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維明：「上海價值論」，一種源自上海文化的自信

編者按

1843年11月17日，上海開埠，進入歷史發展的轉折點。如今，上海已不是原來地理上的概念了，它本身便是一種經濟，一種文化，一種媒介。2003年12月14日，杜維明先生提出了「上海價值」這一概念。「上海價值」的提出讓我們不由地聯想到多年前振聾發聵的「亞洲價值」論，在杜先生看來，上海價值應該成為亞洲價值的一部分。那麼，從這個意義上說，上海是否可以體現自身的更寬廣的人文主義？在自主公益、理性慈悲、法禮、人權責任、個人尊嚴團隊精神等一系列重大課題上做出自己的回應？我們希望「上海價值」能夠產生某種普適意義，至少在方法學上對中國的發展有某種參照性的價值。

從2012年到2016年，上海文化創意產業佔全市GDP比重12.1%，其中，電影、網路遊戲、網路視聽等一批重點文化產業發展迅速。截至2016年年底，上海文化市場規模達到約652億元，上海的文化產業正快速地發展。

我們精選了哈佛大學杜維明教授的《「上海價值論」大掃上海文化不自信》一文，載於社會科學報十年精粹《思想的力量》文化卷。

上海的價值取向是開放的

讓我們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中，來檢視一下上海的價值或者價值取向，希望在方法論上至少超越一些排斥性的二分法。

一提到上海，大家就會聯想到上海的企業精神，盛宣懷就是當時很好的一個例子，他有自己資本累積的商業資本運作方式。再有，就是大概在二三十年代，甚至40年代早期，上海的藝術，音樂、戲劇、電影甚至歌劇都非常突出，出版事業，比如商務印書館也非常突出，有的學者認為，20世紀30年代末商務印書館一年的發行數量可以和美國全國的出版數量相比，這是L.W.Pye（白魯恂）等曾經到上海做過研究的一些學者所提出來的觀點。所以通過出版事業，知識界、文化界、學術界就非常蓬勃。另外也有很多人提到的大眾傳播，包括他們的收音機、廣告等各方面也非常蓬勃。那麼探討上海價值，我覺得應該是非靜態的結構，而是一種動態的過程，價值的體系可以在變動不居的時空中間看到轉化，當然時空的轉化不像制度或者其他政府的策略和政策轉換得那樣神速。是不是可以這樣說，關於上海的價值的取向我們可以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49年以前，第二個階段是1949年到1992年，第三個階段是1992年到現在。

到底上海是什麼時候開埠的，至少在清朝中期的時候，上海的港口、它的船隻以及其他情況可以說在中國是第一了，因為它還有內陸，不只是海洋。從1843年到1949年，可以看出它的價值取向是一個多元多層次的複雜過程，逐漸形成了上海學者現在所認為的曖昧的身份認同和價值取向。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當時雖然有很多非常傑出的學者群居上海，但是並沒有將上海的身份認同作為大家考慮的對象，這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呢？因為認同的觀念，西方的Identity（這個詞是我翻譯的）是從60年代才開始的（艾里克森談的年輕人的認同危機），在60年代社會認同、文化認同、國家認同乃至各種不同專業的認同都成為大家討論的問題。

現在的認同有認同泛濫的傾向，大家對認同討論得非常多。如果從象徵意義來看，比如說現在的上海話，據我所了解以前是沒有的，是經過蘇州、寧波還有廣東等地的方言雜和起來的，這樣看來，上海是通過很多上海一帶的文化資源融合而成的，如蘇州、寧波等逐漸成為上海形象或者上海認同的塑造力。正因為上海有移民，有外籍人士，日本人或者無籍的俄國人、美國人、法國人、印度人、德國人等很多外僑的居住，上海有很突出的一些人物，如哈同、內山完造（和魯迅關係很密切），它才是一個混合體，是各種不同的資源、各種不同的族群之間的互動。比如混合法庭就能夠體現這點。在上海有很多離散的社群，所以後現代稱之為混合體(hybridity)，如果直譯的話就是雜種或者雜交，那麼這種早期的現象，比如說太平天國，在上海的認同或者價值取向上來看是一個關鍵的時刻，是一種可以定義性的大的事件，租界成為江蘇一帶文人的避難所，上海成為孤島，很多的難民有一種無根之感。

因為這個原因，很多人認為上海的價值，比如說跟北京相比它就比較像廣州，是屬於一種開放和包容的城市。那麼也有些學者認為，它是一個社團網路的都市社會，這個社會事實上非常蓬勃，有各種不同類型的學社，比如書院，有工會，有各種不同的慈善機構，除了救火、賑災以外還有為了對付飢餓的賑粥會、地方的公益包括公路的設置等（橋、路以及其他的灌溉系統）。有些人甚至用這個觀點稱其為一種團隊的體制，它本身是一種多彩多姿的社會生活，比如享樂主義、消費主義，這樣說來他的價值取向可以說是開放的，容忍的，而且實用的。但是1949年以前並沒有形成主動自覺的身份認同。

1949到1992年的上海價值

1949年到1992年這段時間因為比較敏感，要真正地很確切地掌握上海的價值取向和比較特殊的認同比較困難。可以這樣說，上海的價值是以全國的總體利益為目標，通過一種工具理性和社會工程而規定的。

毫無疑問，站在計劃經濟的宏觀視域中，上海的定位並不能從外部進行定位，這種定位並不能夠契合當地的政府所謂官和人民的自我形象和自我理解。另外官和民（民包括知識分子和企業家），他們對上海的價值定位可能也有一種潛在的張力，甚至明顯的衝突。既然上海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無論從質和量的方面都擔負了非常沉重的任務，有很多數據可以考察，一直到1987年以前整個國家稅收中上海佔了很重大的比例，這和廣州相比非常突出。

在1980年之前，我在上海念了4年書（1945年到1949年），1980年和1985年我曾經到上海參觀了兩次，單就市容特別是建築來說30多年來事實上沒有很大的變化，當然更沒有進步，可能再講得露骨一點，可以說是更陳舊了。所以，可以想見上海人和北京人或者廣州人相比在生活品質的提升上面是有差距的，心理上認為受到了比較不公平的待遇，有很大的委屈。因此1992年鄧小平南行為上海帶來了商機和其他領域發展的空間，上海能夠在很短的幾年像彗星一樣突然成為國際上非常耀眼的大都會，這個奇蹟我想和過去50年上海的遭遇有密切的關係。不少從事上海研究的學人都有這樣的印象，就是1992年以來的上海包括身份認同和價值取向，和1949年以前的上海有很多相似點，甚至有些人說有連續的痕迹，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也許1949年到1992年這段時間是一個例外。1949年到1992年可能為上海的市民，包括知識分子和企業家，提供一種凝聚力，大家共同為上海的命運，為上海的發展培育一種共同意識。

1992年後的上海

根據各種跡象來看，20年代、30年代上海的風氣，比如說享樂主義、消費主義現在又開始大行其道。那麼在商業大潮的衝擊下，那些1949年以前的完全從正面肯定的一些價值又重新浮現了，比較自由、比較容忍、比較開放，比較多元多樣、也比較實用。皮特·博格在定義全球化的引言裡面是有很多可以質疑的，但是在個性的解放，就是個人的選擇甚至一種個人中心來看，這種觀念至少在上海的年輕人中間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是不是可以這樣說，1992年以來，在上海有一種自動自覺地發展它的身份認同的努力。

舉一個例子，像這一次學術會議（上海開埠16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它本身也是對上海的身份和認同希望形成一種共識的努力。既然是學術界和媒體的合作，那麼這種身份認同可以說是從下到上的。另外大家都提到的2010年上海的世博會，當然所有的上海人，不管是官或者是民，大家都在塑造上海的形象。在2008年以後的兩年，也就是北京奧運會以後的兩年，我相信上海要和北京競爭。北京所代表的「科技奧運、綠色奧運、人文奧運」可能會成為上海世博會理念的參照。這樣說來，它的文化認同和價值取向可以算是群體的批判的自我意識的出現，這也就是主動自覺地塑造上海的身份認同。那麼這個情況即使是放在表面的形象上看，今天的上海和1930年的上海確實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實際上有非常大的不同。所以，1949年到1992年上海的經驗的不同扮演了非常不同的角色。

社會文化能力減少的困境

市場經濟是不是一定能夠帶來民主政治，這是有爭議的。但是市場經濟帶來了多元的傾向，而且促進了市民社會的發展是不可否認。從價值取向來看，今天的上海和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最大的不同就是主動地自覺地共同塑造上海的身份認同。參與這項工程的可以說是上海的公眾知識分子，這些公眾知識分子來自學術、媒體、政府，來自各種不同的專業組織，來自各種不同的社會團體。

我們回到全球化發展的大的趨向，從價值取向來看，很明顯，啟蒙以來西方的普世價值，如我前面提到的自由、理性、法制、人權和個人的尊嚴在塑造中國的現代化，乃至在上海的身份認同方面會起積極的作用。可是除了這些以外，團隊的精神、社會的安定、公益，特別面對大企業的巨大轉型，全國大概有1500萬人失業，還有超出1億的流動人口，面對這些現象，公益的問題、同情的問題，直接和人權相對的法和理的問題，在上海的特殊情況下這些複雜的價值如何紮根？因為最好的價值並不一定配套，比如自由和平等是矛盾和衝突的，越有自由發展的空間那麼貧富不均的情況越嚴峻，怎樣處理這些問題？一個複雜的現代社會除了發展經濟資本以外必須發展社會資本，而社會資本是沒有辦法量化的，比如說，以上海社會科學院為例，經費增加了10倍是不是就表示學術風氣就增加了10倍，很難說，這要通過所與所之間、所內乃至整個院和其他地方的互動才能夠培養其社會資本。

有個哈佛的學者帕伯·蘭特做過研究，義大利的北邊和南邊的經濟條件和政治設置相當，但是北邊的民主發展得很好，南邊不行，主要的原因就是有沒有溝通的機制，有沒有社會資本。印度的拉克蘭，是一個很有名的都市，它附近有很多的種族衝突，但是在拉克蘭100多年以來這種衝突沒有發生過，經過仔細的研究就會發現，在這個地方有個老傳統，就是各種不同的宗教領袖，包括伊斯蘭教的、印度教的、基督教的領袖每十天會聚會一次，飲茶討論問題，矛盾衝突的問題在他們的討論中就可以化解，這是儲聚社會資本的一種機制。我們都非常突出科學技術的能力但是忽視了文化能力，而文化能力也是不能量化的，它和對自己的集體記憶（就是歷史），不僅是學術乃至一般社會、日常生活的一種表述（像文學），乃至對反思的再反思，理論水平的提升（比如哲學）都有一定的作用。這些如何發展，如何在一個大家都趨之若鶩研究企業管理、外文和國際貿易的社會中發展？

如果社會對我剛才所提到的哲學、歷史、文化等不注意發展，那麼社會的文化能力就絕對減少。社會文化能力減少，對社會長期的發展沒有好處，這會導致一種困境。所以在智商之外，我們要發展倫理的智慧和情商，物質條件之外精神資源也很重要。如果在這個立場來看，技術官僚以工具理性的方式通過社會工程的管理來塑造上海的發展策略乃至上海的身份認同，至少說是有局限性的，可能會導致短視而且沒有長期視野的困境。上海實際上是，特別是1992年以後中國現代化的龍頭，上海的價值取向以及上海的公眾知識分子在塑造上海的身份認同對中國大陸乃至文化中國都有非常重要的導引作用。但是，文化中國包括像台灣地區、香港地區、新加坡、海外的華人乃至很多外籍人士（和中國既無血緣又無婚姻關係，但是對有關中國的學術感興趣的人士），這些人和其他的文化圈（比如說拉美、印度、北美的文化圈）、我們的精神資源，特別是知識分子對於文化傳統（文化傳統和傳統文化是不能夠等同的，龐朴先生做了很多說明）的積累，文化中國的知識分子精神的資源比較薄弱。所謂比較薄弱的意思就是對於宗教的問題以及文史哲的關注不夠，今天的報章雜誌裡面的信息關於娛樂的內容比較多，但是嚴格的關於文化的報道、關於書評等方面有很大的缺陷。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價值的領域相對比較稀少，經濟和政治特別突出，文化的力量不夠。從這方面來看，上海的發展策略，是不是除了以紐約、倫敦、巴黎、東京作為參照之外，也應該把新德里或者其他地方作為參照。很簡單的來說，印度有50年的民主，有數百萬可以運用英文的中產階級，印度擁有非常豐富的精神資源，這些是不是都值得參照？這樣說來，希望上海能夠成為一個學習文明的城市、成為一個學習的社會；希望上海不僅是一個教導文明的城市，而且上海的教育能夠成為一個創意的教育，這樣上海在一個變動不居的塑造文化認同的過程中間可能有很多可以作為其他地方借鑒的特色。

（本文系杜維明先生在「上海開埠16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閉幕式上的演講。錄音整理邵建）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2004年2月19日，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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