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軍事角度看中國錯失最佳出兵機會

根據解密檔案和當事人回憶，朝鮮戰爭爆發時，中美雙方均感突兀，也都懷疑是對方策划了戰爭，但這並不意味著戰爭的爆發是一個偶發事件。從1949年10月到1950年9月最初公開提出中國要捲入戰爭，新中國建立尚不足一年。百廢待興，中共內部的主導意見是不想捲入戰爭。1949年比較強調的事情是肅清殘匪，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各級黨的機關迅速轉變職能，是工作重點從農村轉向城市，是解放軍正規化，搞文化教育，是已經提上日程的民族區域問題，更不要說戰後的恢復重建了。1950年6月全國政協第二次會議召開，會議反覆強調的主題就是土地改革;毛澤東告誡全黨「不要四面出擊」。朝鮮戰爭爆發的時刻，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力部隊正在轉進新疆、西藏途中，並在東南與國民黨爭奪沿海島嶼。總之，新中國沒有加入到這場戰爭中的準備。

但是，這並不等於說朝鮮戰爭的爆發與中國毫無關係。在日本殖民主義統治下，朝鮮半島的抵抗力量早已與中國人民的民族解放戰爭密切相關。1949年5月，毛澤東同意將參加中國的解放戰爭、原隸屬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的三個朝鮮師移交朝鮮，其中兩個師於同年7月抵達朝鮮，另一個師整編為一個師和一個團，於1950年3至4月間移交朝方。這是中國革命與周邊關係的一個歷史延伸，也是中國革命者對朝鮮半島南北對峙格局的實質回應。1950年10月初，毛澤東決定參戰，這個決定不是從戰爭由誰挑起這一問題出發，而是從對戰爭進程及其對整個世界格局的影響的判斷出發的。他給當時在蘇聯的周恩來發電，指出採取參戰的積極政策，「對中國，對朝鮮，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為有利」。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這一口號準確地概括了中國參戰「對中國，對朝鮮」極為有利的方面。美軍在仁川登陸後，憑藉其軍事優勢，迅速北進，威脅中國東北，朝鮮方面面臨軍事崩潰的局面。中國出兵對於朝鮮方面的支持是顯而易見的。美國中央情報局曾推斷中國出兵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擔心聯合國軍會入侵東北、破壞水豐水電站和鴨綠江沿岸的發電設施。1950年11月10日，法國在聯合國提出議案，呼籲中國軍隊撤出朝鮮，保證中國邊界不受侵犯。這個議案立刻得到美英等六個國家的支持，卻被蘇聯否決。這些事實也為當代歷史敘述提供了素材，即中國是在誤判的條件下、由於蘇聯否決了這項議案而介入戰爭的。如果美國沒有進攻中國的計劃而中國出兵朝鮮，「保家衛國」的意義何在?

這裡暫且提出兩點解釋：第一，美國總統和國務院的一兩個電文，或者美國操縱下的聯合國通過的一、兩個決議，並不能決定戰爭進程。帝國主義戰爭總是超出他們的「計劃」。從歷史上看，日本發動的「九一八事變」或者「七七事變」也不是天皇或者日本內閣直接下令，而是由前線的軍事將領決定的，至今有人以此為日本的戰爭政策辯護。布魯斯?柯明思(Bruce Cumings)指出：對朝鮮戰爭的干預和美國外交政策決定常常產生於一個「決策矩陣」(matrix)，而不是個別人的指示。僅僅根據解密的某些檔案、選取其中一兩條電文和文件作為證據，並不能斷定美國是否會跟中國打一場戰爭，美國是否想壓迫到鴨綠江邊。在麥克阿瑟揮師北上的時刻，如果沒有有效的阻擊，朝鮮和中朝邊境的軍事態勢究竟會發生怎樣的突破是無法預估的。事實上，在法國提出議案不久前，美軍就已經於11月8日開始轟炸鴨綠江上的公路橋樑，美軍在轟炸橋樑時「入侵了中國領空，有的還對中國邊境的城鎮進行轟炸掃射」。在此之前，從1950年8月27日開始，美軍飛機就屢屢飛越中朝邊境，並在城市、鄉鎮、港口進行掃射和轟炸，造成財產損失和人員傷亡，美國海軍並在公海上武裝攔截中國商船。中國政府向美國提出抗議並向聯合國安理會控訴後，美國飛機的入侵和襲擊行為仍然持續。

第二，中國的底線不是要求美軍不要直接進攻中國，而是不允許美軍越過「三八線」。1950年10月3日，周恩來約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請他轉告英美，如果美軍越過「三八線」，中國將出兵朝鮮，但美國顯然沒有意識到這是中國的底線。10月7日，在美國操縱下，聯合國繞過可能遭到蘇聯否決的安理會而直接召開大會，通過了由美國主導佔領北方、進而統一朝鮮的決議，次日美軍就通過了「三八線」。毛澤東強調：不出兵，首先對東北不利，整個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南滿的電力將被控制。在這個判斷背後，是一個決斷，即決不允許新中國受到軍事威懾。

中國的軍事和政治底線是不允許美軍越過「三八線」，而不僅僅是保護中國水豐發電廠及沿江設施這麼簡單。這一底線初看與美國的對朝戰略重疊，但內涵並不相同。事實上，毛澤東並未將「三八線」當作不可逾越的分界線，他在入朝作戰前兩次戰役結束之後就說過「必須越過三八線」。1950年12月13日，英美要求中國軍隊在「三八線」停止。在此之前，志願軍攻入平壤的次日，即12月7日，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向中國副外長章漢夫遞交了一份備忘錄，說13個亞非國家聯合倡議在「三八線」停戰，但周恩來反問道：為什麼在美軍打過「三八線」時，你們不講話?為什麼13國不公開宣言要求外國軍隊撤出朝鮮並譴責美國對朝鮮和中國的侵略?在聯合國通過要求朝鮮戰爭雙方停止軍事行動的次日，12月15日，杜魯門宣布美國進入戰爭狀態。到1950年年底，中美兩國已經處於不宣而戰的戰爭狀態，各自進入了全國性的戰爭動員。

因此，毛澤東決定越過「三八線」包含兩個動機：第一，動搖英美的決心。在第四次戰役後，美軍再次突破了「三八線」，並策劃從側後登陸。從軍事上講，如果不能越過「三八線」，就難以挫敗聯合國軍、尤其是美軍的戰鬥意志，並給他們的進攻找到喘息的機會，也難以通過重擊敵人以贏得自身的休整時間。第二，在聯合國軍敗退的情境中，美國利用聯合國發布決議，要求雙方在「三八線」停止下來。在毛澤東看來，此時的聯合國不過是美國操控的、作為戰爭之一方的「國際機器」，中國沒有義務接受它的決議或規定。在這個意義上，打過「三八線」不僅是拒絕承認美國霸權的邊界，而且也是以軍事方式對其政治攻勢的還擊。1951年4月，當麥克阿瑟在軍事失敗的背景下建議轟炸中國本土、武裝國民黨軍介入朝鮮戰爭後，很快被杜魯門以可能招致與中國的全面戰爭而撤換。杜魯門的這個決定與中國在朝鮮戰場上痛擊了美軍有著密切的關係。中國是通過一場持久的、充滿了苦難而最終獲得勝利的革命才擺脫被奴役命運的亞洲國家，它不是一個通常意義上的強國，卻標誌著對一個與帝國主義時代的國家截然不同的國家的承諾，對一個與歷史上既往的國家或王朝的不同態勢的承諾，對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承諾。1950年9月5日，毛澤東在《朝鮮戰局與我們的方針》一文中，明確地將中國革命與朝鮮戰爭聯繫起來，他說：「中國革命是帶有世界性質的。中國革命在東方第一次教育了世界人民，朝鮮戰爭是第二次教育了世界人民。」1951年10月，也就是入朝作戰一周年的時候，毛澤東在全國政協第三次會議的開幕詞中專門提到朝鮮戰爭，他指出：第一，這場戰爭是保家衛國，如果不是美國軍隊佔領我國的台灣，侵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打到我國的東北邊疆，中國人民是不會和美國軍隊作戰的。第二，既然美國侵略者向我們進攻，我們就不能不舉起反侵略的大旗，這是以正義的戰爭反對非正義的戰爭。第三，朝鮮問題應予和平解決，只要美國政府願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礎上解決問題，朝鮮的停戰談判是可能成功的。在上述第一條中，他特別提及如果沒有台灣問題，沒有美國侵略朝鮮問題，沒有美軍威脅中國邊界問題，中國不會直接加入這場戰爭。

曾有歷史學家提出：如果中國在釜山戰役全面展開之前出兵朝鮮，美國就會失去仁川登陸的機會，這個觀點與1950年10月麥克阿瑟在威克島與杜魯門討論中蘇會否出兵時的觀點完全一致，即中國錯過了最佳出兵機會從而不會出兵。從軍事的角度說，這一判斷有一定的根據，但這種從純粹的軍事觀點判斷戰爭進程的方式與毛澤東對戰爭的把握大異其趣。

新中國的鞏固本身包含著突破冷戰格局的契機。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蘇聯在十月革命的炮聲中誕生，但未能阻止德國、義大利、日本三個帝國主義國家企圖稱霸世界的事實。毛澤東認為現在的局面完全不同了：「外國帝國主義稱霸世界的時代，已由社會主義蘇聯的成立，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已由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成立，已由中蘇兩個偉大國家在友好互助同盟條約基礎上的鞏固團結，已由整個和平民主陣營的鞏固團結以及世界各國廣大和平人民對於這個偉大陣營的深厚同情，而永遠宣告結束了」。其次，二十世紀中期出現了一個在世界歷史上從未出現的格局、一個新的世界體系，而在亞洲，一個由中國革命的勝利而被帶動和鼓舞的反殖民主義進程正在逐漸展開。這個進程的目標是通過抵抗帝國主義而實現和平，從而實現和平的方法包括了戰爭手段，即毛澤東所說「戰爭轉化為和平，和平轉化為戰爭」。這是從中國革命戰爭中延伸而來的戰略。早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前，毛澤東就明確指出：消滅戰爭的手段只有一個，「就是用戰爭反對戰爭，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用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民族反革命戰爭，用階級革命戰爭反對階級反革命戰爭。」朝鮮戰爭則是用反侵略戰爭反對侵略戰爭。這就是正義與非正義戰爭的政治分野。在毛澤東看來，新中國是「國內國際偉大團結的力量」得以凝聚的前提，是抗美援朝戰爭與此前所有中國革命中的戰爭之間的分界點。沒有抗美援朝的勝利，1949年10月1日他在天安門城樓的宣示就不能得到證明。

、朝鮮戰爭與中蘇關係問題

過去十年中，中國大陸關於朝鮮戰爭的研究發生了一個轉向，除了徹底拋棄了國際主義的視野，轉而用較為單純的民族主義視野解釋這場戰爭之外，另一個趨勢是將研究的中心從中國與美國的較量轉向中蘇關係。比較有影響的看法包括：一、斯大林與金日成聯手背著毛澤東策劃朝鮮戰爭，聯手誘導中國參戰;二、蘇聯放手朝鮮發起統一戰爭，是因為對控制中國東北失去了信心，而中國出兵朝鮮的目的之一是避免蘇聯以美國壓境為理由加強在東北的駐軍而受蘇聯控制;或者，蘇聯支持朝鮮進攻是因為避免毛澤東成為亞洲的鐵托;三、蘇聯是在朝鮮戰爭中受損最大者之一，因為它不僅失去了在中國東北的利益，而且為中國援助建設了156項重大工程，從而為新中國的工業化奠定了基礎。四、朝鮮戰爭加速了中蘇同盟的進程，也破壞了與美國改善關係的契機。因此，一個自然的問題是：中蘇關係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出兵朝鮮?

首先，在談論出兵朝鮮問題時，毛澤東除了談及對中國、朝鮮有利外，特別提及對東方、對世界有利的問題。這是兩個新的，也是在一般民族主義和國家利益框架內不能解釋的範疇。東方是指東西兩個戰線中的東方，尤其是以蘇聯為中心的社會主義陣營，而中蘇同盟正是「東方」範疇的核心內容之一;世界指正試圖從帝國主義的控制下解放出來的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從建國伊始，到抗美援朝，再到此後一段時期，中國對外政策的重心是與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結盟。這不是突發的轉變，而是中國革命進程中已經確定的同盟關係的延續。1950年6月，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的閉幕詞里講到了這一問題。他說：中國要有遠大的目標，在全國人民考慮成熟之後，在各種條件具備的條件下，可以從容地、妥善地走進社會主義新時期。為了這個遠大目標，他提出在國外必須兼顧地團結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對此不可有絲毫的游移和動搖;在國內必須團結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一切愛國民主人士，鞏固革命的統一戰線。換句話說，雖然戰爭促進了軍事的合作，但中蘇並不是因為朝鮮戰爭爆發才會結盟。中國與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結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新的形勢的結果。大革命時代的國民黨曾經與蘇聯結盟，而在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蘇聯的關係是眾所周知的，並不需要等到朝鮮戰爭才出現，但1945年後國共內戰時期美國對國民黨的偏袒態度最終促成了正在誕生中的新中國迅速倒向蘇聯是可以肯定的。

毛澤東反對美國及其僕從勢力軍事介入朝鮮半島，而同時保持著對社會主義陣營的承諾。他的修辭包括兩方面，即一方面對中國、朝鮮有利，這是最能夠說服全體中國人民、尤其是民族資產階級支持抗美援朝戰爭的理由;另一方面對東方和世界有利，這涉及對整個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斷。這個世界格局的新特點是出現了東西兩大陣營，而中國正是東方陣營的一員。1950年1月，朝鮮戰爭爆發前五個月，蘇聯因中國重返聯合國的提議未獲通過而宣布退出安理會會議，從而缺席了6月25日為討論朝鮮戰爭而舉行的安理會會議。這個細節現在被一些學者解釋為一種「放水」行動，即蘇聯因缺席而無法行使否決權，遂使聯合國通過美國主導的組成聯合國軍並捲入朝鮮內戰的議案。這一猜測因葛羅米柯回憶錄中有關斯大林拒絕讓蘇聯代表參加安理會並行使否決權的細節而得到加強。這是否是一個有預謀的行動?

參照1950年初斯大林與金日成秘密會談而不通報在蘇訪問的毛澤東的細節，這個推斷不無道理。但既然蘇聯支持北方的統一戰爭，它又有什麼理由故意讓那麼多聯合國軍合法介入朝鮮戰爭?比較有說服力的證據是俄國學者披露的檔案，即斯大林致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哥特瓦爾德的電報。在這封電報中，斯大林解釋了蘇聯退出安理會的四個目的：「第一，表明蘇聯與新中國的團結一致;第二，強調美國的政策荒誕愚蠢，因為它承認國民黨政府這個小丑是中國在安理會的代表，卻不允許中國的真正代表進入安理會;第三，使得安理會在兩個大國代表缺席的情況下做出的決定成為非法;第四，解綁美國的雙手，讓它利用安理會中的多數票再做些蠢事，從而在公眾輿論面前暴露美國的真實面目。」

斯大林的第四點實際上就是指朝鮮戰爭，他接著說：「我們退出安理會後，美國陷進了對朝鮮的軍事干涉，敗壞了自己在軍事上的威望和道義上的制高點，現在沒有幾個正直的人還會懷疑，美國在朝鮮扮演了加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在軍事上也不像它自己宣揚的那樣強大。此外，很明顯，美國的注意力從歐洲被引向了遠東。從國際力量平衡的觀點來看，這一切是不是對我們有利呢?當然是。」此後的事態發展多少印證了斯大林的估計。安理會決議後，杜魯門命令美國在遠東的軍事力量全力支援李承晚政權，同時，命令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以阻止中國可能進行的對台灣的進攻。從斯大林的盤算看，美國的注意力的確從歐洲轉向了遠東，但從美國方面看，它對遠東事務的介入、與蘇聯在這一區域爭奪勢力範圍的態勢，均非始於1950年。蘇聯缺席安理會恐怕並不是軍事介入朝鮮的關鍵因素。

由於蘇聯在東方集團中的特殊地位，如何區別其行為中的國家霸權與冷戰政治格局下的政治領導權，仍然有待深入分析。從斯大林時代到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承擔著巨大的國際主義責任，又存在著不同程度、不同形式乃至不同性質的霸權主義;在中蘇關係方面，兩黨從相互合作，到內部分歧，再發展為公開辯論;兩國從政治合作，到政治衝突，再發展到軍事對抗，蘇聯在1950年代的表現與1960年代以後有重要區別。這是一個複雜的、需要置於具體脈絡中進行研究的進程。二戰之後蘇聯在東北有巨大的影響，當時西方特別是美國一再出現蘇聯將完全吞併中國東北的說法，從1949年後期到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之前，美國國務院一再敘述這個問題。但美國和西方世界的這些說法--如同英國報紙在毛澤東訪俄期間散布毛澤東已經在蘇聯被軟禁一樣--怎麼可能作為「事實」來敘述?這樣的說法與其說是當代學者的發現，不如說是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發明，是美國政府從其戰爭霸權政策和對中蘇關係進行分化的策略出發蓄意製造的說法。在新中國建立以後，中蘇之間圍繞蘇聯在東北的權益(包括中長鐵路、旅順港等問題)有一系列的談判。朝鮮戰爭對中國加速全面接管東北有其影響，但這絕不是說：如果沒有朝鮮戰爭，中國東北就會被併入蘇聯。我在這裡舉兩個例子--都是普通的、由於毛澤東的明確表述而廣為人知的例子，但足以說明問題。

年1月20日，當時的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署長鬍喬木專門發表談話駁斥這種說法。就在同一天，新華社發表了毛澤東起草的評論《駁斥艾奇遜的無恥造謠》，反擊美國國務卿艾奇遜1950年1月12日在美國全國新聞俱樂部的長篇演講。毛澤東駁斥了其中的兩個觀點。第一個是美國跟亞洲各國的關係問題。艾奇遜的說法是，「我們的利益與亞洲各國人民的利益是符合的」，美國的利益和中國人民的利益「是並行不悖的」，「自從宣布門戶開放政策之時起，經過9國公約簽訂，以至聯合國大會的最近的決議都是這一個原則，並且我們對它始終不渝」。艾奇遜的第二個說法是：「蘇聯正在將中國北部地區實行合并，這種在外蒙所實行了的辦法，在滿洲亦幾乎實行了。我相信蘇聯的代理人會從內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報告。這就是現在的情形，即整個中國居民的廣大地區和中國脫離與蘇聯合并。蘇聯佔據中國北部的四個區域，對於與亞洲有關的強國來說是重要的事實，對於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毛澤東反駁說：美國的基本國策是利用一切辦法滲透中國，將中國變成美國的殖民地。他的根據不僅是美國在1945-1949年中國內戰時期對國民黨政權的支持，而且是美國對台灣海峽的介入。1月14日，也就是艾奇遜演講的第二天，塔斯社在華盛頓報道說：1949年10月24日在中國被逮捕、11月1日被審判、12月中旬被驅逐的美國駐瀋陽的總領事瓦爾德返美以後，曾與美國國務院官員談話。此次談話後，在會見記者時，他說：蘇聯在中國東北行使共管鐵路的條約權力，但「並未看見蘇聯有監督滿洲的任何跡象」，也「未看見蘇聯吞併滿洲的任何跡象」;在回答滿洲共產黨的政權是否受北京的監督時，瓦爾德稱「所有共產黨的政權都受高度的集中管理。據他所知，滿洲乃系共產黨中國之一部分。」毛澤東諷刺道：「人們可以看到，在西半球的土地上發生了怎樣的故事。一個說：滿洲與蘇聯合并。一個說：並未看見。這兩個不是別人，都是美國國務院的有名的官員。」

蘇聯希望相對長地在東北擁有一定的影響力，但由此推斷中國會因此喪失東北是缺乏根據的。中蘇關係是二次大戰後最重要的大國關係之一，但這一大國關係不同於以往的大國關係。這是新中國與蘇聯的關係，是剛剛出現的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關係。這不是說它們已經不是國與國的關係，而是說這一時代的國際政治關係具有不同以往也不同於此後的國際關係的內含和性質。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包含著國際主義的面向，中蘇關係不僅是中蘇關係，也是東方集團內部的關係。一般來說，中蘇分裂肇始於蘇共二十大，到1960年伴隨著論戰的公開化而為世界所知。但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解密檔案，即便在中蘇論戰的語境中，美國情報機構仍然認為中蘇同盟並未真正破裂。歸根結底，美國的判斷是從朝鮮戰爭等經驗中得來的，它明白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國家關係不同於一般意義的主權國家關係。這個關係的內核是黨與黨的關係，從而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對於國家間關係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中國參戰的條件之一是蘇聯的支持，但這一條件並不是決定中國是否參戰的最終決定因素。在1950年10月13日給周恩來的電文裡面，毛澤東提及對第三、第四點沒有把握。所謂第三點針對的是1950年5月11日斯大林和周恩來給中共發的聯名電報，電報許諾蘇聯可以完全滿足中國需要的飛機、大炮、坦克等裝備。毛澤東問：是用租借的辦法還是用錢購買蘇聯武器?他希望用租借的辦法，而不是購買的方式，原因是新中國剛剛建立，亟需資金從事經濟、文化等項目建設及一般軍政費用。如果將已經十分緊缺的資金用於購買武器，不僅中國的經濟恢復勢必放緩，而且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都會反對，從而無法「保持國內大多數人的團結」。

關於「保持國內大多數人的團結」這一點，還可以舉出1950年12月2日毛澤東給天津市工商聯的電文為例。天津市工商聯在11月底舉行保家衛國遊行集會，並於11月30日給毛澤東發來電報，堅決支持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愛國立場。值得注意的是，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後，全國範圍內的動員已經展開，毛澤東為什麼不是給農民、不是給工人、不是給學生髮電文，而是給工商聯發電文?這與他對國內團結的擔憂有關，即如果戰爭延長，戰爭負擔過重，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可能表示不滿，進而影響政治和社會的穩定。電報中的第四條要求蘇聯在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出動志願空軍幫助中國在朝鮮作戰，並掩護中國的北方地區。周恩來於10月11日給毛澤東和中央發出電報後僅幾小時，接到莫洛托夫電話，說蘇聯方面沒有準備好，不能派出志願空軍。毛澤東一方面要求周恩來在蘇聯多留一些日子，以便獲得蘇聯方面更明確的承諾;但另一方面，即便沒有蘇聯空軍支援，中國參戰的決心也已確定。就在發出上述電報的次日，10月14日，毛澤東開始志願軍入朝作戰的部署。10月23日，他給彭德懷和高崗寫信，說要在「穩當可靠」的基礎上爭取一切可能的勝利。

、冷戰體制的確立與去冷戰的契機

早在戰爭爆發之初，毛澤東就提出世界各國的事情由各國人民去管、亞洲的事情由亞洲人管，這個看法幾年後也體現在萬隆會議的原則之中。這是他將中國的抗美援朝戰爭視為必要的和正義的戰爭的政治前提。從開羅會議開始，美國已在預謀怎樣聯合亞洲地區其他的勢力，包括戰後的日本和國民黨統治的中國，來遏制蘇聯。歐洲戰場臨近結束之時，雅爾塔會議、波茨坦會議相繼召開，如何在戰後確定各自的勢力範圍，已經是美蘇博弈的現實課題。這裡需要回溯的是：1945年8月美國對日本的原子彈攻擊包含了對蘇聯的威懾，也促成了蘇聯以迅雷之勢對日宣戰，攻佔滿洲、朝鮮北部、薩哈林島南部和千島群島。美軍在1945年夏天已經進入朝鮮半島，並為與蘇聯爭奪勢力範圍而率先划出了軍事分界線。在伊朗事件後，1946年3月，丘吉爾宣布鐵幕降臨;1947年7月的馬歇爾計劃未能包括蘇聯。蘇聯支持金日成進軍南方，在很大程度上是回應美國在巴爾幹和中東的挑釁，其中1949年4月至8月北約成立並在各國完成批准手續，對蘇聯和東方集團是一個重要刺激。1949年8月，蘇聯首顆原子彈試爆成功，核威懾格局成型。

在朝鮮半島，分治的格局最初是在雅爾塔會議框架下、以國際託管的形式產生的，但朝鮮並非戰爭策源地和戰敗國，其人民卻無緣參與這一決定自身命運的事件;作為朝鮮的近鄰，中國也沒有參與這一「國際決定」。伴隨柏林的陷落，美蘇兩國將戰爭重心轉向遠東，波茨坦會議的主題之一，已經是對日作戰問題，佔領朝鮮由此進入兩國的戰爭方案，雅爾塔的託管計劃也就被突破了。1945年5月杜魯門特使面見斯大林，斯大林仍然堅持雅爾塔協定確定的四國託管朝鮮的方案，但波茨坦會議後，蘇軍對日宣戰並進入朝鮮，美國提出了分隔朝鮮的「三八線」方案。這是新中國建立前夕、朝鮮半島局勢變遷的重要事件。

伴隨新中國的建立，美國在亞洲地區的新任務就是遏制新中國，而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共領導人就已經確立了與蘇聯結盟並加入東方陣營的方針。這一格局很可能正是促使斯大林從反對朝鮮北方南進到支持其南進的態度轉變的樞紐。根據現有檔案，1950年1月，斯大林並未向毛澤東通報支持朝鮮南進的態度，但新中國的建立以及中蘇友好條約的簽訂支持了斯大林的態度轉變，卻是可以推斷的。因此，戰爭並不是1950年的產物，而是上述過程的延伸。所謂世界各國的事情由各國人民去管、亞洲的事情由亞洲人管，針對的是1945年雅爾塔會議以降、尤其是波茨坦會議之後霸權國家主宰弱小國家命運並將其納入自身勢力範圍的格局。

在蘇軍已經大舉進入朝鮮、逼近漢城之時，美軍為防範蘇聯控制朝鮮全境而做出了以北緯38?線作為美蘇各自對日受降的軍事分界線的決定。從這個角度說，朝鮮戰爭類似於中國的內戰，其中包含著民族統一的訴求，而不能等同於其他的入侵事件。既然是內戰，任何外來軍事干預--尤其是以霸權性的戰略利益為基礎的軍事干預--都缺乏正當理由。1945年9月美軍在南部受降後，先以專機於10月中旬將長期滯留美國、與韓國臨時政府有一定矛盾的李承晚運送回國，而命令國民黨政府扶植的、流亡在重慶的韓國臨時政府人員(右翼的金九、左翼的金奎植等)以個人身份回國。金九等人11月5日從重慶到上海後滯留十多天，國民黨政府與美國軍方交涉後，美軍才用專機將金九等人送回國。金九作為當時韓國臨時政府的中心人物，其政見同樣傾向於反對共產主義並親近美國，美方對韓國臨時政府合法性的執意取締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美國不情願讓中國在戰後擴大在亞洲的影響，希望在朝鮮半島乃至整個亞洲獲得最大權益、霸權獨攬。

年12月的莫斯科美蘇英三國外長會議確定了由美、蘇、中、英對朝鮮進行為期五年的國際託管，結果引發朝鮮南方民眾的抗議，美軍刻意誤導漢城的輿論，把國際託管的協議說成是蘇聯倡導，試圖將反託管運動的矛頭指向反蘇。同時，北方開始土地改革，蘇軍從朝鮮北方撤出大部分駐軍。1946年，由於美國佔領軍執行的經濟政策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南方人民起來抗爭，其中最大規模的首先是九月總罷工，10月又形成了「300餘萬人參加，300餘人死亡，3600餘人失蹤，26000餘人負傷」的人民起義：「十月民眾抗爭」，參加暴動農民的口號之一就是要執行和北朝鮮一樣的土改;1947年10月美國通過聯合國提出在1948年3月31日前在南北朝鮮同時進行選舉，成立統一政府，但在北方拒絕承認和參與大選的狀況下，美國操縱的聯合國議案事實上等同於支持朝鮮南方單獨進行選舉。

年2月10日，被譽為「韓國國父」的金九發表《向三千萬同胞泣訴》的聲明，反對韓國獨自建國，但反對未果。金九提出南北協商建立統一政府，反對韓國單獨進行大選的聯合國決議，並訪問朝鮮與金日成談判。他對南北協商統一的堅持、與金日成的接觸，使得李承晚成為美軍支持的更佳人選。大選於當年5月舉行，8月15日李承晚宣布當選大韓民國總統，並隨即得到聯合國的承認。同年9月9日，在南方已經單獨選舉的前提下，金日成在北方當選為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主席，並得到東方集團的承認，同年年底蘇軍全部撤出朝鮮，而美軍則在次年6月大部撤離半島。1949年6月26日，也就是美軍撤離的時刻，金九被韓國陸軍少尉安斗熙暗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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