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這篇文章之前，我特地問了就職於某巨頭互聯網公司的朋友：「你們加班那麼嚴重，你怎麼平衡工作和生活啊？」

他一臉淡定，說：「我不用平衡啊，工作就是我的生活。」

眾所周知，日本的加班文化是出了名的嚴重。BBC曾對日本工薪族進行過報道記錄，發現只有那些願意並能承受長時間加班（working long hours）的員工才能說服公司留下自己，成為兇殘戰場中的倖存者。

甚至「過勞死」（karoshi）一詞最初就產生於日本。

而據說，北京某互聯網公司招了個日本人做研發，上班第一天就對部門同事說：「我在日本是個工作狂，每天都很晚回家，希望大家能跟上我的節奏。」

一個月後，他辭職逃回了日本，扔下一句話，「你們這樣加班，整天睡在公司是很不人道的！」（節奏可不是那麼好帶的。）

也許這只是個用苦難熬出來的段子，但加班、無止境的加班、加班致死，這些卻是真實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事情。

而我們今天就想要和大家聊聊這個年輕人避不開的話題：加班（overwork）。

逃得了北上廣，也逃不掉加班

給你一張機票，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大理來段邂逅，西藏洗個靈魂。而在這一切結束之後，不得不面臨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你翹班甩掉的那些工作，都等著你回來加班加點完成呢！

在這樣一個飛速發展的時代，無論是北上廣深，還是二三線城市中的年輕人，都把事業、工作看做生活的重心。

而其中又有一些職業和領域的加班現象尤為嚴重，以互聯網、IT為首，深夜12點燈火通明的大樓在北京隨處可見。深夜走在商業區常常有這樣的感受：一群群年輕的生命，燃燒了自己，照亮了整個城市。

除此之外，另一些特殊行業的從業人員也面臨著無可奈何的加班。例如，醫護工作者是基本不存在「準時下班」的情況的，並且即時在休假中，也要處於隨叫隨到的待命狀態。

那麼人們到底因為怎樣的原因，非要加班不可呢？

• 單純工作量過大（job demand）：可能因為目標設置不合理、上級指派任務過多；

• 工作效率受阻：辦公室干擾物太多，工作時容易分神，導致效率低下，不得不用更多時間彌補；現在很多公司採用的「網吧式辦公」，看似是拉近的權力距離，更加扁平化，但其實卻造成了更多的干擾。

• 工作設置不合理： 包括分工不明確、角色模糊（role ambiguity）、溝通不暢（lack of communication）、員工掌握的自由度過少（high strain ）；

除了在工作場所消耗額外時間，加班其實還有一種隱性的形式，即工作事務突破邊界闖入人們生活的每個縫隙：在周末查看郵件，回復同事、客戶的信息，這些日常瑣事也會佔用精力和大量時間，使人們處於「精神在線」的狀態。

小編自己的感受是，生活中隨時隨地在找選題積累素材，看到什麼事情，第一個反應就是：這個能不能寫？它這個文章哪裡寫得好？

我的一個程序員朋友，洗澡的時候腦子裡都在review代碼。

在互聯網時代，很難有邊界清晰的工作

。

幾十年前的工作以體力勞動或機械作業為主，下班就是下班，離開崗位之後的時間是完全屬於私人的。而現今的時代，對大部分腦力勞動者來說，下班只是意味著「換個地點繼續工作」。

這種「加班」在某種程度上講是自己主動選擇的，隱性加班的員工們可能想對老闆說的是：「我們的關係，全靠我的內部動機在撐。」

這或許是信息時代在人們身上產生的副效應，給人們的大腦蓋上了精神印章。

「感覺身體被掏空，我累得像只狗」

無論是社會學、心理學、醫學的大量研究，還是你爸媽分享的爆款養生文章，已經有太多的證據表明了：加班會對身體、心理健康造成極大損傷。例如：

• 增加肥胖、患糖尿病的風險：胖是工傷

• 心血管疾病

• 肌肉骨骼疾病、關節炎

• 患癌症風險增加

• 失眠、睡眠障礙

• 飲食不規律造成的腸胃疾病

• 抑鬱、焦慮等心理健康問題

• 影響整體幸福感：降低生活滿意度，影響親密關係

• 工作倦怠（burnout）：指工作量過大、工作時間過長所導致的精力耗竭、消極情緒增多的身心俱疲的狀態。

這個列表可以無限地增加，但似乎都是指向員工自身的，上班族被無情的資本家剝削，剩餘價值在加班中被充分地利用了起來，公司和老闆成了加班的受益者。

網上就有段子說：

對待加班，管理者需要掌握尺度，既要保證工作順利進行，又要滿足員工對生活質量的需求，有些領導就因為掌握不好這個度，生意蒸蒸日上越做越大。

然而，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蓋洛普諮詢公司的調查顯示，美國10.8%的員工曾被診斷為抑鬱，而光抑鬱這一項，每年就造成230億美元的損失。因為工作倦怠產生的績效損失以及經濟損失更是不計其數。

加班是一個回報遞減的過程：對於員工自身，長時間持續工作會損傷大腦認知功能，減弱記憶力和注意力，而在工位上多付出的那些時間，其實是「不出活兒」的。

從公司的角度，加班所引導的其實是一種假性出席（Prensenteeism）的狀態：是指因為身體或心理上的疾病，導致個體雖然勉強來上班，卻實則沒有任何工作效率和產出。

也許你也有這樣的體驗：身體坐在工位上，心思卻不知飄到何方……時間一點點流走，但同事們卻都沒有「下班」的意思，也許同樣的疑惑瀰漫在每個人的心中，但誰也不敢邁出第一步，只得用抖腿來詮釋自己的焦灼。

統計結果表明，假性出席所造成的生產力損失、以及公司付出的成本，其總和甚至高過曠工帶來的損失。

「下班」為何成了件艱難的事？

當你看完上面這些加班的危害之後，或許和我的想法是一樣的：so what？

雖然明知加班對自己的身心健康有百害而無一利，但每一個人都在活生生地詮釋著「我拿青春賭明天，你用生命換績效」。

我們為何口口聲聲喊累，卻身體力行加班呢？

1. 加班文化和群體壓力

   有一種理論認為，整個大環境是病態的，所有人，從搬磚到高管，都處於一個由經濟激勵、企業文化、和技術發展的漩渦中受到衝擊。

   「他不走，我也不敢走」、「你不樂意加班，那我找願意的人來替代你」。這些外界壓力使得加班成為了一種常態（norm）。

   沒有人真正制定了加班的規範，我們都只是對那些我們無法控制的宏觀力量做出反應，用腳投票投出了加班。

2. 個人價值的體現

   努力和忙碌成為了新時代的美德，似乎所有人以有奮鬥綜合征（striver syndrome）為榮，認為只有努力工作的狀態才是有價值的，其他任何放鬆休閑的都是罪惡和浪費時間。

   文章開頭的那個工作狂朋友，他曾跟我說：「好像我要比別人都努力，我才有活著的價值。只有一心撲在工作上，我才能找到意義感。」

3. 加班其實是一種逃避

   很多研究者認為，工作壓力比生活壓力要小得多，生活中的大多數事情都沒有固定的規則，比起這種不確定性給人帶來的焦慮的恐慌，工作上的一點壓力顯得不足為道。

   因此對於一些人來說，工作成了他們的避風港，一個讓人感到自信和可以控制的地方。他們寧願在辦公室里躲得久一點，也不願面對瑣碎的柴米油鹽。

無論出於怎樣的原因， 當你將利益刺激、權威、紮根於內心的需求、動機結合起來，它似乎變成一種強大的力量，混合成一杯醉人的雞尾酒，使我們強忍著咽下。

難道我的青春就註定獻給加班？

電影《人生遙控器》中，男主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了工作上，忽略了家庭。直到人生的最後時刻，才握著兒子的手，說出「Family first」（家庭第一）。

日劇《逃避雖然可恥但是有用》中有這樣一段對話：

那些有所感悟的時刻，往往都伴隨著悔憾。

這些話當然是出自「過來人」之口，他們經歷了一生，然後教導年輕人，不要忙工作，要注重生活中被忽視的美好、詩和遠方。

但無論是出於經濟因素、毒性的大環境，還是那些「無可奈何」，有一些人依然會在懂了所有道理之後，選擇加班。

既然如此，

那我們來看看如何健康地加班吧？

1. 做好時間管理，設置工作優先順序，不要讓回復郵件等瑣碎的事務佔用整塊的工作時間。

2. 減少工作環境中的干擾物，一個整潔的桌面就可以使效率提高不少。

3. 設置日常慣例（routine），減少規劃和決策（要做什麼）造成的精力消耗。

4. 心理健康狀態是對人的日常影響最大的因素，卻也是最被忽略和低估的。花些時間關注自己的心理健康，例如，在周末做一些冥想練習，每周和諮詢師約談，都可以幫助減少焦慮和抑鬱情緒所帶來的困擾。

生活的每時每刻都在做出選擇，我們不想倡導哪一種價值觀一定是對的，每個人都有自己所追求的東西，但只願我們在老去的那天，回想過往的時候，有憾而無悔。

我熱愛加班，加班使我進步。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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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michael, S. G. (2015). The research is clear: Long hours backfire for people and for companie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Hemp, P. (2004). Presenteeism: at work-but out of it.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82(10), 49-58.

Kuroda, S., & Yamamoto, I. (2016). Workers』 Mental Health, Long Work Hours, and Workplace Management: Evidence from Workers』 Longitudinal Data in Jap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RIETI).

Van der Doef, M., & Maes, S. (1999). The job demand-control (-support) model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 review of 20 years of empirical research. Work & stress, 13(2), 87-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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