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到糾結——顧頡剛關於「中國」與「中華民族」的歷史見解

一

我在一篇文章中說過，一九二〇年代顧頡剛推動「古史辨」運動，從根本上說，是一場對傳統歷史學和文獻學的現代性改造，這一點，王汎森兄的《古史辨運動的興起》（台北允晨出版公司1987）已經論述得很清楚。簡單地說，就是在科學、客觀、中立的現代標準下，有關早期中國歷史的古文獻，在「有罪推定」的眼光下被重新審査，人們逐漸把傳說（或神話）從歷史中驅逐出去。以前在古史記中被視為「中國」共同淵源的五帝和「中華民族」歷史象徵的堯、舜、禹，以及作為中國神聖經典的種種古文獻，真實性都遭嚴厲質疑。一九二三年，顧頡剛在一封公開信里提出古史辨的綱領，一共包括四點，即「打破民族出於一元的觀念」、「打破地域向來一統的觀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觀念」和「古代為黃金世界的觀念」，因此而被叢漣珠、戴季陶等人驚呼為「動搖國本」。為什麼會動搖「國本」？就是因為「民族出於一元」說明中國民族有共同祖先，「地域向來一統」表示中國疆域自古如此，古史傳說人物象徵著民族偉大系譜，而說古代為黃金時代，則暗示著文化應當回到傳統。象徵本身即有一種認同和凝聚的力量，對些象徵的任何質疑都是在質疑歷史之根，在瓦解「中國」認同的基礎。

這裡長話短說。對於「中國」一統和同源的質疑，雖然轟動一時，但很快逆轉，畢竟形勢比人強。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一九三二年「滿洲國」成立、一九三三年「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成立，加上一九三五年「華北自治運動」的出現，使中國陷入國土割裂的空前危機，中國學界不能不重新調整有關和「中華民族」的論述，特別是從歷史、地理和民族上，反駁日本學界對於滿蒙回藏的論述，捍衛中國在民族、疆域和歷史上的統一性。現實情勢改變了中國學界，也暫時改變了顧頡剛的立場。一九三四年，顧頡剛與譚其驤創辦《禹貢》半月刊，正如顧頡剛所說，在昇平時代學者不妨「為學問而學問」，但在「國勢陵夷，局天脊地」的時代，卻只能「所學務求實用」。

在這一絕大背景下，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傅斯年在《獨立評論》第一八一號發表了《中華民族是整個的》，他強調中國自從春秋戰國，「大一統思想深入人心」，所以有秦漢統一，「我們中華民族，說一種話，寫一種字，據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倫理，儼然是一個家族」。顧頡剛也一樣，原本他並不相信「中國漢族所居的十八省，從古以來就是這樣一統的」，他覺得「這實在是誤用了秦漢以後的眼光來定秦漢以前的疆域」，所謂「向來一統」只是一個「荒謬的歷史見解」，但是在這個時候，他卻把歷史論述從說明原本並不是一統的中國，變成了強調中國大一統疆域的合法性。在《禹貢》半月刊之後，一九三六年，顧頡剛與史念海合作編了《中國疆域沿革史》，在第一章《緒論》中，顧頡剛就說：「在昔皇古之日，漢族群居中原，異類環伺，先民灑盡心血，耗竭精力，辛勤經營，始得近日之情況（指現代中國）。」他罕見地用了「皇古」一詞，說「疆域之區劃，皇古之時似已肇其痕迹，自《禹貢》以下，九州、十二州、大九州之說，各盛於一時，皆可代表先民對於疆域制度之理想。很顯然，這與一九二〇年代的疑古領袖形象已經相當不同，看上去，他好像逐漸放棄了古代中國人種不出於一源、疆域不應是一元的疑古立場，而開始轉向論證一個「中國」和一個「（中華）民族」。

在這裡說一個小插曲。一九三三年，日本人與內蒙古王公會談，鼓動蒙古人脫離中國而獨立。這時，顧頡剛一生仰慕的女性譚慕愚親身進入內蒙，調查這一事件，並且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底，應顧頡剛之約在燕京大學連續演講，講述「百靈廟會議經過及內蒙印象」，揭發內蒙獨立與日本陰謀之關係。余先生《未盡的才情》一書已經注意到，顧頡剛在日記中一連好幾天記載這件事情，我曾向余先生請教，我們都懷疑，一九三三年譚慕愚女士的調查與演講，在某種程度上對顧頡剛的史學轉向產生了很大影響，甚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第二年他與譚其驤合辦《禹貢》半月刊。

二

《顧頡剛日記》中留下很多這一觀念轉變的痕迹。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之後，國府南遷，各大學與學者紛紛南下。一九三八年底，顧頡剛去了一趟西北，據日記說，他在途中開始看伯希和的《支那考》及各種有關邊疆的文獻，包括國內學者的民族史、疆域研究著作。顯然，這種學術興趣與政局變化有關。顧潮《歷劫終教志不灰》（華東師大出版社）引述顧頡剛自傳，說他一九三八年在西北考察的時候，曾經偶然看到一幅傳教士繪製的The Map ofGreat Tibet，心情大受刺激。他認為，滿洲「自決」還不足畏，因為那裡漢人很多，倒是西藏非常麻煩，「這個大西藏國如果真的建立起來，稱為民族自決，是絕無疑義的，因為他們有自己的血統、語言、宗教、文化和大塊整齊的疆土，再加上帝國主義做後盾，行見唐代的吐蕃國復見於今日，我國的西部就更沒有安寧的日子了」。

學術與政治，在這種危機刺激下，找到了一個結合點。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顧顏剛在《益世報》創辦「邊疆周刊」，並且為它撰寫「發刊詞」，呼籲人們不要忘記「民族史和邊疆史」，來「抵禦野心國家的侵略」。緊接著，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顧頡剛特別在《益世報》的新年一期上發表《「中國本部」一名亟應放棄》一文，他說（中國本部）這個詞，「是日人偽造、曲解歷史來作竊取我國領土的憑證」。二月份，他又連日撰寫《中華民族是一個》，明確提出「凡是中國人都是中華民族」，並且鄭重宣布，今後不再從中華民族之內，另外分出什麼民族，也就是漢、滿、蒙、回、藏、苗等等。

這篇文章二月十三日起在《益世報》發表後，引起了中國學界的巨大反響，不僅各地報刊加以轉載，張維華、白壽彝、馬毅等學者也紛紛加入討論。前些年與他漸生嫌隙的傅斯年，儘管主張在國家危機之時，寫信勸他不要輕易地談「民族、邊疆等等在此有刺激性的名詞」，不要在《益世報》上辦「邊疆周刊」，但也對顧頡剛關於「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觀念表示贊同，覺得他「立意甚為正大，實是今日政治上對民族一問題唯一之立場」。在一封致朱家驊、杭立武的信件中，傅斯年痛斥一些民族學家，主要是吳文藻和費孝通等人，是拿了帝國主義的科學當令箭，「此地正在同化中，來了此輩學者，不特以此等議論對同化進行打擊，而且專刺激國族分化」。

從《顧頡剛日記》中可以看到，顧頡剛對自己這一系列表現相當滿意，他一向很在意別人對他的反應。一九三九年三月四日，顧頡剛在日記中記載說：有人告訴他，《益世報》上《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文章，有《中央日報》轉載，「聞之甚喜，德不孤也」。二十二日的日記又記載：有人告訴他，「重慶方面謠傳，政府禁止談國內民族問題，即因予文而發。此真牛頭不對馬嘴，予是欲團結國內各族者，論文中彰明較著如此，造謠者何其不憚煩乎」。到了四月十五日，他又在日記中說：方神父告訴他，這篇文章「轉載者極多，如《中央日報》、《東南日報》、安徽屯溪某報、湖南衡陽報、貴州某報，皆是。日前得李夢瑛書，悉《西京平報》亦轉載，想不到此二文（指《益世報》所發表）乃如此引人注意。又得萬章信，悉廣東某報亦載」。

三

來自學界的爭論風波與輿論壓力，也影響到政黨與政府，此後，國民政府不僅成立了有關西南的各種委員會，國共兩黨也都對西南苗彝發表看法，連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員會、邊疆教育委員會也特別要確認教材的「民族立場」和「歷史表述」。這種觀念得到政界和學界的一致贊同。傅斯年還說要把三民主義、中國史地、邊疆史地、中國與鄰封之關係等編為淺說，譯成上列各組語言（指藏緬語、撣語、苗傜語、越語、蒲語），顧頡剛和馬毅也建議重新書寫歷史教材，作成「新的歷史脈絡」，「批判清末以來由於帝國主義污染，而導致的學界支離滅裂」。可見抗戰中的顧顏剛，似乎暫時放棄了「古史辨」時期對古代中國「黃金時代」傳說的強烈質疑和對「自古以來一統帝國」想像的批判，而對「中國大一統」和「中華民族是一個」比誰都重視，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他為邊疆服務團作團歌，其中就寫道：「莫分中原與邊疆，整個中華本一邦」，「天下一家，中國一人」。

在這個時候，原本有嫌隙的傅斯年和顧頡剛，在這一問題上倒頗能彼此互通聲氣。據顧頡剛的日記記載，一九三九年五月二日，當他開始寫「答費孝通」一文時，傅斯年曾「開來意見」，而顧頡剛則據此「想本文結構」，第二天，他寫好「答（費）孝通書三千餘字」，同時把稿子送給傅斯年，第三天，「孟真派人送昨稿來」。顯然兩人互相商量，而且傅斯年還提供了一些可以批判民族學家們的材料。又過了十幾天，他「抄孟真寫給之材料，訖，預備作答孝通書」。從《日記》中我們知道，是在傅斯年的鼓勵下，顧顏剛接連好多天奮筆「作答孝通書」，並「將答費孝通書修改一過」。

可見在回應吳文藻、費孝通等有關「民族識別」的問題上，作為歷史學家的。顧、傅是協同並肩的，他們都不贊成過分區別國內的民族，覺得大敵當前，民族各自認同會導致國家分裂。顧頡剛似乎義無反顧，一向好作領袖的他，這次沖在最前面，把這種維護民族和國家統一的思想推到極端，以致後來對傅斯年也頗不假辭色。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抗戰剛剛勝利後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一日，顧頡剛在日記中貼了一則剪報，便是八月二十七日重慶傳說的各報刊載的《傅斯年先生談中蘇新約的感想》。傅斯年在這裡說道：中國需要二三十年的和平來建設國家。他提到中蘇應當做朋友，又說到新統一的國家初期，需要對鄰邦妥協。他還特別在談到有關外蒙古和內蒙古的問題時，指出中蘇關係中，外蒙古被分割大家最注意，但相關歷史卻被忽略掉，因為外蒙古的四個汗國，即車臣汗、土謝爾汗、札薩克汗、三音諾顏汗，「照法律是外藩不是內藩」，所以外蒙古與內蒙古、東北不同，與西藏也不一樣。顧額剛看到這篇報道之後勃然大怒，不僅瑜亮情結再一次被撥動，愛國情緒也再一次激發，他在日記中痛斥傅斯年：「此之謂御用學者」！並加以解釋說：「這一段話，當是他幫王世傑說的。」下面，顧頡剛又寫道：「聞人言，有一次為新疆問題開會，孟真說，『新疆本是我們侵略來的，現在該得放棄』。不曉得他究竟要把中國縮到怎樣大，真覺得矢野仁一還沒有如此痛快。割地即割地，獨立即獨立，偏要替它想出理由，何無恥也！」他也許忘記了，當年傅斯年挺身而出主持《東北史綱》的撰寫，就是為了批駁矢野仁一，捍衛東北作為中國領土的。

這也許可以讓人理解，作為歷史學家的顧顏剛，何以在抗戰之中，會去草擬「九鼎」銘文，讚頌那個時代的「一個國家」、「一個領袖」。

四

不過，顧頡剛畢竟是歷史學家，是「古史辨」的領袖。超越傳統建立現代史學的觀念根深蒂固，沒有那麼輕易去除。在心底里，顧頡剛對於古代中國的看法，終究他還是「古史辨」時代奠定的。只是在特定時代和特定背景下，有些話不便直接說就是了。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他在日記里說有人向他回憶「古史辨」當年在上海大出風頭。關於這點，顧頡剛一方面很得意，一方面又很清楚：「在重慶空氣中，則以疑古為戒，我竟不能在此發表意見。孟真且疑我變節，謂我曰：君在學業上自有千秋，何必屈服。然我何嘗屈服，只是一時不說話耳。」這是他的自我安慰，也是他的順時之策，因為在那個太需要國家認同的時代，再強調瓦解同一歷史的古史辨思想，就有些不合時宜。

歷史學家．常常受時代和政治影響，這也許誰都無法避免，但一旦現實情勢有所改觀，原本的歷史意識就會捲土重來，特別是在私下裡，不免故態復萌，也會說些真心話。顧頡剛日記一九六六年一月八日有一則記載，很值得注意，他說：「（趙）朴初作文，有『自女真族統治中國以來』一語，有青年批判，謂女真族即滿族前身，而滿族為中華民族構成一分子，不當挑撥民族感情。奇哉此語， 真欲改造歷史！去年聞有創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的大國』之說，已甚駭詫，今竟演變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統一的大族』，直欲一腳踢翻二十四史，何其勇也？」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資料。顧頡剛雖然在抗戰時就提出「中華民族是一個」，但骨子裡卻仍然相信民族的歷史變遷， 並不以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

這種想法常常在他腦海里浮現。一九六四年一月八日，他在日記中記載：「（黃）少筌談北京史學界近況，知某方作中國歷史，竟欲抹殺少數民族建國，謂中國少數民族無建國事，此之謂主觀唯心論！」這是一個歷史學家的直覺判斷。不過，形勢比人強，何況家裡還有一個時時令他看風向不要說錯話的夫人在。我在日記中看到，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三日， 他對來華跟他學習古代史的朝鮮學者李址麟有些戒備，為了讓自己免於犯錯，他先走一步，給中華書局寫信，說李的《古朝鮮史》很有問題，朝鮮史學家以古朝鮮曾居東北，受自尊心之驅使，作『收復失地』的企圖，李址麟則系執行此任務之一人。其目的欲將古代東北各族（肅慎、穢貊、扶余、沃沮等）悉置於古朝鮮族之下，因認我東北全部盡為朝鮮舊疆。今更在東北作考古發掘，欲以地下實物證之。而我政府加以優容，甚至考古亦不派人參加，一切任其所為。予迫於愛國心，既知其事，只得揭發。」

差不多半年以後，他與張政烺談朝鮮史問題，當張政烺告訴他，歷史所同仁奉命收集朝鮮史資料的時候，他才鬆了一口氣，很得意自己有先見之明，在日記中說，「此當系予將李址麟《古朝鮮史》送至上級，及予於今年八月中旬寫信與中華書局之故。」

五

讀《顧頡剛日記》，斷斷續續用了我一個多月的閑暇時間。看完這十幾冊日記後，記下的竟然是一些頗為悲觀的感受。歷史學家能抵抗情勢變遷的壓力嗎？歷史學家能承受多大的政治壓力呢？讀《顧頡剛日記》，想起當年傅斯年從國外給他寫信，不無嫉妒卻是真心讚揚，說顧頡剛在史學上可以「稱王」了，但是，就算他真的是中國二十世紀上半葉歷史學的「無冕之王」，這個歷史學的無冕之王，能擺脫民族、國家的情勢變化，保持學術之客觀嗎？他能遺世獨立，憑藉學術與政治上的有冕之王抗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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