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 大師之懟

正在倫敦國家美術館（The National Gallery, London）持續展出的「米開朗基羅與塞巴斯蒂亞諾」本可以是個相互欣賞與合作的完美故事，但現實總有令人憂傷的轉折。

文／Ben Luke

譯／謝斯曼、寧瑩

塞巴斯蒂亞諾於1531年為教皇克萊門特七世所繪肖像

塞巴斯蒂亞諾?德?皮翁博（Sebastiano del Piombo，約1485-1547）1531年時被選為教皇印章保管人（pimbatore），這是教皇克萊門特七世（Pope Clement VII）對其多年忠心的嘉獎。正是這一角色讓他獲得了「皮翁博」的封號，而他原來的姓氏是盧奇亞尼（Luciani）。但文藝復興藝術理論家喬爾喬?瓦薩里（Giorgio Vasari）在其著述《藝苑名人傳》中提到，正是這一封號將皮翁博偉大的藝術生涯畫上了句號。「塞巴斯蒂亞諾之死對藝術界來說算不上什麼巨大損失，」他寫道，「畢竟當他習慣了自己的男修士身份後，便開始對藝術漠不關心了。」

教皇克萊門特給塞巴斯蒂亞諾的禮物太重了。「當他沒什麼錢又不得不面對拉斐爾的威脅時，他仍堅持創作，而一旦滿足後，就懈怠了下來。」瓦薩里在書中寫道。

米開朗基羅曾為塞巴斯蒂亞諾的畫作《拉撒路的一生》提供底稿

瓦薩里的觀點來源於痛苦的米開朗基羅，他最終與故友皮翁博反目成仇。正在倫敦國家美術館持續展出的「米開朗基羅與塞巴斯蒂亞諾」本可以是個相互欣賞與合作的完美故事，但現實總有令人憂傷的轉折。

不過，米開朗基羅和瓦薩里對於塞巴斯蒂亞諾的抨擊帶出了繪畫大師們（Old Masters）一些為人津津樂道的故事：他們既要在工作室中努力創作畫作，又得兼顧在宮廷或兄弟會中的一些角色。面對這些個「身份」責任，文藝復興和巴洛克時期的藝術家們各顯神通，努力在各種角力中平衡著自己的創作生活。一個世紀後，藝術家的社會地位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米開朗基羅和提香為首的一眾畫家促成了「從手工藝到自由藝術的繪畫觀之轉變」（藝術史學者喬納森?布朗［Jonathan Brown］言）。同時，他們的故事也提醒了我們，曾經對於藝術家的浪漫想像——孑然一身，孜孜不倦，殫精竭慮——在近現代時期已不復存在了。

是因為懶惰和富裕，使得塞巴斯蒂亞諾在最後十來年的作品產量直線下降嗎？成為教皇印章管理者後，他常常利用教皇的鉛制印章來簽署來自教皇財庫的公文。這一職位給他帶來每年800達克特（ducat,從前流通於歐洲各國的貨幣）的收入。在塞巴斯蒂亞諾於1531年11月致米開朗基羅一封信中，他愉快地描繪著自己獲得的這份新殊榮：「教皇任命我為印章保管人，使我成為男修士，代替了弗拉?馬里亞諾（即前一任印章保管人）。如果你看到我穿成男修士的樣子，我保證你肯定會笑的。我是羅馬最出色的年輕男修道士：換以前，我可想都不敢想。」同時他也表示這一職務耽誤了他的繪畫。「如果我到時還沒畫完教皇的頭，請你原諒我，無論如何，我希望下周能送出，」他寫道，「這個工作妨礙了我」。

巴托洛米奧修士的作品，1504年

儘管名義上成了修士，但塞巴斯蒂亞諾後來的掙扎卻與公務與藝術之間的平衡無關，儘管這是很多著名藝術僧侶面臨的困境。就拿巴托洛米奧修士（Fra Bartolommeo，1472-1517）的例子講，他的導師吉羅拉莫?薩沃納羅拉修士（Fra Girolamo Savonarola）是多明我會牧師，並在15世紀末一度成為佛羅倫薩統治者。在導師被逮捕並受火刑而死後，巴托洛米奧選擇了成為修士，並徹底放棄繪畫。

據瓦薩里說，巴托洛米奧自1500年起居住在佛羅倫薩城外的普拉托修道院中，畢其心血於祈禱和聖務中。巴托洛米奧可能在其修道見習期第一年內被要求停止繪畫，但這畫筆一擱就是四年多。而學者們就其重拾畫筆的緣由爭論不休：聖馬可大教堂一位新來的熱愛藝術的長老可能曾勸說他用自己的偉大天賦為上帝服務（修道院的財政狀況自不必提）。無論他的動機是什麼，可喜的是，在其後來的人生中，巴托洛米奧成了高產的僧侶畫家，他高雅協調的畫風可與著名的僧侶畫家前輩安傑利科（Fra Angelico）媲美。

可能是塞巴斯蒂亞諾創作的米開朗基羅肖像，約1518－1520年

本次展覽的策展人馬提亞?維沃（Matthias Wivel）對塞巴斯蒂亞諾因其職務耽誤繪畫一說表示懷疑：「他的確有公務在身，但我並不覺得有多繁重……他跟隨教皇出行，得履行一定的職責，所以我不確定這對他的繪畫究竟能造成多大的干擾。問題是，前一位印章保管人是利奧十世的小丑，他對其寵愛有加。這是一種榮譽，而不是實務崗位。」

正如維沃說：「米開朗基羅和瓦薩里看起來並沒有因為塞巴斯蒂亞諾的『身兼多職』而對他嘴下留情，但他們的話也不能全信。」為什麼呢？「很顯然，米開朗基羅對塞巴斯蒂亞諾很不滿，這可能跟《最後的審判》（The Last Judgement）有關。」根據瓦薩里提供的信息，兩位藝術家在西斯廷教堂壁畫的技法上產生過爭執。塞巴斯蒂亞諾說服教皇保羅三世，壁畫應使用油畫顏料；而米開朗基羅拒絕這個提議，認為「女人、閑人和像『巴斯蒂亞諾修士』這樣的懶人」才會使用這種技法。

米開朗基羅雕塑《哀悼基督》的複製品，1975年，現藏於梵蒂岡博物館

維沃認為「米開朗基羅很可能曾考慮過塞巴斯蒂亞諾採用油畫顏料的提議，並嘗試去做，而後決心不從，並心生怨懟」。他還表示，任何關於爭吵背後原因的說法，都不過是一種推測。但是，對於塞巴斯蒂亞諾被封為印章保管人後幾乎停產一事，維沃並無異議。「他沒有完成任何東西，瓦薩里說的沒錯」，他說。塞巴斯蒂亞諾最後一件記錄在案的作品是一幅基於米開朗基羅底稿而作的在西班牙烏貝達的《哀悼基督》（La Pietá）,開始於1531年或1532年，但1539年才完成，這也是二人最後一次合作。維沃說：「我感覺，自從跟米開朗基羅斷交後，他幾乎不再提起畫筆。」

塞巴斯蒂亞諾在羅馬寫給米開朗基羅的信，1520年7月3日

維沃補充道，瓦薩里書中塞巴斯蒂亞諾用以解釋他繪畫停滯的「感人引語」與藝術家敏感、自我批判的個性是吻合的，儘管瓦薩里為了迎合「惰怠」這一主旨而可能對引述加以潤色。塞巴斯蒂亞諾說：「如今的世界是個天才的世界，從前我花兩年能做成的事，他們兩個月就做到了；我想，如果我能活很久——但也不要太久——我應該會發現所有能畫的都被畫過了。既然有這麼些執著的能人，那總得有些人應該什麼都不做，這樣能人們才有更多的事情可做。」

（本文為節選，作者原文標題為《藝術家的另一面人生》。圖片均由英國倫敦國家畫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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