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本雜誌為新文化運動鋪路和領航

新文化團體的形成和定位，1913-1917（節選）

作者：Timothy B. Weston（魏定熙）

譯者：張舒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1

從《甲寅》到《青年雜誌》

1915年末，袁世凱因《帝政駁論》的刊載，簽署授權令逮捕章士釗。不久， 章士釗便停辦了《甲寅》，並為籌備「護國軍」上下奔走。他回到中國，擔任兩廣都司令岑春煊的軍務院秘書長，成為歐事研究會成員；兩年前的「二次革命」期間，他也擔任過類似職務。章士釗最重要的任務是確保反袁勢力更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岑春煊指示他與孫中山進行談判，孫中山自從中國革命黨成立以來，首次表示願意在更大、更開放的黨派框架中工作。

章士釗回國數月之前，陳獨秀已經回到上海。不過，他的目的不同於章士釗。陳獨秀在當時和李大釗的觀念一致，對「普通人」參政的潛在性持樂觀態度；他斷言，無休止的抽象政治討論徒勞無益，他將致力於通過一個新的雜誌——《青年雜誌》來推動未來選民的「覺醒」。「蓋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思想，為本志之天職。」陳獨秀說，「批評時政，非其職業。」 陳獨秀從未接納章士釗、高一涵等人推崇的正規學院風，在《青年雜誌》上，他能夠突出地展現自己更具激情的散文體。通過飽含情感、強而有力的筆觸，陳獨秀撰寫了與其青年目標讀者個人息息相關的議題，以此努力動員了一批新的閱讀群體，這標誌著他已經背離了章士釗在《甲寅》中倡導的嚴肅風格，不過《青年雜誌》在當時對於中國知識界和政治界的影響力還不應被過分誇大。

《青年雜誌》（第二捲起改稱《新青年》）和《甲寅》的辦刊時間有過短暫的交集。早期運營階段，陳獨秀還在《甲寅》上曾為其新雜誌做宣傳。《青年雜誌》和《甲寅》一樣，完全以文言文撰文，這意味著，它同樣只面向於受過良好教育的讀者群體。儘管它後來比《甲寅》更具影響，但這一階段的《青年雜誌》運行規模非常有限，每期不到一千本的發行量使它的影響力只能輻射到上海及周邊地區。《青年雜誌》其實也沒有和它之前一切做激烈、徹底的斷裂。顯而易見，如果我們沒有理順它和《甲寅》之間千絲萬縷的重要聯繫，根本無法理解《青年雜誌》的起源。在辦刊初期，陳獨秀的雜誌是由之前供稿於《甲寅》的一群專職年輕作家維持運轉的。事實上，兩份雜誌間人員的連續性顯而易見；在陳獨秀這份新雜誌運作的初期，發表文章的前《甲寅》供稿作者包括：高一涵、易白沙、李大釗、胡適、楊昌濟、程演生、吳虞、吳稚暉、蘇曼殊、謝無量、劉文典。因此，在《甲寅》和《青年雜誌》之間，話題上存在著明顯的連續性也就不足為奇了。構成《甲寅》辦刊基本宗旨的自由主義觀念——特別是關注個體權利而不是國家權利，以及相信公民需要更強烈的自我意識——也是《青年雜誌》的辦刊宗旨。

《青年雜誌》深化了《甲寅》時就已經開始的對「政治之精神」的探索。通過聚焦於青年，它比《甲寅》更具包容性，對於社會覺醒的普遍可能性也抱有更加樂觀的態度。陳獨秀關心政治的程度不亞於章士釗，他在其著名的《敬告青年》宣言中提出了六項標準——頭等重要的是自主、進步和科學；此外還有世界性、進取性和實利——每個觀念都與個人解放相關，但是陳獨秀強調年輕人最應「自覺」與「奮鬥」，他將這些看做是大規模社會和政治變革的先決條件。換言之，儘管陳獨秀倡導的社會變革方法不同於章士釗，但其擁護變革的原因無疑是非常類似的。

《青年雜誌》創刊號發表《敬告青年》之後，緊隨其後的兩篇文章——陳獨秀的《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和高一涵的《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進一步表明，該雜誌在這一階段的焦點與《甲寅》的政治著眼點存在著高度的相關性。在文章中，陳獨秀讚頌了法國文明，這個國度創造了「使人心社會劃然一新」的三種學說——人權說、生物進化論和社會主義。而高一涵則通過澄清專制和共和主義之間的區別，探討了《甲寅》未曾留意的話題：

專制國家，其興衰隆替之責，專在主權者之一身；共和國家，其興衰隆替之責，則在國民之全體。專制國本，建築於主權者獨裁之上。故國家之盛衰，隨君主之一身為轉移。共和國本，建築於人民輿論之上。故國基安如泰山，而不虞退轉。

高一涵在這一階段為《青年雜誌》撰寫的文章幾乎與陳獨秀一樣多。對他而言，因個人解放能夠帶來更加健康的政治，其重要性不容忽視；在繼續討論「自覺」的話題之前，高一涵以很長的篇幅詳細論述了共和主義原則以及為此寫作的西方理論家。

高一涵在《青年雜誌》接下來幾期發表的其他文章，題為《近世國家觀念與古相異之概略》《民約與邦本》《自治與自由》。文章中，他強調共和政府並非自發產生，而是建立在人民的同意和權力的基礎之上，以保護其自身權利為目的的制度。高一涵之所以強調這一點，無疑是為了突出個人與社會之間至關重要的關聯以及他所認為的中國青年對國家肩負的重大責任。同樣的觀點多次出現在《青年雜誌》的每一期中，高語罕（1888-1948）（與高一涵無關）一篇題為《青年與國家之前途》的文章對此表述得尤為清晰：「國家之危亡益急，吾青年當進德修業之時……明其責任而負之……不可一日忽也。」

《青年雜誌》比《甲寅》更加敏銳地關注到文化與政治之間的關係，《甲寅》對共和的首要原則和「政治之精神」的清晰討論無疑幫它指明了文化主題的方向。從最初的議題開始，陳獨秀就承諾要聚焦於文化而非政治。儘管《青年雜誌》還是包含一個名為「國內大事記」的欄目，討論當時的政事，但陳獨秀否認他的目標是要去討論或是去影響國內政治。這或許反映了他真實的願望，但也可能是事關立場之處虛晃一槍。這種方式給人一種超越黨派鬥爭的外表，實則是在轉移開袁世凱的審查者們不必要的關注。在此處，陳獨秀也追隨著歐事研究會和《甲寅》，兩者都指出了通往新文化宣言之路，即知識分子是自主的思想家，他們不受國家或黨派政治立場的約束。

在《青年雜誌》1916年1月刊發的首篇文章中，陳獨秀告誡中國的青年要成為有意識之人，「從事國民運動，勿囿於黨派運動」，後人常強調他在該方向上起到了引領作用。然而，當章士釗於1916年春天來到上海，代表護國軍與孫中山的中國革命黨代表進行談判時，我們卻可以清楚地看到，陳獨秀能夠成功遵從自身誡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不願袖手旁觀，當即暫停了《青年雜誌》並協助章士釗進行談判。幾個月後，在袁世凱逝世不久，他又幫助章士釗在上海籌措立憲會議——《青年雜誌》因此前後共停刊長達六個月。即便在其復刊之後，陳獨秀仍然繼續積极參与政治活動，包括創辦《夥友》，這是一個由國民黨異見人士組成的，試圖影響首都政事的團體。1917年初，他與梁啟超一道，站在美國的立場上，公開支持北洋政府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

2

走向新文化運動

在「二次革命」失敗後的頭三年里，新文化運動的未來領袖們分散於各個國家，形成了一種鬆散的言論同盟。這個團體的成員雖然是因國內的形勢被迫進入政治荒野，但是他們最大程度地利用了自己作為外部人士的身份，在言辭上將自己定位為無黨派、愛國知識分子，以國家的最大利益為己任。儘管他們不可能在所有事情上達成完全一致，但是這個非正式團體的成員在倡導和平的改革模式，倡導西方的自由價值、合作和教育等方面還是團結一心的。這些主題在他們出版的雜誌上無疑佔據了主導位置。不過，這些雜誌雖然在該團體有限的圈子內部有影響力，並在絕望感肆虐的時期提供了急需的方向和靈感，但是它們未能引起廣泛的社會運動。袁世凱時代的《甲寅》和《青年雜誌》確實激發了最早一批新文化運動，但是離廣泛的運動還有年頭，因為其倡議者散落於四海，身處中國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邊緣，所以無法到達一個沸點。

袁世凱1916年6月的離世改變了這一狀況，再度開啟了在中國的政治中心推行深度改革的可能。這座都城再一次煥發生機，充滿了活力與希望。國會欣然於這一時刻的榮耀，收穫著各界的讚譽，因為它的眾多成員同時參與了護國軍阻止袁世凱登基稱帝的勝利抗爭。政客們對這種合作鬥爭倍感新鮮，同時又警惕著公眾對共和體制實際效用產生的矛盾心態，他們大膽地走出自己的思路，避免被指責為出於狹隘的自我利益考慮。「不黨主義」浪潮席捲了首都，議員們更喜歡把自己描繪成懷揣高尚目的之人，而不是黨派政客。「團結」成為流行語，因為所有回到北京的人都同意，在起草一部新憲法方面還需要合作努力。

因此，短短几個月間，章士釗開具的處方看上去似乎已被遵循，政治精英似乎也確實會基於調和精神以及對於民族利益和立憲政府重要性的一致理解，在政治舞台上做出進步的變革。在這個高度樂觀主義的時代，章士釗回到北京，在議會就職，陳獨秀恢復出版《青年雜誌》，更名為《新青年》，以此與另一個相似名稱的雜誌區分開來。這一時期陳獨秀依舊緊隨章士釗，作為一名記者，繼續在章士釗的影子下前行。

根據印製和發行《甲寅》的上海出版商汪孟鄒的說法，即使陳獨秀重新為其雜誌命名為《新青年》，它仍舊不如《甲寅》那樣出名。章士釗的雜誌在當時雖然已停刊超過一年，但袁世凱的離世卻使這份期刊得以無懼報復，再次通過郵政寄送。1916年秋天，《甲寅》後幾期迎來了銷量上的猛增。章士釗的這份雜誌在1916年秋冬持久的影響力，可以通過《新青年》上刊載的慶祝《甲寅》傑出貢獻的來信中清晰地表現出來。一名來信作者稱讚《甲寅》是唯一一個不受政府或特定政黨控制的公共論壇，另一名談及「其真直為當世獨一無偶」，甚至稱它為該時代之「慈母」。

此外，1917年1月章士釗以《甲寅日刊》為名繼續出版《甲寅》。在他為復刊號撰寫的首篇文章中，章士釗告誡讀者避免陷入悲觀主義，執著地停留於過去犯下的錯誤里同時避免對未來做出太多不切實際的規劃。他認為，人們實際上需要在寬容和理性思考的前提下，清醒地面對當下的挑戰。高一涵和李大釗即刻答應擔任《甲寅日刊》的編者，不過他們與《新青年》的關係仍在繼續。李大釗、高一涵、章士釗每個人同時在為《新青年》和《甲寅日刊》供稿，這表明此時這兩份雜誌的聯繫是十分緊密的；陳獨秀在1917年1月致信吳虞和胡適分別為《新青年》和《甲寅日刊》約稿的事實也表明了這一點。在1917年的前幾個月，《甲寅》的小圈子仍然是一個無可比擬的存在；我們很難在當時的章士釗和陳獨秀之間划出一條清晰的界線，因為二者同時涉足新聞與政治；也很難明確地斷言《新青年》是最重要的雜誌。

事實上，在李大釗看來，《甲寅日刊》將會繼續是最具影響力的政治雜誌。他在這份期刊的第一期中寫道：「今日之世界進化，其蛻演之度，可謂流動矣，頻繁矣，迅捷矣，短促矣。《甲寅》於此而欲有以自貢以求助，進其功能則自所自盡之努力，亦宜千百萬倍於疇昔也。為了使《甲寅日刊》不辜負這個承諾，李大釗筆耕不輟，在接下來數月間為它寫下了70多篇文章；他為這份雜誌所做出的努力之巨，就連章士釗後來都認為李大釗在《甲寅日刊》上的功勞理應比他本人還多。與其前身在幾年前所做的一樣，《甲寅日刊》倡導政治調和的思想。在1917年1月下旬發表的社論中，李大釗指出：「調和者，美之母也」，如果《甲寅日刊》能夠幫助人們理解他們的共同利益，它會贏得讀者的心。

然而，隨著事態的發展， 《新青年》（而非《甲寅》）發展成為當時最有影響力的雜誌。就在李大釗對《甲寅》的復興還抱有樂觀態度沒過多久，章士釗因首都政治局勢迅速惡化的情況下而沮喪地再度將其關停。為此，他宣布要遠離政治三年。他從新聞舞台的撤離為陳獨秀開啟了一條道路，而北京大學的事件進一步推波助瀾：1916年夏天袁世凱逝世後，蔡元培被提名為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上任的第一個舉措便是任命陳獨秀為文科學長，不久之後，陳獨秀招聘了章士釗在學校教授邏輯學。

到了1917年初，陳獨秀和章士釗都搬到了北京大學，這裡很快成為由新文化運動參與者組建的各類非正式的、分散的群體的重要根據地。陳獨秀和章士釗與蔡元培一起，迅速挖掘與他們各自雜誌相關聯的溫和知識分子組成的非正式網路，這樣，早期的新文化團體中的個人成員第一次聚在了一處。章士釗直接負責聘請李大釗、楊昌濟，或許還聘請了高一涵。除了這些人之外，胡適，劉文典，程演生，吳虞，梁漱溟和劉復（1891-1934）以及與一到兩種雜誌有關聯的人士也相繼加入了北京大學的教師隊伍。

由於有成員在北京大學擔任教師職位，新文化團體獲得了一個有聲望的合法平台，他們能夠發揮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大的影響力。如今，他們是「世界一流學府」的高薪教授，而非在中國政治邊緣勞作的難民。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當他們彼此交往，並且在同一個機構里共同生活時，他們自然而然愈發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並且相應地，漸漸顯露出他們自身作為一個群體的意識。《甲寅》停刊以後，《新青年》受益於這種新的活力與才俊的融匯；陳獨秀很快將雜誌的編輯職責交給了一個集體打理，它的成員均來自於新文化團體。

首都政治陰謀從未停歇，1917年夏天張勳流產的復辟計劃，扼殺了該團體成員對於議會尚且殘留的全部信念。自那時起，《新青年》從政治中抽身而退，專註於文化批評，從此為大規模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章士釗無疑與這一切擦肩而過。他沒有過渡成為一個更加純粹的文化批判者，而是辭去了他的大學職位，繼續參與派系政治。於他而言，中國問題的解藥仍然是政治而非文化。如果說章士釗最終沒能為中國根深蒂固的問題提供一個徹底的全新視角，那麼《甲寅》在這些問題的類型和範圍上已經做出了很多努力，足以推動他人朝向這一角度繼續進發。通過宣稱自己超越了黨派鬥爭，以及通過聚焦於知識分子的覺醒、阻礙個人自由的力量以及公民與國家之間的關係，《甲寅》為新文化運動鋪平了道路，讓《新青年》在這一道路上繼續領航前行。

五四新文化系列文章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