迴流學生返鄉上學：大城市只能成為記憶和夢想—《財經》特別報道

他們雖然仍被稱為流動兒童，但從未在農村生活過。他們在城市出生成長，並且接受了早期的教育。不過，隨著年齡增長，他們不得不面臨戶籍砌成的高牆，只能離開。伴隨著城市發展，以後這些孩子在大城市上學的難度會越來越大。繼續「迴流」將是為數不多的選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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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依次為受訪的河南固始「迴流學生」桂先華、孟玉、劉曉娜、胡靜涵。

與命運博弈，那些返鄉上學的孩子們

出品/《財經》雜誌

撰文/《財經》記者 尹岳 張倩 實習生 韋柳坤

影像/車怡岑

編輯/朱弢

河南省固始縣的老司機們都知道，在午飯和晚飯時段，要堅決避開縣城的主幹道王審知大道。在這條路上，慈濟高級中學與永和高級中學相鄰而居，上下學的約2萬名學生，加上接送學生的家長將會令交通長時間中斷。

對於高三學生桂先華來說，在高考之前沒有了假日的概念，考試、自習、上課，時間表精細到分鐘。晚上10點多下了晚自習，穿過幽暗曲折的小路，走進一個院落二樓的出租屋——由於父母仍在北京工作，他只能獨自租住在這裡，簡單的洗漱後，他又攤開了數學練習冊。

僅僅慈濟高中和永和高中，今年參加高考的學生接近6000人。其中大約三分之一，是和桂先華一樣從北京「迴流」的學生。

這一輪「迴流潮」的起點可溯至三四年前。2014年3月16日，《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發布，要求「嚴格控制城區人口5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規模」。隨後，北京市表示要「痛下決心遏制北京人口無序快速增長」，出台以業控人、以房管人、以證管人等多項舉措，其中教育控人為重要一環。而上海於2013年也開始實行積分入學、入戶辦法，改變了多年來對於流動兒童入學的寬鬆政策。

大城市築砌越來越高的入學門檻，直接催生數萬名像桂先華這樣的「迴流學生」——他們在大城市出生、成長，只因父母沒有當地戶口而不得不返鄉求學。

固始慈濟高中的高三教室中，學生們正在自習。

迴流的孩子

固始縣位於河南東南部，豫皖兩省交界處，北臨淮河，南依大別山，人口174萬，是河南第一人口大縣和農業大縣。這裡具有悠久的外出務工傳統，固始人南上北下，甚至跨海越洋，走遍天下，成為著名的「唐人故里、閩台祖地」。

目前，固始縣仍有多達60萬人在外地務工，超過戶籍人口的三分之一，是典型的勞務大縣。

慈濟高中高三31班學生桂先華的父母都是固始縣人，上世紀就到北京打工。待到桂先華出生時，父母在丰台區開了一家酒水飲料的批發商店，經濟情況開始好起來。他的同班同學劉曉娜的父母則是在北京從事回收廢品工作。回收廢品是固始人外出務工最普遍的一種職業，據說，北京市的廢品回收業務幾乎都由固始人包攬。

與他們的父母北上不同，孟玉的父母出門務工選擇的是南下。母親劉雲18歲就出門打工，先到無錫，後去溫州，在服裝廠做衣服，認識了同為固始人的丈夫，1999年回鄉結婚、生女，一年後把女兒留在家裡，再去溫州打工。2002年，劉雲隨丈夫在南京開了一家五金建材商店，經濟有了起色、生活開始安定，這才把女兒孟玉接到身邊。

雙閘幼兒園、雙閘中心小學、南京師範大學附屬小學、南京一中，孟玉成長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南京，熟悉的小夥伴也大多在南京，但她很小就明確地知道，自己不是南京人。她的弟弟、2006年出生在南京的孟瑋豪，對比大城市南京和家鄉固始，同樣說更喜歡家鄉，因為「親切」。

但對桂先華來說，家鄉固始只是人生中一段無法躲避的經歷，在這裡短暫停留和蓄勢後，他的未來仍將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

高一年級的代遠（化名）在北京出生，因為剛剛回到家鄉才一年多，他的口音仍然帶著濃厚的京腔，不太聽得懂親戚的固始話。他的母親朱慧（化名）說，北京啥都好，「就是老拆遷，剛熟悉一塊又拆，剛熟悉一塊又拆」，他們只能頻頻搬家。

朝陽區窪里鄉、昌平區馬連店、昌平區東小口……夫妻倆帶著兒子四處奔波。代遠的父親先開肉鋪，後來承包拆遷工程，收入比較穩定。英華幼兒園、霍營中心小學、回龍觀中學，一路學上過來，甚至給代遠一種自己是北京孩子的錯覺。至今，他口裡的「本地」指的是北京，而「外地」指的是老家固始。

相比較而言，劉曉娜和胡靜涵覺得，北京只是個遙遠的記憶和未來的夢想。

劉曉娜小學四年級被父母接到身邊，後進入丰台區黃土崗小學就讀，小學沒上完就又被送回了家鄉。她記得，北京有少年宮，還有很多好地方坐公交車就可以到，回到家鄉後幾乎無處可去，「後來發現縣圖書館可以看書，就常去」。去年夏天，她和表姐一起去北京，參觀了人民大學和清華大學的校園。她說，會努力學習，考上北京的大學。

胡靜涵清晰記得她為什麼離開北京。在北京上幼兒園，然後是小武基試驗小學。每天有眼保健操、課間操，還有體育、音樂、美術等興趣課。但這一切在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戛然而止，她就讀的學校被拆掉了，只好回到家鄉跟著爺爺奶奶。住土坯房，上學要走半個小時的泥路……她說，她想念父母，想到他們身邊。但她也理解父母：「沒辦法，父母不可能為了你上學搬家、換工作，學費也高，家庭承擔不起。」

有學者統計，過去20年來，北京市的小學數量和教師數量一直在縮減。1995年至2012年，北京的小學數量從2867所下降到1081所，減少62％，專職小學教師減少24％。2003年至2012年，北京的初中數量從434所下降到341所，縮減21％，初中教師則減少41％。

學校數量的持續縮減與教育控人的雙重作用之下，越來越多的流動兒童離開北京。

據北京市教委統計，2014年北京市「幼升小」獲得入學資格的非京籍兒童為5.69萬人，相較前一年減少1.8萬人；小學階段非京籍學生招生人數約為5.52萬人，較前一年減少了1.9萬人；初中階段非京籍學生招生人數約為3.7萬人，較上年減少了4058人。

2015年這一政策繼續收緊，北京各區縣「五證」的要求在3月-5月陸續公布，要求必須在本區就業、連續社保繳納證明、租房完稅證明、限定暫住證起始時間的措施擴展到了大多數區縣。

與此同時，流動人口的規模仍持續增加。

據國家衛生計生委發布的數據，2014年末的全國流動人口達到2.53億人，預計2020年將增加到2.91億人。其中，農業轉移人口約2.2億人，由於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具有強大的吸納能力，流動人口向這些城市聚集的趨勢依然明顯。

不過，現今流動人口的流動性在開始減弱，正在成為流入地城市穩定的就業者和居住者，呈現出舉家遷移的特點。21世紀教育研究院研究員秦紅宇表示，相應地，在現居住地出生的流動人口比例不斷上升，2010年為35％，2013年達到58％。他們雖然仍被稱為流動兒童，但從未在農村生活過。

大城市記憶

孟玉在家中房間複習，她的桌前擺著全家福。

星期六或星期天，代遠會上網跟北京的初中同學聯網玩幾局英雄聯盟遊戲。他說，每周只玩兩個小時。除了遊戲，他還與北京同學通過QQ聯絡，在聊天中他告訴同學，自己要考回北京。

北京，是代遠口中的「本地」。在英華幼兒園滑滑梯、攀岩、爬繩，都是美好的回憶。在霍營中心小學，每個年級5個班，每個班35名學生，大家一起學習、一起玩耍。像北京的家長一樣，母親朱慧給代遠報了好幾門課的校外輔導班，包括劍橋英語、朗誦、表演、作文，小學三年級報了小提琴班。代遠說，他對小提琴沒有一點愛好，純粹是為了中考和高考藝術加分，但仍然學得很好。

直到「小升初」之前，代遠的生活軌跡與身邊的北京同學並沒有什麼不同。2014年，北京對於「小升初」開始實行嚴格的就近入學政策，戶籍成為升學中的最重要因素。這時，有北京籍的同學開始說：「你們是外地戶口，回老家吧。」代遠茫然四顧，發現自己並不孤單，每個班有約一半的非京籍學生。他們這時才明白，自己與北京孩子並不一樣。

朱慧已經開始規劃帶兒子回鄉讀書了，代遠抓住最後的機會，靠自己的努力考入回龍觀中學。從初中一年級開始，代遠的學習成績成為班級前幾名，因為喜歡做化學實驗，他申請成為班裡的化學課代表。

回鄉的陰影一直存在。看到北京籍的同學上學車接車送，代遠也有失落。他提著裝滿書的沉重背包、背著住宿用品，甚至拿著小提琴擠公共汽車上學時也想過：「如果我是北京的孩子，該多好啊。」

桂先華在北京上的是丰台區第六小學，後考入了丰台區實驗學校的實驗班。他的學習成績一直非常優異，初中一共五次大考，他在全年級四次排名第一、一次排名第二。學校組織的春遊秋遊去頤和園、香山、博物館、天安門；每個月有科學節或藝術節等活動；因為身材高大，他還參加了校田徑隊練習長跑，令他煩惱的是，自己總是只能跑到第二名。

大約在初三時，桂先華聽說北京市政府出台政策，所有「借讀」的外地學生不能報考普通高中，只能上職業高中。

桂先華聽說的政策確有其事。2013年1月，北京市教委、公安局、發改委、人社局四部門聯合發布文件，從文件名稱——《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後在京參加升學考試工作方案》來看，這一政策覆蓋目標正是像桂先華這樣的外地學生。

文件對想在北京參加中考的外地學生做出一系列限定。自2013年起，外地學生的父母必須擁有合法穩定住所和合法穩定職業滿三年、在京連續繳納社保滿三年，學生本人則應有北京學籍且已在京連續就讀三年初中，滿足這些條件者，可以參加北京市中等職業學校的考試錄取。

文件同時規定，自2014年起，在父母具備六年合法穩定住所、合法穩定職業、連續繳納社保，同時隨遷子女具有北京學籍且已在京連續就讀三年高中的，可以在北京參加高等職業學校的考試錄取。學生從高等職業學校畢業後，可以參加優秀應屆畢業生升入本科階段學習的推薦與考試錄取。

根據當時北京市教委的解釋，政策並非關閉了非京籍學生的升學通道，反而是為他們打開了一條通過高等職業學校進入大學的門。

但對桂先華來說，這扇門太窄了，一心想上好高中、考好大學的他和父母商量，只有回家鄉讀高中。

政策的逐步收緊關閉了多條非京籍學生的升學通道，對於這一通過「教育控人」以更好地規劃大城市的發展策略，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研究所副研究員宋映泉說：「城市發展的優先權不應高於公眾受教育的權利，生命的價值遠遠高於城市的發展。」

一頭扎進應試教育

固始慈濟高中，傍晚放學，學生們紛紛走出學校。

初三下學期，桂先華獨自回到家鄉。在親戚家住了半年，考入固始縣最好的高中慈濟高中，並進入實驗班。

像桂先華這樣的「迴流學生」，如代遠等人，大部分也像他一樣在初中階段就回到家鄉，按照政策，如果不在本地參加初中畢業會考，就無法獲得本地的高中學籍。

代遠的表姐朱佳佳（化名）目前是慈濟高中高二學生，因為在北京取得了初中畢業證才回鄉讀高中，未能獲得學籍，將來只能以「社會青年」的身份參加高考。

考上慈濟高中，是固始很多「迴流學生」通過高考重返大城市的機會。

從成立於1956年的固始縣第一初級中學，到招收高中班的固始縣第一中學，再到1958年成為固始縣高級中學，因2001年遷址新建時台灣慈善慈濟基金會無償捐助1100萬元，更名為河南省固始慈濟高級中學，它一直是當地最好的學校，當地人習慣稱其為「固高」或「慈濟高中」。

「現在，學校本部有9000多名學生，加上沙河鋪鄉分校的1000多人，在校生超過萬人。」慈濟高中高三語文教研組組長張廣林介紹，本屆高三年級一共36個班，2個「火箭班」每班約40名學生，10個「實驗班」每班約80名學生，24個普通班學生人數還要更多。

代遠等「迴流學生」對家鄉學校最大的不適就是每個班的學生多達90名至100名，「坐最後一排根本就看不到」。所有「迴流學生」都懷念北京上學時不超過40人的小班授課。

張廣林說，近年來，學校的硬體設施和師資力量都有長足的進步，但確實跟不上學生數量的急劇增長，不能和北京等教育力量雄厚的大城市比。

張廣林正在監考一場高三的模擬考試。

在北京獲得小提琴十級證書的代遠，雖然將小提琴帶回了故鄉，但一次都沒有演奏過，現在琴盒上已經落了一層灰塵。

在南京，孟玉小學時學過吹奏葫蘆絲，初中時學過豎笛演奏，回鄉後「什麼都沒繼續了」。故鄉的學校開設的課程僅限於高考科目，沒有書法、羽毛球、學英語等「放鬆課」，曾經養成的晨跑、課間跑、晚飯後慢跑的鍛煉習慣徹底丟棄，每天、每時、每刻都是學習。

代遠最喜歡的化學實驗，回鄉後沒有做過一次，不但實驗現象需要背，連實驗步驟和操作過程，也是靠硬背下來。

代遠說，他知道學校的一些「學霸」從來沒有接觸過電腦，連QQ是什麼都不知道，但高二有計算機考試，「他們連OFEICE模板上的選項都靠背」。「北京學生靠智慧，外地學生靠勤奮。」這是多名「迴流學生」共同的認識。

張廣林也承認，學生們從大城市回鄉，一方面需要重新適應新的生活環境，如大城市到小縣城的落差，如父母子女的分離，另一方面確實面臨著素質教育到應試教育的轉換。但他認為，在高考競爭壓力極大的河南省，農村孩子想走進或重返大城市，應試教育是無奈但最有效的一條路。

在宋映泉看來，城市的教學質量遠高於農村及一些郊縣地區，隨遷子女如果有機會在大城市接受教育，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國民素質和國家人力資源的質量。

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陸銘在研究中發現，一個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不僅提高了自己的私人收入，還在與其他人的社會互動中產生知識的外溢性，從而產生社會回報，即一個人能夠從其他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中獲得收益，包括收入提高、犯罪率下降和生活質量改善。

「被迫『迴流』，難以達到上述效果，從長遠來看是國家和社會慘重損失。」宋映泉說。

學校旁邊的書店，一名學生正在挑選輔導資料書。

與命運的博弈

慈濟高中，加上旁邊的私立永和高中和其他高中，固始縣2017年將有約1.2萬-1.3萬名高三學生參加高考。

所有學生中，約三分之一為父母在外打工經商的留守兒童，另約三分之一為有大城市上學經歷的「迴流學生」。

從大城市回來的孩子，綜合素質和文明禮儀方面明顯比其他孩子突出，但在學習方面面臨著教育理念轉換的問題，少數學生因為不適應新的學習環境，出現成績落後甚至心理障礙，張廣林說，絕大多數學生經過一段時間後會適應，還有一些可以發揮優勢。如劉曉娜，在學校組織的演講活動中揮灑自如，演講技巧和對觀眾的感染力，顯然不是其他同學能比的，這與她的經歷有關係。

而桂先華，不僅是同學口中的「學霸」，在老師眼裡，他眼界開闊有見識、思考有深度，不但學習好，在學校辦報刊和假期社會實踐方面，都明顯比其他學生更有想法且有操作能力。

從初三獨自回鄉住親戚家考高中，到高一高二住校，再到高三為了自己主導作息時間在學校對面的曹坊街租民房居住，都是自己規劃和操作，父母甚至沒有回來看過他。

不過，更多孩子的父母不放心讓兒女獨自回鄉上學。

朱慧原本在北京的修正葯業公司上班，2015年底辭去工作陪兒子回鄉。在曹坊街以年租金6000元的價格租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安置下兒子代遠和侄女朱佳佳，裝修、買家電傢具花費約六七萬元，開始過起了全職母親的生活。

慈濟高中的作息時間表為：上午6時50分上早自習開始一天的學習時間，中午11時40分下課，下午14時20分上課，17時35分晚餐，晚自習為18時50分至21時50分。每周休息一天。這也成為了朱慧的生活日程表。

因為有大量空閑時間，朱慧曾在附近的小超市找了份收銀的工作，但上了十多天班後，發現難以保證每天中午給兒子做飯，就辭工了。

劉雲陪女兒孟玉回鄉讀書已經四年。從固始縣外國語學校到慈濟高中，女兒即將高考，但兒子孟瑋豪又回來了，開始上小學三年級。劉雲目前是縣城一家賓館的經理，但她說，等女兒下個月高考完，就帶著兒子回南京和丈夫團聚——這種夫妻兩地分居、兒女四散流離的日子太苦了。

至於兒子將來考大學的問題，劉雲說：「將來的戶籍制度會鬆動些吧？」

對於家長的這一期待，多位教育領域的學者均表示，因涉及到城市整體規劃，非京籍學生的入學政策近期仍在逐步收緊，以後這些孩子在大城市上學的難度會越來越大。繼續「迴流」將是為數不多的選擇之一。

「迴流」整體而言，對這些孩子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宋映泉與團隊對北京市10個區縣50所打工子弟學校1866名初中二年級學生連續五年的跟蹤調查數據對這些問題進行了研究。

分析發現，這個群體「初中後」教育成就整體不高。高中（含職業高中）階段升學率不足40％；大學升學率不足6％。在高中階段，入讀職業高中的比例高於普通高中。在大學階段，有近一半的學生入讀獨立學院和高職院校。

而且，這一群體的就業水平和就業質量不高，就業者中有三分之二在低端服務業，平均月薪為2500元-3500元；10％左右以自我僱用的方式就業；有13％-21％的人處於無業狀態。

此外，這一群體中大多數仍然留在北京。上大學者中有近三成在北京；在就業或者無業者中，超過四分之三的人留在了北京。

由於固始縣是貧困縣，慈濟高中擁有高校專項計劃招生的名額，孟玉報考的是北京師範大學和南京師範大學。劉雲說，她不喜歡河南，希望女兒能走出去。

桂先華對自己的未來規划了一個梯隊：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中山大學。

他說，他選的是大學，更選的是城市，北京、上海、廣州，這三個中國最重要的城市他都想去看看。6月8日高考結束後，桂先華心情平靜，他準備在固始和同學玩幾天，然後就回北京，父母正在家裡等著他。

圖表製作/大表哥

海報設計/范光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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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營統籌/王怡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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