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的山西商人會館

最新 06-01

明清時期，山西商人會館遍及全國。它是山西商人遠方鄉愁的慰藉，是山西商人的精神家園。而今，立在斜陽舊影里的山西商人會館雖顯寥落，卻也是當年山西商人創造輝煌商業奇蹟的縮影，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經濟和文化形態，值得研究和借鑒。

明清山西商人會館的形成發展與特點

會者，聚也；館者，舍也。所謂會館，即公所，是中國舊時同省、同府、同縣或同業的人在京城、省城或大商埠設立的機構，以館舍供同鄉、同業聚會或暫住。據考，此種機構起源很早，漢代京師已有同郡人的邸舍，南宋杭州已有外郡人為同鄉謀公益的類似組織。發展到明清時期，名曰「會館」。至近現代曰「同業公所」「同業公會」「同鄉會」等，都屬同類性質的機構。

明清會館是明、清兩代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其發達同科舉制度的發展、商業經濟的繁盛和人民的流布遷徙有著密切的關係。相應會館也大致可分為士子會館、商人會館和移民會館三種。1368年明王朝建立，中國的發展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明成祖遷都北京後，於永樂十三年(1415年）恢復科舉考試，直至清末。為圖功名，每年考試期間，各地都有成百上千的舉子紛紛來京應試。隨之由在京官紳籌建的為接待同籍舉子來京考試的會館應運而生。所以這樣的會館也叫「試館」。如山西在北京花市四條胡同的澤郡試館，在崇文門外的三晉會館等。崇文門外三晉會館由山西曲沃人賈漢復修建，是在京的晉籍士人聚會場所。賈漢復（ 1605— 1677年）字肢侯，號靜庵，漢軍正藍旗都統，因治水有功，官至右副都御史、兵部尚書、陝西巡撫。陳澤州（敬廷）所著《三晉會館記》曰：「尚書賈公，治第崇文門外東偏，作客舍以館曲沃之人，曰喬山書院，又割宅南為三晉會館。且先於都第有燕勞之館，慈仁寺有餞別之亭，公兩以節鉞鎮撫四方，為善於鄉如此。」《三晉東館記》則曰：「國家大化翔洽，人文蔚起，吾晉士大夫應試謁選，于于而來者日接踵於國門……慮舊館之不足供棲止也，共議營新館益之……」之後，北京作為明、清兩朝的首都，隨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由富商籌建為同籍商人服務的會館隨之產生，並逐漸發展到全國各地商鎮。由於這些會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行業的制約，甚至形成行業壟斷，所以這類會館又叫「行館」。如北京小蔣家胡同山西布行商人建立的晉翼會館，廣內大街的煙行商人建立的河東會館等。明清時期，統治者為了撫治戰亂，恢復和發展生產，多次採取移民墾荒和屯田的辦法調劑人力之不足，山西、湖廣、江浙等一帶農民被大批遷徙到河北、安徽、河南、陝西、四川等荒蕪之地。為了寄託對鄉土的眷念和本土民間信仰，主要由各省鄉民共同募資興建的移民會館也產生並發展，以共神為精神紐帶，聯絡鄉誼，扶持鄉友，處理糾紛，共御外鄉人的侵擾。如重慶、四川地區的湖廣籍移民會館、江西籍會館等。

山西會館與其他省的會館相比較，表現出四大特點。一是分布極廣。從王能長先生《中國晉商會館名錄》中即可看出，山西會館星羅棋布，從大都市到小商鎮，凡有山西商人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會館，覆蓋了全國各地。據現在所掌握的資料，僅在北京的山西籍工商會館就多達43所，在天津、上海、山東、江蘇、浙江、湖北、湖南、河南、河北、安徽、四川、福建、廣東、廣西、遼寧、吉林、內蒙古、甘肅、新疆等，幾乎所有省區的大都會、大商埠和重要商鎮碼頭都建有山西會館。在許多省份，山西會館下伸到中小城市以至商業發達的鄉鎮。以河南為例，山西會館或山陝會館就有84所，不僅在當時的省會開封有，古都洛陽有2處，重要水陸碼頭社旗、周口有，而且許多州府所在地、縣城和鄉鎮都有。如南陽城關、社旗鎮、石橋鎮、瓦店鎮、禹王店有5處山陝會館，唐河縣、淅川縣、鄧州城關和急灘鎮均有，內鄉縣城關、桐柏縣平氏鎮有，鎮平縣城關鎮、賈守鎮、石佛鎮、黑龍集、侯集有5處，新野縣有2處，西峽縣西峽口鎮有，禹州有，汝州有，葉山縣城北關、龍泉、舊縣、康城有4處，襄城縣霍堰鎮有，魯山縣城關、廊廟、張良有3處，郟縣、舞陽縣、商城縣、上蔡縣、正陽縣、商丘縣、永城縣、澠池縣、永寧縣均有，林縣城南關、合洞鎮、臨淇鎮、姚村有4處。以「星羅棋布」四字形容山西會館的分布情況毫不誇張。二是絕大多數是商人會館。明清和民國時期，山西商人從全省東、西、南、北各個商口商道走出山西，走向全國，一步步佔據和分割了全國商業市場，甚至把生意做到海外，成為全國最大的商人集團。在山西商人較為集中的都會、商埠、集鎮，他們都建立了自己的商業會館，《中國晉商會館名錄》輯錄的558所山西會館中，除北京由紳商共建的31所，本省省城和縣城及蕪湖縣由士商共建的52所，台灣同鄉會及兩所梨園會館共計86所外，其餘472所會館均為商人獨建，佔到所輯錄山西會館總數的84.58%之多。三是多與陝商共建。在《中國晉商會館名錄》輯錄的558所山西會館中，與陝商共建的達214所，佔到輯錄山西會館總數的38.35%。《漢口山陝西會館志?序》闡述了山陝商共建會館的緣由：「山陝，古秦晉姻好之國，地近而人親，客遠而國親。適百里者，見鄉之人而喜；適千里者，見國之人而喜；適異域者，見似國之人而亦喜。漢上去秦晉益遠，秦晉人於漢上益親，其會而有館也亦宜。」「地近而人親」是山陝商人共建會館的緣由之一，其實更重要的原因是兩省生活習慣、鄉俗風情、民間信仰等文化背景及經營項目、經營理念和經營方式相同相近，更容易合作，更容易做大做強。四是關帝尊奉。山西商人會館，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以關帝廟為主體建築，把關羽作為拜祀的主神，一般在山門上的題額即標明關帝廟，同時標明是山西會館，而當地人則多稱之為「關帝廟」「山西廟」「山陝廟」。會館除了按時舉行祭祀關帝的儀式外，其重大集會、議事都在拜殿，即在關公神像前舉行；既娛神又娛人的演戲在樂樓舉辦；會館的日常事務則在關帝廟的附屬建築如廊房、偏院中進行。這樣就形成了一種會館即關廟，關廟即會館的特殊形色，在關公信仰中別樹一幟。

明清山西商人會館的社會功能和歷史作用

明清山西商人會館的社會功能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一是集會、祭祀、酬神，聯絡鄉誼感情。山西商人分布於全國各大商埠，在異地他鄉人地兩生，難免有思親懷舊之感，而「會館之設，包以答神庥、睦鄉誼也」。許多山西商人會館碑記中都記載有這一功能。山東聊城《山陝會館重修戲台建立看樓碑記》載：「山陝會館之設，創自乾隆八年，中祀關帝聖君，殿宇臨乎上，戲台峙其前，群樓列其左右……歲時伏臘，凡我商賈，或割牲以報神，或飲醵而賞勝，於時言言，於時語語，猶木之歡同根，水之歡同源也。」其嘉慶年間的兩通碑記，說得更加明確：「創建會館以祀神明而聯鄉梓」、「爰建山陝會館，祀關帝聖君，以致崇奉之誠，而聯桑梓之誼」。由此可見，山西商人會館之設，就是「……所以匯鄉井於一堂，永朝永夕而敦桑梓之好者，端有賴於會館之設焉。」二是團結同鄉，維護行業利益。「予維會館之設，原所以齊人心而便商旅」。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業競爭曰趨激烈，同鄉商人若「無一區托足，則期群渙」，削弱競爭能力。因此，以地域為基礎建立會館，以此合法形式團結同籍商人，與其他商幫競爭，抵制各種侵擾。有史料載，清嘉慶十九年（1814年），洛陽稅收部門擅自提高對潞澤梭布商人稅收，引起山西商人不滿，潞澤會館以商團名義告至官府，歷經一年，幾經周折，終於勝訴，不僅減免了稅收，維護了權益，而且使山西商人在洛陽的聲勢大振，買賣倍加紅火，逐漸左右了洛陽市場。三是聚會議事，共謀發展。會館是山西商人的中心社團，也是其社會活動的重要陣地，凡「通商之事，咸於會館中是議」，同業各家執事時相聚議，定期「坐論一堂，以謀商業之公益」，如公定時價，議定條規，了解商情，溝通信息。他們信義相孚，通力合作，各抒己見，集思廣益, 共謀商業發展。四是購置冢地，辦理善舉。山西在外經商人數多，規模大，時間長，終生異域、客死他鄉者甚多。當時又交通落後，郵遞不便，甚至有的地方自然環境惡劣。於是，會館便擔當起購置冢地，辦理善舉的義務。會館「專寄同鄉、同業旅櫬，不取寄資，俟購得冢地，再行代為掩埋，以成其善」。許多會館，都購有義地，專門安葬同籍商人。會館還常常辦理扶危解患、濟貧救困等善舉。到後期還開辦義學，供同籍商人子弟入學讀書。

明清山西商人會館對歷史文化的發展發揮過重要的作用。第一，它把關公的忠義誠信精神直接引入商界，作為經商的核心理念，使我國傳統的商業文化發展到了一個新的層次。第二，它以巨大的經濟實力為後盾，在建築的布局、形制和裝飾藝術如園林化、磚雕木雕、書法石刻、詩文楹聯等方面精心設計、精心施工，使其成為古代建築藝術的集大成者，把我國傳統的建築文化推向很高的水平，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遺產。第三，它把舉辦戲劇演出（俗稱「廟會」）以娛神娛人作為重要活動，以其經濟實力和商業需要，有力地推動了秦腔、晉劇、豫劇、崑劇、花腔等許多劇種的成熟和繁榮，對我國傳統的戲劇文化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第四，它拓展了關公文化領域，豐富了關公文化的內涵，對關公文化的傳播以至使其走向世界發揮了重大作用。對關公的崇拜和信仰，封建王朝的主要著眼點在於關公之「忠」，在於維護大一統的皇權統治；士大夫階層的主要著眼點在於「義」，在於以「武聖人」關夫子體現「文聖人」孔夫子的儒道；一般民眾的著眼點在於「泰」，在於保佑國泰民安、風調雨順、消災免難。

明清時期，在全國各地曾有數百座以至近千座的山西商人會館，它們曾展示過明清山西商人的輝煌。然經歷史滄桑，於今大都不存。現存的如江蘇蘇州全晉會館、徐州山西會館，安徽亳州山陝會館，山東聊城山陝會館，河南開封山陝甘會館、周口山陝會館、洛陽澤游會館和山陝會館、南陽社旗山陝會館，湖北襄陽山陝會館，內蒙古多倫山西會館等，大部分已列入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近些年來，這些古建築群又被開發為當地的旅遊景點，為經濟發展再做貢獻。我們感謝先人為我們留下這些厚重的文化遺產。這些珍貴的歷史遺珠，將在中國歷史研究，明清商業文化及民情風俗、戲曲古建藝術等研究領域以至經濟發展方面，顯現出更加重要的價值和深遠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