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藝術品背後的「西方推手」

藝術品交易、收藏、研究的中心，總是隨著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而轉移。作為其中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古代藝術品，也遵循同樣的規律。19世紀中晚期到20世紀初，世界經濟的中心在歐洲，中國古代藝術品集散重鎮在英國倫敦。一戰結束後，美國成為世界經濟中心，隨著美國苛刻的關稅法逐漸放寬，中國古代藝術品集散中心也隨之轉移到了美國紐約。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亞洲經濟的崛起，尤其是中國內地經濟的發展，面向中國內地的香港逐漸成了中國古代藝術品的世界中心。

伴隨著海外中國藝術品市場的興起，西方收藏家對中國藝術的研究興趣日益高漲，進而形成了以私人收藏為主導，學會、博物館提供學術支持的模式。其突出的表現為古美術文獻資料的出版與發行。即官方、私立博物館的展品圖錄，研究學者的學術著作，拍賣公司、古董商的拍品圖錄，收藏家公開或私下出版的個人藏品圖錄等。這些出版物，構成了蔚為壯觀的中國古代美術工藝品資料，即中國古美術資料的寶庫。

第一站 英國

英國對中國陶瓷的研究，是建立在考古發掘的基礎上，並廣泛利用本國和海外的收藏，結合歷史史料，進行的實證探討，有一定的科學性和學術性。雖然也存在一些認識上的不足，但有先行的開拓作用。如對中國陶瓷領域的研究，他們憑藉西方學者嚴謹認真的科學態度，利用現代科學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這一時期，也是中國古美術文獻有史以來研究、發表、出版最多的一段時間。

斯蒂芬 · 布紹爾(Stephen W.Bushell）

布紹爾有兩個身份：醫生與中國古器物專家。他似乎更傾心後一個。在北京的古董市場，他總會用一口流利的中文與古董商們討價還價。布紹爾很懂這些古物，不會買到劣質品，但他的選擇，明顯受當時歐洲風尚的影響，絕不會購買乾隆以後的東西。他花了20英鎊買了件康熙五彩耕織圖鳳尾尊，又用12英鎊購得一件明中期法華罐……此時是1882年，英國的維多利亞時代。

布紹爾的背景和經歷讓他成為最合適的「買手」。1868年，布紹爾抵達北京，成為英國駐華公使館的醫生，在北京一住就是30年。看病診症之餘潛心研究中國古物，成為中國古器物方面的專家。他對中文的掌握以及在中國陶瓷方面的專業學識，使其最先替大英博物館館長奧古斯塔斯·弗蘭克斯(Augustus W.Franks)採購藏品，後經由弗蘭克斯的推薦，南肯辛頓博物館在1882年交給布紹爾500英鎊，請他代為購買「造工優良的物品」，這500英鎊在當時竟換得253件（組）器物。

1900年，布紹爾退休返回英國。1904年應英國教育部的邀請，出版了《中國美術》一書。書分上下兩冊，闡述了雕塑、建築、青銅、竹木牙角雕刻、漆器、玉器、陶器、瓷器、琺琅器等12類器物，是英國學者研究中國藝術的必讀經典。這本書在1907至1924年間6次重版，第一次對中國藝術品進行分類，為以後西方細分研究中國藝術劃定了最早的界線。民國時期，戴岳將此書譯成中文，並經蔡元培譯校，由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出版。

羅伯特 · 霍布森（Robert L. Hobson）

霍布森於1929年最早發現了明代以前的青花瓷器，並奠定官窯陶瓷斷代史研究基礎。1910年至1950年間，霍布森不僅為喬治·尤摩弗帕勒斯、玻西瓦爾?大維德、阿爾弗雷德·克拉克夫人等收藏家編寫了藏品圖錄，更系統梳理了英國當時博物館和收藏家所藏的中國瓷器，完成了劃時代的巨著《Chinese, Japanese, Corean Porcelains》、《Chinese Portery and Porcelain》、《Art of Chinese Potter》《The wares of Ming dynasty》《The later ceramics wares of China》。

霍布森藏瓷著錄一組兩冊

霍布森著原版初印限量精裝倫敦版《中國陶瓷》一套

哈里 · 迦納爵士（Sir Harry Garner）

哈里·迦納爵士既是古陶瓷收藏家，又是研究專家，其代表作《東方的青花瓷器》，是其本人通過對歐美公私收藏的東方青花瓷實際考察，結合豐富的文獻史料，系統闡釋和總結了中國青花瓷器的興衰史。不僅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實物資料，同時還廣微博引其他學者的研究成果，視野廣闊，是一本難得的中國陶瓷研究專著。

其他機構

英國對中國古代藝術品的研究，還表現在藝術沙龍、專業機構及相應的專業刊物的出現。如1866年由藝術愛好者發起成立的伯靈頓藝術俱樂部 (Burlington Fine Arts Club)，1921年由著名收藏家喬治·尤摩弗帕勒斯創立的東方陶瓷協會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等。這些機構，定期舉辦學術沙龍和專題展覽，為收藏家、研究學者和博物館提供了一個藏品展示、學術交流的平台。這些學術研討會和專題展覽，往往彙集了各大博物館和著名收藏家的頂級藏品。

伯靈頓美術俱樂部出版精裝《1910年伯靈頓美術俱樂部中國早期陶瓷展覽圖錄》

1900年，英國伯靈頓美術俱樂部舉辦中國早期陶瓷展。這次的展覽可以說是具有歷史意義的轉折點，它改變了西方人只認知中國外銷瓷的局面，開啟了高古陶瓷在國際市場的地位，奠定了陶瓷收藏的正統觀念，加深了之後西方收藏家、學會、博物館三者聯繫。

1911年伯靈頓美術俱樂部為這次展覽出版了精裝《1910年伯靈頓美術俱樂部中國早期陶瓷展覽圖錄》，開本闊大，書頂刷金，書底刷金，水印紙精印。編排前文後圖，解說按當時展覽展櫃排目，標明尺寸、年代、借展人；圖版以彩圖及珂羅版精印，陶瓷以年代編排，起於漢陶，至於清代早期器物，其中所選北宋鈞窯撇口尊、明萬曆五彩蓋盒、嘉靖五彩魚藻紋蓋罐等器物，至今仍被視為重器名品。

中國古代藝術品在歐洲，尤其是英國能產生巨大影響，古董經紀人和古董商發揮的作用也不容忽視。雖然發源於歐洲的拍賣行始終是頂級藝術品的重要交易渠道，但在十九世紀晚期到二十世紀中葉這段時間裡，中國古代藝術品更多是通過古董商的渠道從中國流向歐洲。古董經紀人和古董商憑藉家族式經營積累下來的專業領域知識和人脈，對當時的藝術品定價有極大影響，儼然成為中國藝術品交易的主要渠道。這其中的代表有 S· Gorer & Sons, Bluett & Sons, Spinks & Sons等，甚至當時的著名收藏家，如Sir Percival David，Sir Harry Garner， Mr. Eugene Bernat， Mrs. Alfred Clarks等，也喜歡將自己的收藏委託這些古董商進行展賣。

第二站 美國

中國古代藝術品在美國的收藏與研究，一開始就與收藏家密切相關。1915年-1945年間，西方開始將中國藝術作為世界藝術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中國藝術品進行更加深入和系統的認識。

美國實力雄厚的富豪，如J. P. 摩根（J. P. Morgan）、洛克菲勒家族（John D. Rockefeller Jr.以及John D. Rockefeller 3rd.）等，著迷於中國藝術品，憑藉強大的經濟實力收集中國藝術品。美國政府，則通過經濟手段，如關稅、遺產稅等來間接促進這些文化領域活動。通過捐贈，這些收藏家的收藏最終構成了美國各大博物館館藏的主要來源。如J. P. 摩根的收藏大部分捐獻給了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艾佛利?布朗迪吉（Avery Brundage）藏品多捐贈于于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Waner於克里夫蘭博物館、費城藝術博物館；Charles Bain Hoyt和白納德兄弟（Eugene and PaulBernat）于波士頓藝術博物館等等。

當時西方的博物館對於中國的藝術品尚未形成系統，會需要藉助收藏家的藏品來釐清中國陶瓷、中國藝術的歷史脈絡。而博物館又可以為收藏家們提供學術上的幫助和研究，就像霍布森與喬治·歐默福普洛斯、大維德爵士、亞歷山大等收藏家的密切合作，進而又影響到教育。如大維德爵士1930年出資設立的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藝術與考古教授」席位，建立的中國藝術大學學位課程，不僅是英國第一個中國藝術學位課程，也是英國第一個藝術史學位課程。大維德爵士同時將自己的藏品捐獻給學校，讓所有學習藝術的學生有實物可參閱，這也讓倫敦大學的藝術專業在全球範圍內具有極高的權威性。

豐富的藏品，極大推進了相關的學術研究，如約翰·亞歷山大·波普(John Alexander Pope)的元青花、青銅器研究。1926年由杜威和胡適發起成立的華美協進社(China Institue in America)從60年代開始舉辦的一系列來自各大博物館和私人收藏的中國古代藝術品展覽，也很好地促進了美國社會對中國藝術品的認識。

約翰 · 亞歷山大 · 波普(John Alexander Pope)

美國華盛頓佛利爾美術館館長助理，是一位熱心於中國瓷器研究的學者。1950年夏,他和妻子一起參觀伊朗德黑蘭考古博物館與土耳其伊斯坦布爾托布卡普宮博物館。前者有大約800件中國瓷器，均為伊朗阿德比爾寺的舊藏，後者則多達10000件，是土耳其奧托蘇丹皇室珍藏。聯繫到以往對青花瓷器的研究，波普博士意識到兩座博物館中有著規模可觀、可資利用的實物資料。1952年，他發表《14世紀青花瓷器：伊斯坦布爾托布卡普宮博物館所藏一組中國瓷器》；1956年又出版《阿德比爾寺所藏中國瓷器》。波普利用戴維基金會青花雲龍紋象耳瓶為標準器,對照土耳其和伊朗兩館藏品深入研究,把凡是與象耳瓶相類的都劃為「14世紀青花瓷器」。這樣就在辨認出大批14世紀青花來，後來的學者在波普研究的基礎上，把這批瓷器進而定為「至正型」，作為典型的元青花。隨著研究的深入和考古發現，元青花的面貌逐步清晰起來，學者們對元青花的認識也逐步普遍。

約翰·亞歷山大·波普《阿德比爾寺所藏中國瓷器》

1952年《十四世紀青花瓷·伊斯坦布爾托普卡比博物館藏中國01》等波普著作5本

華美協進社以往部分展覽圖錄

中國古美術文獻資料，因其具有工具性、考證性、藝術性、歷史文物性，受到西方收藏家的重視。這些文獻本身印量有限，數目可查，其中除自然損耗外，還有一部分收藏於博物館、藝術館、圖書館，市場流通更為稀少。

回顧西方研究中國古美術的這一段歷史，或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發，收藏家不以買古董作為投資，博物館也不以自己手裡的東西而妄自尊大。兩者之間應該創造出更多的交集，確立一個收藏家與博物館、學術界之間的良性關係，進而起到普世教育的功能。對於市場本身而言，西方完整地經歷過從收藏到學術再到市場的一個輪迴，現在的國內藝術品市場剛剛起步，我們有必要回頭看看他們走過的路，以資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