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源《溪岸圖》的歷代裝裱過程及收藏軌跡

《九仙學苑》是由著名古代書畫收藏家朱紹良先生作為清藝匯古代書畫研究班導師開闢的專欄。

朱紹良先生曾被《收藏家》雜誌評為全球華人收藏家榜首，他力求在此欄目中毫無保留地與大家分享近20年收藏經驗與心得，帶領學生們探究用科學方法論鑒別和欣賞中國古代書畫，朱紹良老師曾任教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廣州美院。相信持續關注您會收穫良多。

論董源《溪岸圖》的歷代裝裱過程及收藏軌跡——《九仙學苑》清藝匯曾琳

2017年美國紐約當地時間3月2日，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館長兼CEO康柏堂，宣布唐騮千先生將中國山水畫傳世名跡《溪岸圖》正式捐贈給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此前，這一書畫名跡只是寄藏於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五代·董源《溪岸圖》

[文物原屬]南宋賈似道、明代袁樞和故宮舊藏

[文物現狀]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

《溪岸圖》，絹本，設色，縱：221.5厘米，橫：110厘米。繪隱士的山居生活：兩座山之間的山谷，有溪水曲折蜿蜒而下，匯成一個波紋漣漪的溪池。池岸有竹籬茅屋，後院有女僕在勞作，籬門前有牧童騎牛，小道上有農夫趕路，一亭榭伸入水中，高士倚欄而坐，舉目眺望，其夫人則抱兒與仆女嬉戲於旁。屋後山腰有懸泉拾級而下，至山腳彙集於溪池。水流及涌波以細線勾畫。山石以淡墨勾皴，重在以淡墨層層渲染，很少加點，而用濃墨染山石之交接處以醒出結構。山體均不高峻，而其形態，則似大浪湧起，數座山峰齊向左似排浪涌動，這卻是前無古人的。浪頭之崖巔，前後堆疊，望去隱約有「礬頭」之形態。而向下的懸崖，則似側傾的浪谷。

關於《溪岸圖》是否五代董源所作，上世紀末曾引起一場國際的大辯論。30年代，畫家徐悲鴻忽聲稱自己覓得了古畫《溪岸圖》，不多時他將畫割愛轉讓給了畫家張大千，張大千隨後又轉讓給了大收藏家王己千。然而兩個大畫家的曾經收藏，卻給此圖籠罩上一層神秘的色彩。上世紀末，王己千欲將《溪岸圖》洽購與大都會博物館，館方在購藏這幅古畫之前，舉辦了一場有關此圖是否董源真跡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出現三方意見：一是認定為董源真跡，並以此否定一切現定為董源的作品；二是以為未必，但至少是北宋作品；三則直指為張大千偽作。

在研討會上，美國美術史學者高居翰堅信，《溪岸圖》為張大千之偽作。一部分中國繪畫史專家認為，此作應為10世紀作品。多年之後，大都會博物館後來為這張畫做了一個紅外線檢測，發現這張圖畫經過3次裝裱，3次補的絹都不一樣。而且，其上還有南宋賈似道、袁樞等人的印章。

畫家簡介：董源，生年不詳，卒於約962年，五代南唐畫家。源，一作元，字叔達，鍾陵（今江西進賢西北）人。中主李憬朝（91 6—961）時任後苑副使，後苑即北苑，世稱「董北苑」。董源的水墨山水，對中國的歷代山水畫影響很大，後世將其與巨然並稱「董巨」，成為南方山水畫派之祖；與李成、范寬並稱為「北宋三大家」；又與荊浩、巨然、關仝並稱「五代、北宋間四大山水畫家」。

董源具有多方面的藝術才能，長於人物、龍水、牛虎，尤以山水畫的成就最為傑出。所作多寫江南的秀麗風光，沒有雄席險峻的山，也沒有淺顯刻露的石，而是平緩連綿的山巒，映帶無盡，山坡上點綴著蒼鬱蔥蘢的叢樹雜草，林麓洲渚，江村漁舍，風雨溪谷，煙雲晦明，所渭「平淡天真，一片江南」。

繪畫風格：其所用畫法，亦不作奇峭，而是山骨隱觀，林梢出沒，以印象為主，所以「宜遠觀，近視之幾不類物象，遠觀則景物粲然，幽情遠思，如睹異境」。

《溪岸圖》共有十九枚收藏印，其中十二枚是二十世紀，張大千、張善孖、王己千所鈐。餘下七枚為古印，葫蘆「悅生」（殘）、「秋壑」長方印屬南宋賈似道，不過和已知「秋壑」真印不同。一枚「天水郡收藏書畫印記」、三枚柯九思私印、一枚洪武內府「典禮紀察司印」半印。其中「天水郡收藏書畫印記」（下圖）學術界普遍認為是南宋宗室趙與懃的收藏章，也有一種觀點認為是趙孟頫。

隨後大都會東方部主任何慕文考證此印不可能是趙孟頫，其理由為一、這枚章在1320年趙氏所作的《枯木竹石圖》上出現過。二、並出現在早於趙氏的其他七幅作品上，他推測此印初為趙與懃所有，後為其子孫繼續持有並使用。所以在趙與懃去世後，這枚章還會被蓋在多幅元初的作品上。可問題是，前人用的章，後人能繼續使用，蓋在後人的作品上。而後人用的章，同樣也可以蓋在前人的作品上。我們在明初王紱《松亭高士圖》、明代文徵明《仿黃大痴溪閣閑居圖》中依然能夠看見此印。吳國豪據此考證，此印有可能是晚明太倉趙宧光趙均父子所持有。從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收藏章，印主是誰，鈐於何時，學者們的考據可以相差四百年。

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和斯塔爾亞洲藝術品維護研究室運用紅外線掃描、X光拍攝、數碼影像等技術對此圖進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檢測，證實此畫應該是一幅經過三次揭裱的古畫。（下圖）畫幅最初由兩塊寬窄不同的畫絹拼接而成，並有可能是三聯屏風的最左側一幅。在第一次裝裱時，由屏風改為立軸，左側畫絹上端曾做過30厘米的裁切。第二次裝裱年代不詳，但所用絹為雙絲絹。最後一次為七十年代初，王己千交給黃鶴堂裝裱，然後入藏大都會博物館，三次裝裱都有不同程度的接筆。

大都會對《溪岸圖》的拍攝，照片顯示現在已十分殘破，畫面黯淡失色，還有的局部已完全失落了。只能在幾英寸的距離內之內，非常努力的辨識，才能看出畫上的內容。絹面的磨損如此嚴重，以至於完全無法把握皴擦的筆觸和用墨的層次。「

而在1997年，此畫再次展出時經過重新修復後，作品絹底被清洗和提亮。還有原來的筆墨被強化了（下圖）。這些處理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由不止一位修復專家逐漸完成的，所以一旦完成，就不可能再回到從前。不過，就因果關係而言，是徹底清洗後使得畫面清晰，筆墨層次明顯了。

日本裝裱師目黑三次，黃鶴堂主人（下圖），《溪岸圖》最後一次的裝裱就是由他完成的。目黑是張大千一手調教出來的裱畫師，深諳兩國裱法，手藝高超，用漿尤好。國立東京博物館，MOA美術館等都是他的常年主顧。身在紐約的王己千也是通過張氏，把此畫交由東京黃鶴堂裝裱。關於補筆問題，王氏事後也有透露說「只是在幾個地方上了些淡墨而已」。只是這「幾個地方」是指畫意中還是補缺處就不得而知了。

但值得一提的是，《溪岸圖》為南宋賈似道和明末袁樞舊藏。尤其是明末的袁樞，是收藏董、巨作品的集大成者。清代著名畫家王時敏稱其「環翁使君，既工盤礴，又富收藏。李營邱為士大夫之宗，米南宮乃精鑒之祖。故使荊、關、董、巨真名跡歸其家。」（《煙客題跋·題自畫關使君袁環中》）

袁樞藏品巨富，是明末書畫及收藏鑒賞大家。上海圖書館藏《宋拓淳化閣帖》（泉州本）和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宋拓《松桂堂帖》都出自睢陽袁氏（明河南歸德府睢州，今河南商丘市睢縣）。《國朝畫征錄》稱其「樞博學好古，精鑒賞，家富收藏，工書畫，為華亭董宗伯，孟津王覺斯所推許。」

袁樞為明兵部尚書袁可立子，袁可立與董其昌為同年至交，且為王鐸恩師。董其昌一生最珍視的「四源堂」名畫幾盡歸於袁樞，袁樞集藏董巨作品實緣於此。陸時化的《吳越所見書畫錄》因收錄袁可立的《節寰袁公行狀》一文竟險遭毀版厄運，致翁同龢在《松桂堂帖》跋語中竟因無考睢陽袁氏而將袁樞和袁賦誠父子誤斷「其為一人無疑也」的千古學術錯誤。清代以來書畫作偽者根本顧及不到睢陽袁氏之鑒藏影響。今天的鑒賞家卻以書畫有袁氏父子藏鑒印者斷為真跡的重要依據之一，並以此作為藏品遞傳有序的重要痕迹參照。

今所見者，睢陽袁氏藏有《宋拓淳化閣帖》（泉州本）（上海圖書館）；董源《瀟湘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董源《夏山圖》（上海博物館），董源《溪岸圖》（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巨然《蕭翼賺蘭亭圖》（台北故宮博物院），巨然《層岩叢樹圖》（台北故宮博物院），巨然《秋山圖》（台北故宮博物院），巨然的《赤壁圖》（王鑒《仿古巨冊》跋）；宋《摹顧愷之洛神賦圖卷》（遼寧省博物館）；元趙孟頫《臨蘭亭序》（無錫博物院）；明董其昌《疏林遠岫圖》（天津博物館）；董其昌《紀游圖冊》（安徽省博物館）；王鐸《贈袁樞詩冊》（美國楊思勝），王鐸贈袁樞《賢弟帖》；等。

由此可見《溪岸圖》只是其豐富藏品中的其中一幅精品而己。入清後，睢陽袁氏家道式微，袁氏文物流散天涯。現所知流向有卞永譽、安岐、梁清標、宋犖、吳雲等。其中安岐《墨緣匯觀》，全書六卷，所錄基本為作者本人收藏。

因此，筆者經過目鑒《溪岸圖》原作，對材料、裝裱、收藏印、筆墨等諸多方面，以及參考歷代文獻，認為《溪岸圖》是一幅高古繪畫，其時代應為十一世紀前後。儘管大家在是否為董源作品上有紛爭，仍不失為一幅中國山水畫傳世名跡。

（來源：新浪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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