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渡深水區：清朝改革如何走入泥潭

厲行新政的雍正帝

康熙要維持官場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改革的「硬骨頭」就只好留給下一任領導核心雍正來處理。但雍正皇帝的一系列改革，多是應急式的維穩措施，通過在原則上的退讓和技巧上的更新，起到了短時強心針的作用，卻為今後埋下了巨大的隱患。大清王朝迎來了更為腐敗、更為貪婪、當然也更為危險的新時代。

1712年4月4日，農曆二月二十九日，清明節。

康熙皇帝即位已51年，而離大清國定都北京已經68年了。朱元璋的那句可怕咒語——「胡人自古無百年運」，應該越來越強烈地縈繞在康熙的心頭。此前那個成功入主中原的「胡人」朝代元朝，在中原僅僅生存了97年。留給大清國突破歷史宿命的時間，只剩下短短的32年了。

形勢並不樂觀。在看似海清河晏的盛世背後，危機重重：土地兼并嚴重，流民泛濫，這不僅造成了國家稅收的大量流失，也成為嚴重的不安定因素。

這一天，康熙宣布了一個前無古人的決定：永不加賦！

「永不加賦」

「永不加賦」這一千古仁政，在推行的初期效果並不好，甚至在官僚體系的運作之後，走向了反面，仁政成為苛政。

清晨，康熙召開了一次由大學士和六部九卿參加的中央全會。

康熙明確宣布「永不加賦」，即以「現今」的人丁數為徵收錢糧的上限，此後即便人口增加，國家也不再加收人頭稅。

此時的大清國，已經進入了經濟增長、社會進步的好時光。但是，盛世之下的隱憂是，官方所能掌握的「丁口數」，即便在康熙宣布「永不加賦」的時候，也只有區區2034萬。大量的人口，為了逃避繁重的賦稅，選擇了成為「黑人」，沒有申報戶口。而在經濟大發展的時期，這些「黑人」卻只能打「黑工」，甚至都不敢去開荒——開荒就意味著要與繁雜的苛捐雜稅對接。

於是，一個弔詭的現象出現了：一方面，是大量的土地乏人耕種，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失地」兼「失戶」農民成為「黑人」。在土地兼并中形成的一小群既得利益集團，卻同時享受著土地兼并和「黑工」廉價勞動力的優勢，並且因為其自身家庭人數稀少，而承擔著與其資產規模並不相稱的較低稅賦，並因此而拉低了整體的財政收入。這對於一個政權而言，是個巨大的風險。經過多年的積累，已經有了一定家底的康熙，決心解決這個問題。

自此，「永不加賦」這場減輕農民負擔的大運動，掀開了序幕。

與大清官方的自我表揚不同的是，「永不加賦」這一千古仁政，在推行的初期效果並不好，甚至在官僚體系的運作之後，走向了反面，仁政成為苛政。

造成異化的原因，首先是其可操作性的問題。「永不加賦」的定額稅，要層層分攤，最後具體落實到每家每戶。作為「分子」的稅賦是固定的，但是，作為「分母」的人丁數卻是變動的，這就造成了操作層面的巨大成本和變數，這為地方胥吏們提供了巨大的尋租空間。

體制內的改革者們，將矛頭指向「以田為經，以丁為緯」、同時徵收田賦和丁稅的雙軌徵收制，提出了「攤丁入畝」的思路。

攤丁入畝

雍正接手的攤子，表面光鮮，內里腐爛。康熙延宕下來的很多工作，到了雍正手裡，都成了無法迴避的「硬骨頭」。

康熙皇帝卻還是有相當顧慮。

畢竟，這樣的改革，動的是地主們的乳酪，他們田多丁少，本來承擔的丁稅就很低，而其中不少人又有「功名」在身，享受「國家幹部」待遇，無需服任何徭役，一旦「攤丁入畝」，一方面他們的稅賦比重將大大提高，另一方面等於他們將用貨幣化的方式承擔國家的徭役。要動這塊乳酪，當然要慎而又慎。

康熙55年，康熙低調同意了廣東的試點要求，「准廣東所屬丁銀，就各州縣地畝攤征，每地銀一兩攤丁銀一錢六厘四毫不等。」隨後又加上了四川，「田載丁而輸納，丁隨田而買賣。」

兩省的試點相當成功，「公私稱便」，但直到康熙駕崩，「攤丁入畝」還依然停留在試點階段，他把這個任務留給了下一任的領導核心雍正皇帝。

雍正接手的攤子，表面光鮮，內里腐爛。康熙延宕下來的很多工作，到了雍正手裡，都成了無法迴避的「硬骨頭」，甚至時不我待的「急難險重」。

登基之初(雍正元年，1723年)，對於是否推行及何時推行「攤丁入畝」，雍正皇帝依然相當猶豫。直隸巡撫李維鈞奏請在天子腳下先行推行，雍正的答覆是：「此事尚可少緩，更張成例，似宜於豐年暇豫、民安物阜之時，以便熟籌利弊，期盡善盡美之效。」(《雍正朝實錄》)

但是，他還是將奏摺下發戶部，要求戶部拿出意見。戶部經討論後，贊同直隸的想法，建議中央「應如所請」。

自此，直隸確定自次年(1724年)起開始推行「攤丁入畝」。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直隸做出表率後，各省紛紛仿效，至雍正十三年，直隸、福建、山東、河南、浙江、陝西、雲南、江蘇、安徽、江西、湖南、廣西、湖北等13個行省基本上實行了「攤丁入畝」。以康熙五十年為基數確定的全國人丁數(2460萬)和全國丁銀數(335萬餘兩)，都固定下來，基本被攤入了各地的田賦中，「地丁合一」，一體「輸納徵解」。

將人頭稅和土地稅合二為一的「攤丁入畝」，「因田起丁，田多則丁多，田少則丁少」，最大的受益者是農村的無田貧農及城市平民，他們因此擺脫了徭役。流民終於大幅度地減少，一種大維穩的格局逐漸實現。

人口的迅猛增長，是這種維穩格局的第一產物。

還有一個階層在無意當中成為受益者——那就是城市的中產階層。這個富而不貴的階層，之前也必須承擔徭役，而如今因為沒有田產，正變得一身輕。這當然是一種新的不平衡，不過在大維穩的格局下，實在無關大局。

農村的縉紳大戶，則成了這一改革的成本承擔者。「攤丁入畝」打破了此前賦稅負擔的階級界限，「無論紳衿富戶，不分等則，一例輸將」。而之前，縉紳及有秀才、舉人等功名的人，享受國家幹部待遇，無需服徭役或繳納丁稅。而改革之後，「幹部」們能夠享受的特權，只是豁免地丁以外的其他雜差，而他們繳納的新地租中，包含了此前他們無需負擔的丁銀，這等於是他們用貨幣方式開始承擔徭役。

「攤丁入畝」簡化了稅則，更為有效地保障了財政收入，之前因恐懼於賦稅而隱匿的人口，日漸浮出水面。新制度下，稅收只與土地掛鉤，與人口無關，此前徵收難度相當大的丁稅，被捆綁進了不可移動和隱匿的土地稅，這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徵收效率，各地財政收入有不同程度的「溢額」情況。

「攤丁入畝」後，政府不能再下民間攤派徭役，轉而到市場上購買勞動力，推行「雇役制」，這在一定程度上為失地農民提供了再就業機會，並推動了勞動力市場的興起。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