空想像出「科學也會變成宗教」，「科學也是迷信」，並且按照「上帝全能論」推導出「科學萬能論」來。可惜這個思路是神學腦袋瓜的特產，與科學或是「科學主義」毫不相干。

神學家宣稱上帝全能，科學家不相信科學萬能，看起來神學的本事比科學大得多。但需要注意的是，神學之「能」與科學之「能」不是一回事。舉例來說，一個病人到了絕症的晚期，醫生根據科學只能宣告不治，神甫卻可以根據神學說是上帝召喚他去，他可以上天堂。神學對問題的「解決」只需要提出一種合乎教義的解釋即可，科學對「解決」的要求要高得多，沒有預測能力的「解釋」在科學裡根本不算數。

謊言之二：「技術可實現的都要實現」

關於「科學主義」的另一個謊言是：「科學主義」主張凡是技術上可以實現的都應該實現。這是一句熱昏的胡話，其荒謬性是人所共知的。例如一刀把人捅死，在技術上可以實現，卻是不應該實現的。我們沒有見過任何精神正常的人持有這種荒謬觀點，無論他是不是「科學主義者」。把一個明顯荒唐的主張強加給辯論的對手，是反科學人士論證的慣用手法。所謂「科學主義」也是用這種手法製造的稻草人。

在現實生活中有很多「技術可實現」的東西都沒有實現，申請的專利也有很多並沒有實施。這裡的原因很複雜，但一個最重要的制約因素是經濟上是否合算。例如銥星計劃，技術上完全可行，放了幾十顆衛星，最後由於價格昂貴，用戶太少，經濟上入不敷出，不得不放棄。

還有一些技術受到阻礙是基於「倫理學」的理由。例如避孕技術，由於天主教教義認為不以生育為目的的性行為是不道德的，所以禁止使用避孕技術。這種「倫理學」不具有普世性，對於天主教信徒以外的人沒有約束力，是「教義倫理」。禁止克隆人的喧囂，也是基於這種教義倫理的，我們沒有理由唯羅馬教皇的馬首是瞻，去追隨教義倫理。我們只能依據效用主義的倫理觀，避免引起實際危害的技術應用。

謊言之三：「科技的負面影響」

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一切利益都伴隨著風險，我們只能在權衡利益與風險的基礎上做出決策。例如汽車會引起交通事故，使用電器會引起觸電和火災，這些是現實的「負面影響」，對此我們有充分的重視和對策，制定了嚴密的交通規則和用電安全規程。但是我們不可能禁止使用汽車和電器，也不應禁止相關的科學研究。

反科學文化人所說的「科技的負面影響」卻不是這些現實的「負面影響」，而是虛幻的「負面影響」。

這些虛幻的「負面影響」，有的來自胡思亂想，例如這些人經常用一些好萊塢的反科學科幻大片當論據來預測科學的發展會毀滅人類。也有的來自宗教偏見，認為科學會使人變得「貪得無厭、物慾橫流」，從而道德敗壞。對於日心說打垮地心說，進化論戰勝神創論，他們至今耿耿於懷。

實際上一種道德觀念如果能被科學的發展所摧毀，正是證明這種道德本來就不該存在。

還有一些則來自歪曲事實，例如對於科技發展造成的核武器和高精度武器，他們只會渲染核恐怖，卻看不到核武器有效地遏制戰爭的現實：如果把1945年核武器誕生之日作為分界點，把20世紀分成前後兩半，我們可以看到沒有核武器的前半死於戰爭的人數比有核武器的後半要多得多；對比越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可以發現精準轟炸下的戰爭總傷亡人數要比地毯式轟炸少很多。

謊言之四：「科學需要人文的指導」

文化人要反對「科學主義」，用什麼來取而代之呢？

據說是「人文精神」，遺憾的是這「人文精神」雲山霧罩，至今沒見到有明確的界說。

科學本來是人的活動，是人文精神的最集中表現。科學就是最高層次的人文。在科學之外尋覓「人文精神」，結局必然是反科學。縱觀那些打著「人文」旗號的反科學論述，所宣揚的恰恰不是「人文」而是「神文精神」，大抵是一些神學家攢出來的「後現代」垃圾，或是一些女性主義、極端環保主義、SSK之類的意識形態。

科學的一大特點就是脫離形而上學，不承認任何「超自然」的終極解釋，不接受任何意識形態的指揮。

當科學提出的觀點與某種教義發生衝突時，自然會引起相應勢力的反抗。一方面，這些反抗儘管有時以鎮壓的形式出現（例如宗教勢力對哥白尼、伽利略、達爾文的迫害，斯大林主義對蘇聯遺傳學家的清洗），但最終都阻擋不了科學的前進；另一方面，這些意識形態對科學的干預都會給科學事業帶來損失，也就損害了全人類的利益。

目前，國際上宗教勢力夥同其他反科學勢力主要在生命科學領域發動了對科學的全面進攻，國內的反科學勢力也遙相呼應，但不便於直接亮出他們神文精神的本色，把神文精神化裝成人文精神抬出來，有時打著「倫理」的旗號，重演宗教或意識形態干預科學的鬧劇，正在對科學事業造成損害，我們對此不應掉以輕心。

參 考 文 獻

[1]反科學思潮的增長，Paul Kurtz（紐約州立大學榮譽哲學教授，CSICOP主席），潘濤譯自Science 1995年第2期

按語：對於揭露「科學主義」的真相，可以繼續閱讀《論科學與反科學》（趙南元著）

什麼是科學？對此科學哲學家們早有汗牛充棟的鴻篇巨著。但是在一般人中每個人都對科學持有各自不同的印象。有人認為科學是真理的化身，有人認為科學是追求真理的階梯，有人認為科學是少數人的霸權，有人認為科學是毀滅人性的元兇，不那麼極端的人可能認為科學是一柄雙刃劍，在具有好處的同時也有負面作用。

單刀直入地給科學下一個定義難免掛一漏萬，我們可以採用撒大網捕魚的方法從廣義到狹義逐步約束科學的概念。

首先可以說，科學是一種文化。

文化是一個相當廣義的概念，科學、藝術、宗教、風俗習慣等等都是文化，文化是區別於本能的東西，本能是先天的，是靠基因遺傳的，文化是後天習得的，在人群中被發明、傳遞和保存。因此，說科學是一種文化，僅僅是說科學不是本能，對科學幾乎沒有規定什麼。更具體的可以說，科學是基於一組價值觀的概念和方法的集合。這樣說似乎也沒有增加科學的規定性，因為其他文化現象也可以做相同的定義，但是把一種文化分成價值觀、概念、方法這三部分，我們就可以分別研究它們在科學中各自與其他文化的區別。

科學的價值觀中最明顯的是其普適性，科學追求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理論。科學的理論不因文化背景而變，科學沒有東方和西方之分，而藝術、宗教、習俗是因地而異的。這是由於科學價值觀最接近於人的生物性價值觀，而人類在生物學上又是同一個物種，因而科學的成果和科學的價值觀可以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之間取得一致。例如科學所追求的簡單性就符合所有生物願意少化氣力多得收益的經濟原則。

科學的價值觀崇尚理性。文學藝術是以情動人，宗教意識形態是以勢壓人，科學則是以理服人。「情」與「勢」的優勢在於速效，對任何人都能起作用。然而其缺陷也是明顯的，「情」的缺陷在於不穩定性，哪怕是海誓山盟的愛情，事過境遷也會煙消雲散，甚至反目成仇，這是時間坐標上的不穩定性，在空間坐標上則是不同的人或不同的文化背景對藝術會有完全不同的評價。「勢」的問題在於世界上並不只有一種宗教或意識形態，不同宗就壓不服，只好訴諸武力，大大增加社會成本，即使不翻歷史，縱觀當今世界凡是有紛爭的地方，背後都有宗教或意識形態的根源。

更深層次的問題在於，動人或壓人者是在幫助或代替被動或被壓者決策，或者通過改變其價值觀間接影響其決策，但是主動者的決策是否正確（最佳）又如何檢驗呢？如果靠宗教教義可以檢驗，那麼世界上就應該只有一種宗教才對。理性並不能保證決策正確，但理性的優越性在於為決策留下了所依據的「理論」，在決策被執行後根據成敗可以對其「理論」進行修正。這種機制使理論不斷優化，使得理性決策比其他決策方式具有大得多的勝算。這就是理性的力量所在，也是科學的力量所在。

與其他文化中的概念相比，科學中的概念的特點是清晰、確切。科學中的各種概念並不一定都有明確的定義，但科學共同體中各個人對於概念的理解是非常一致的。這是由於科學中的所有概念都與某種方法密切相關，因此對於科學的概念都可以做出「操作主義」的定義，例如對於重量概念可以用測定重量的稱量方法來定義。科學的概念對操作的規定性和對操作結果的精確預言保證了概念的確切和清晰。如果某個人對概念的理解與公認的不同，那麼他使用該概念時就會得到錯誤的結果，使對概念的錯誤理解被發現並可以得到糾正。因此，科學沒有給信口胡說留下太大的空間。在非科學的領域中，概念往往缺乏確切性。像「愛」、「尊嚴」、「人格」、「天人合一」這類概念，十個人會有十種不同的理解，使用這類概念可以長期爭論而無結果，對於決策也沒有太大作用。

當然，科學也是有缺點的，那就是科學知識由於積累作用變得深奧龐大，一個人窮畢生精力也只能掌握其中的少數領域，不可能人人精通全部科學。於是乎科學的內行永遠是少數而外行則永遠是多數。

對於多數人而言，如何看待科學就值得研究了。如果我們懶得事事費腦筋，願意接受現成的答案，那麼接受文學藝術的情緒感染，接受權勢的說教，還是接受科學的結論，就純屬個人的選擇。但是如果涉及需要認真對待的決策，接受科學的結論顯然勝算要大。因此，「相信科學」的人越來越多，科學的「市場份額」越來越大，也是必然的，誰也不比誰傻，誰也不願意吃虧。

面對科學日益壯大的聲勢，並非所有人都是單純的樂見其成。搭便車者利用科學的名牌效應，大量製作假冒偽劣牟利，就是偽科學的來由。

市場份額受到科學不斷侵蝕的宗教勢力，自然不願意自動退出歷史舞台，勢必使盡全身解數拚死反抗，力求遏制科學的發展，這就是反科學的動因。

偽科學自稱是科學，只要將其放入科學的常規檢驗程序，偽科學就無所遁其形。偽科學當然不會自己走進常規科學程序，他們主要靠的是權勢、金錢和傳媒。此時揭露偽科學就會成為與利益集團的鬥爭，變得複雜而慘烈，就可能有人願意花十萬元買你的人頭。因此使得揭露偽科學所涉及的主要不是科學、哲學和思想問題，而是「政治經濟學」問題，在本文討論的對象之外。

與偽科學的急功近利的小騙術相比，反科學可以算是「宏大敘事」。他們的手法巧妙，善於在哲學層次作深刻文章，調動全社會的輿論，對科學進行醜化甚至妖魔化，通過潛移默化的影響擴大陣地，製造反科學的社會思潮，遏制科學的發展，在一些領域取得了局部的勝利。分析這些反科學的手法和「理論」不僅有趣，而且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揭秘反科學的手法

反科學的一個比較初級的手法是利用偽科學（甚至是謠言）來歪曲和篡改科學。

例如「科學神創論」者的所作所為[1]。他們打著科學的幌子，就不免接受科學的檢驗和反駁，因此在科學共同體內部不會造成什麼影響，科學家也覺得有權利有義務對其進行抨擊，消除其在公眾中的影響，這是一種比較容易對付的反科學。由於國內缺乏神創論生存的土壤，這些言論只能掩蓋其神創論目的，零零散散進入中國，小小的製造一點思想混亂而已。

反科學的中級手法是利用文學藝術製造和傳播科學恐怖症。

某報曾經請一批作家給科學技術打分，從中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規律，作家對科學懂得越少打的分越低。人對於自己不了解的事物難免懼怕，而作家又往往是最遠離科學的人群。於是在他們的筆下塑造了大批的「科學怪人」，製造著層出不窮的恐怖場面，遠的不說，近年的「大片」《侏羅紀公園》和《黑客帝國》就是宣揚科學恐怖的典型代表作。雖然「科學怪人」在現實生活中從未出現過，但虛構的卻是富含衝擊力的視覺形象對缺乏批判力的公眾所造成的潛移默化的影響著實不可低估，對科學的妖魔化數這一手最容易奏效。而且科學家又不習慣對文學藝術作品發表意見，文藝評論家也不可能從科學的角度進行有效的批評。使這些作品可以在批評的死角之中繁榮昌盛。不斷對科學製造負面影響，為宣揚世界末日的邪教提供土壤。當然在中國這種沒有末日概念的文化環境中，多數人對這類作品只是看個樂子，很少有人會真的杞人無事憂天傾。但是這些作品所渲染出的反科學情緒確實為人們接受反科學理論提供了基礎。

反科學的高級手法頗具學術性，通常以哲學、倫理學或是「人文精神」的面目出現，比初級和中級手法遠為有效。

如果視科學為洪水猛獸，那麼最安全的方法是用堤壩或籠子把它關起來，也就是說對科學的範圍加以限制。

最常見的說法是，「科學不是萬能的」，「科學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科學不能保證獲得真理」。在哲學層次上，休謨曾經提出從「是」不可能合乎邏輯地推導出「應該」。由此就產生了這樣一種認識：科學是研究「是什麼」的，目的在於求「真」，而倫理學是研究「應該做什麼」的，目的在於求「善」。由於「是」不能推導出「應該」，科學就無法解決倫理學的問題。所以關於善惡的問題只能交給神學、哲學或倫理學去解決。而且根據科學哲學家的研究成果，科學不能保證獲得真理，於是乎科學的求真也是枉然，要得到真理還得轉而求助於宗教。這樣看來，科學真的「無用」。

然而科學的力量恰恰在於有用，這是有目共睹的。

上述認識從根兒上就出了毛病。科學既不求真，也並不把真理作為目標。

「真理」本來是一個宗教概念，假如世間萬物都是上帝按照一種理性的藍圖創造的，那麼這張「上帝的藍圖」當然就是「客觀存在」的「真理」，我們手中的理論如果與這張藍圖相同，就可以說我們掌握了真理。然而如果撤銷上帝創世的假定，「真理」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科學的理論是人的發明，發明無所謂真偽，只有成敗和好壞，因此科學所追求的是按照科學價值觀評價更高的理論。由此可知「科學能否獲得真理」是一個哲學上的偽問題。

科學追求的是更深刻、更統一、更有預測能力、因此就更有用的理論。科學解決的是「應該做什麼」和「應該怎樣做」的問題，「是什麼」只是從屬於這兩個問題的問題。科學能夠用於決策就證明了這一點。科學不以真理為目標，但科學是迄今為止人類獲取知識的最有效也最可靠的方法。

邏輯實證主義的提法容易給人們造成「求真」的假象，因為邏輯所處理的就是真偽值，一般認為實證所證的也是真偽。但如果換一個角度看，邏輯僅僅是保證前提和結論一致的推論工具，而實證可以看作預測能力的一種檢驗方法。所以邏輯實證主義體現的是一種價值觀，主張用邏輯保證科學體系的內部一致性，用實證保證科學理論的預測能力，歸根結底還是保證科學的有用性。科學不是自然的身軀，不是自然的骨架，科學是預測和操縱自然的手段。如果自然界是牛的話，科學不是牛皮，也不是牛骨頭，而是牛鼻子上穿的鐵環。

當科學的理論或實踐與宗教教義發生衝突時，必然引起宗教原教旨主義者的全力反抗。在歷史上他們反對哥白尼，反對布魯諾，反對伽利略，反對達爾文；在現代他們反對避孕，反對墮胎，反對試管嬰兒，反對人工授精；到如今他們則反對克隆人，反對基因操作。在西方國家宗教勢力的影響較大，可以靠人多勢眾通過民主程序左右政治傾向，導致不少西方國家對克隆人和基因操作做出種種限制。

中國與西方有著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自從孔聖人不語怪力亂神，中國的知識界一向不把鬼神看作值得認真對待的話題，宗教感覺十分淡漠，在中國如果公開打出宗教的旗幟來反對科學，註定是沒有效果的。所以在中國，宗教偏見就改頭換面變成了「倫理學問題」，人文精神也染上了中國特色。

本來在西方「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都是文藝復興運動中的反抗宗教神權的力量，但是當人文精神來到中國，卻頂替了缺位的宗教，變成了一股站在科學對立面的制衡力量。面對科學的新成果，他們的主要工作就是臆造出各種恐怖的前景，或是宣布科學與那些打著倫理學旗號的神學原則相抵觸。

例如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克隆人會導致人類基因的多樣性下降，以至於一場流感就能毀滅人類。只要我們對克隆有一點常識，就可以發現這種恐怖的結局純屬捏造，根本不可能發生。克隆人與細胞核提供者具有完全相同的基因，因此即使世界上每一個人都克隆一個人作為自己的後代，下一代的基因多樣性也不會改變，相反的是自然的生殖過程倒可能會使等位基因的種類減少。假如有一個人被克隆成一億個人（不知為什麼這樣做，以及如何才做得到），從基因多樣性的角度看，也只相當於世界人口減少了一億，對基因多樣性不會有什麼影響。可見，認為克隆人會導致人類基因多樣性下降是毫無根據的，純屬杞人憂天。

克隆技術

對克隆人的另一個擔憂是會導致「家庭倫理的混亂」。一個不孕症患者如果用克隆的方法要一個孩子，就會引起很多「倫理學問題」，因為從血緣上看，克隆的「兒子」實際上是「父親」的孿生兄弟，而且這個「兒子」還可能有幾個「母親」：一個是提供卵子的「母親」，一個是提供子宮懷孕的「母親」，可能還有一個法律意義上的「母親」——「父親」的妻子，但是這幾個又都不是他的遺傳學的母親，他的遺傳學的父母是他的「爺爺」和「奶奶」！於是乎維繫家庭的關係稱謂變得無所適從，家庭由此導致崩潰。這就是一些「倫理學家」為我們描述的悲慘世界。然而這個「悲慘世界」所描繪的並不是克隆技術的惡果，而是「倫理學家」的無知。實際上，家庭稱謂關係所解決的並不是血緣問題，而是撫養責任歸屬問題。正如王朔小說中的「兒子」所說：「要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養大，你得管我叫爸爸。」責任歸屬的基本原則是每個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因此收養的兒子雖然沒有任何血緣關係，父母仍然要為自己的收養行為負上撫養責任（並相應享有監護權利），人工授精時的「父親」在沒有血緣關係的前提下也要為自己的決策承擔相應的撫養責任，而供精者雖有血緣關係而不承擔。通常的親子關係與血緣關係重合，是由於子女的產生是父母相應行為的後果，父母按照對自己行為後果負責的原則應該承擔撫養責任。明乎此，克隆人的父母理所當然的由克隆實踐的決策者擔任，而且甚至無需考慮克隆的是誰。把一個由收養法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已經解決的問題當作「倫理學問題」提出來向克隆技術發難，實屬庸人自擾。

反科學者還有一個頗有影響的說法：「科學技術是一柄雙刃劍」。

此說看起來公允平正，左右逢源：任何事情都有兩面，科學似乎也不應例外，利益與風險永遠共存。然而「科技雙刃劍論」既不客觀也不公平。本來，不僅僅是科技，任何文化現象都有正反兩面，法律、道德、習俗、政治都是雙刃劍。

如果認真查一下歷史，對各種文化現象分別進行利益風險評估，就可以發現科技是其中利益最大而風險最小的。這是由於科學擁有其他文化現象所難以企及的糾錯機制。

冤案的存在顯示法律的風險，希特勒的當選上台顯示現代民主政治的風險，纏足的歷史顯示傳統習俗的風險。至於道德的風險就更是罄竹難書了，以至於錢鍾書會說：「上帝要懲罰人類，有時來一個荒年，有時來一次瘟疫或戰爭，有時產生一個道德家。」[2]這是由於道德往往把自己看成是善惡的最終裁判者，從而完全失去了糾錯機制，構成最大的道德風險。從當代「倫理學」強加給科學的不實之辭可以看出，我們真正應該大聲疾呼的是「倫理學是一柄雙刃劍！」與此同時，亟待用科學的價值觀重構倫理學，促進倫理學的科學化，使其逐步建立糾錯機制。

反科學的高級手法效果可觀。如今「科學恐怖症」已經感染了不小的人群，佔領了相當大的輿論陣地，連電視節目主持人也把「科學是雙刃劍」當成了口頭禪，報紙在對青年進行「主題教育」提高科學素質時竟然使用這樣的標題：發展科技是「進步」還是「威脅」。文中說：面對「達摩克里斯之劍」鋒利的雙刃，人類總會彷徨於何去何從之間。就像哈姆雷特的詠嘆調「To be or not to be？」一樣，高新科技發展對於人了社會的影響到底是「進步」還是「威脅」已經越來越成為值得思考的問題了。[3]在培養科學素質的旗號之下宣傳反科學的思想，這種媒體現狀才真是「越來越成為值得思考的問題了」。

向科學潑髒水成了「時尚」，科學也仍會勇往直前，科學畢竟不是妖術，不是幾盆烏雞狗血就能破掉的。

參 考 文 獻

《進化新篇章》，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12，p.92-100

錢鍾書著，《寫在人生邊上》，遼寧人民出版社，遼海出版社， 2000.4，p.58

《北京青年報》2001年5月29日第17版，標題：世紀的挑戰/青年的責任/大型主題教育活動，當代青年應對挑戰的/八大素質之科學發展，科學技術高速發展及其對社會生活產生的影響。

作者簡介

趙南元，著名科學家，科普作家，清華大學教授，科學公園專欄作家，互動百科科學顧問，今日頭條簽約問答專家。人工智慧研究領域專家，主持過多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及其他基金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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