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短中篇小說

文化 05-06

我的短中篇小說

《老旦是一棵樹》法文版

我的

短中篇小說

楊爭光

我寫作的第一篇小說，是在山東大學上學期間的一個暑假裡。稿紙是我們村會計的賬本。一位校友把它推薦給了《山東文學》，竟然發表在了那一期《山東文學》的頭條。沒有特別的欣喜。在我之先，同學和校友發作品的很多。那時候，我的興趣不在小說而在詩。大學畢業後還寫過幾篇，自以為都是客串。

1986年，我開始正式寫小說。所謂「正式」，書面一點說可以叫「自覺」。那一年，《中國》雜誌社在青島舉辦一個筆會，校友吳濱是該雜誌的編輯，邀我參加，並「逼」我帶小說作品去。我沒有小說。他說你寫唄，只要寫你就能寫好。那就寫吧。就這麼開始寫了。我參加了那次筆會，帶去了七篇短篇小說。就在那次筆會上，我見到了著名的北島，他也是《中國》的編輯。還有正在走紅的徐星，寫《無主題變奏》的那一位。後來才知道，他曾在延安志丹縣插過隊，北京知青。還有後來成名的格非，那時候他還不叫這個名字。還有女作家遲子建、龐天舒等。以後來的說法，應該是「大腕」雲集，我只是一根小指頭。

到1980年代末，我寫了一批短篇小說。那時候，我希望我的小說不要超過五千字。我關注的是「生存狀態」，當自然人和社會人聚集在一個軀殼裡的時候，會發生些什麼。

1990年代初的那幾年，我寫了一批中篇小說。那時候，我希望我的中篇小說不要超過五萬字，其中有《黑風景》、《賭徒》、《流放》、《棺材鋪》、《老旦是一棵樹》等等吧，我的關注點依然在民間，包括家族和村社文化與國民的根性，還有民間暴力。我以為，集權與專治不僅有自身的傳承，也有其民間基礎。我甚至認為，所謂的「民間」，正是我們文化傳承的土壤，國家是家族和村社的擴大化複製。

《中短篇小說集》塞爾維亞文版

我的短中篇小說

1990年代末，我寫了一些自以為是實驗性的作品。比如《謝爾蓋的遺憾》，想寫絕對的自我意志，擴而大之可以是極權和專制到底有多大的能耐。比如《上吊的蒼蠅和下棋的王八蛋》，是想呈現遺忘和記憶這種悖論式的存在，會使我們處在什麼樣的困境。比如《高潮》，寫的是一個女人的性高潮可以和政治歷史的模式化運行有關。

2000年以後，我又寫了一些小說。比如《從兩個蛋開始》、《少年張沖六章》等作品。那時候，我希望我能有直面現實的勇氣，不只是寫一些沒有具體年代的寓言和傳奇。我希望我的小說能觸及我們文化的源頭和根系。困境中的我們何以如此無奈、無助、無力、無聊、無味。我們飄浮卻無精打采，我們沉淪卻無輕無重。如此「乏」的我們，在什麼樣的境況才能點亮靈魂和精神的燈盞，能有所救贖。

當然，小說不是論文，我知道的。我說過，小說的身上掛滿了鎖，它需要不同的鑰匙。

我很難回答我自己最滿意的作品有哪些。在微信里看到黃永玉好像回答過類似這樣的問題，他說得很調皮，問母雞下了這麼多年的蛋，最滿意的是哪一個，母雞會怎麼說呢？這不是逃避，也不是說我對我的作品都很滿意。事實上，我對我們大半個世紀以來小說創作的水準，整體評價是不高的。

1992年，一本雜誌給我做了一個評論小輯，我自己也寫過幾段話：

「

我迄今為止的小說，多以農村為背景。我這樣做是基於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我熟悉他們；其次，我以為中國是一個農民國家，中國的城市是都市村莊。中國農民最原始、最頑固的品性和方式滲透在我們的各個方面。愚昧還是文明？低劣還是優秀？這只是一種簡單的概括。它是靠不住的。

他們遇到了一些事情，他們按他們的方式做了。我就這麼寫。這也是我最感興趣的。當然，我得按我的方式和語言去說，去講述。

我有意和我所寫的東西保持著距離。我以為這樣做，我就可以平靜一些，盡量避免受自己的欺騙。

我想說的一切，都在我的小說里。如果是一個故事，它就在故事的過程中；如果是幾個人物，它就在人物的行為里。小說只能是小說。小說之外的話，只能在小說之外去說。

當我感到我的小說用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楚，我就會考慮把它撕掉，然後吹幾聲口哨，或者找人聊天去。我覺得這樣做可能比寫那篇小說更有意思。

我沒有文思泉湧的時候。我寫得很苦。

」

優秀的小說是由優秀的小說家和優秀的評論家、優秀的讀者共同創造出來的。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小說的鑰匙不一定在小說家的手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