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曾有一段歷史時期被捧為名人，事實上，他確實是一個強有力的人物，但同時他也蠻橫好鬥、固執己見、缺乏清醒的判斷。他瞧不起蔣介石，把蔣稱為「花生米」。不僅在他的日記里，而且在他同參謀人員和上司交談的話語中，他常常會若有所思，大發感嘆，說如果能拔掉蔣介石這根眼中釘那事情就會好辦得多。甚至在開羅會議或同多恩的談話之前，史迪威把卡爾·F.艾弗勒，美國駐華高級情報官，召喚到他在新德里的辦公室。據艾弗勒所說，史迪威告訴他，要想打贏這場戰爭，「就必須擺脫掉蔣介石」。在聽取了史迪威的指令後，艾弗勒詢問如何實現這一目標，然後他確定了採用屍檢檢測不到的肉毒桿菌毒素，這將是一個有效的武器。但是，1944年5月，在緬甸總部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史迪威告訴艾弗勒他改變了主意，不準備幹掉蔣介石了，此事就此不了了之。

這些都是荒唐古怪的想法——將一個盟國領袖從飛機里拋出去，或者以羅馬帝國最常見的陰謀方式來給他下毒。但事實真相在歷史上有案可稽，不僅在目擊證人的回憶錄中提到過，在有關蔣介石的嚴肅認真的傳記中也有過探討。如此便成為衡量美國決策者們在中國所面臨困境的某種方式，這個國家不管是在二戰期間還是在戰後都是又貧窮又分裂，他們對這麼一個不完美領袖的期望實在是勉為其難，如何對付他確實是個難題。

十次成為《時代》封面人物，具有「傑出的、高尚的人格」

自二戰以來數十年里，把蔣介石看作二十世紀歷史中最大的無能之輩之一，已經是世所共知了。然而，在當時，甚至是後來，人們都有理由以更加同情的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個卓有成效的領袖，深陷巨大的弊端之中而仍致力於為國家爭取光明的未來。最近的傳記，尤其是前美國外交官陶涵（Jay Taylor），強調了蔣介石的優秀品質，而不是他的不足之處，並把他描繪成在幾乎不可能的情況下仍苦苦奮鬥的勇士，特別是在毀滅性的日本入侵之後。

蔣介石享有著幾乎是一種普遍的信念，他在勇敢地抵抗著邪惡入侵者的赤裸裸的侵略。這個形象在美國得到了有力的支持，最重要的支持來自於亨利·盧斯，他是一位傳教士生於中國的兒子，是《時代》雜誌和《生活》雜誌的創始人，這兩份都是美國最有影響力的雜誌。多年來，蔣介石有十次成為《時代》雜誌的封面人物，超過了羅斯福、斯大林、丘吉爾，或其他任何人。

盧斯遠不是中國戰場上唯一能夠看到蔣介石的人格和領導能力上的偉大的激情觀察者。曾經在魏瑪共和國時期有效地指揮過德國軍隊且在北伐期間擔任蔣介石首席顧問的漢斯·馮·塞克特，稱他具有「傑出的、高尚的人格」。後來被錯誤地指控為共產黨間諜的漢學家歐文·拉鐵摩爾，也稱他為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一個有著「高度民族主義」的人物，「肯定能在關鍵時刻負責將中國團結一致」。飛虎隊指揮官克萊爾·陳納德在1943年告訴羅斯福（史迪威當時也在場），蔣是「當今世界上兩三個最偉大的軍事和政治領導人之一」。

小說家韓素音（Han Suyin），後來成為毛澤東的不折不扣的追隨者，在戰爭初期對蔣介石的崇拜也同樣是不折不扣的。她寫道，中國的統一是「由於一個人的天才，一個精幹、不事張揚的年輕的中國軍官」，在「十六年黑暗中的鬥爭」之後，他實現了中國革命的目標。在許多絢麗多彩的散文中，她繼續描述道，蔣介石擁有「長城般的堅強意志，就像中國江河中的滔滔洪水，勢不可當」。他是「一個手中掌握著我們四萬萬人的命運的人」。

同樣令人驚訝的是，在1944年年底來到中國擔任中國戰區美軍司令的阿爾伯特·C.魏德邁眼裡，不是蔣介石在戰爭中表現得如何糟糕，而是多麼出色。相比於英國和蘇聯，他寫道，中國得到的僅僅是「涓涓細流似的援助」，但「儘管被西方冷淡和忽視，它卻頑強地作為一個國家實體設法生存了下來」。魏德邁毫不掩飾自己在對待蔣介石的問題上與他的前任史迪威的分歧。「遠不是史迪威和他的一些美國記者朋友所描述的那樣勉強應戰」，魏德邁後來寫道，中國「在抗戰中表現出驚人的韌性和忍耐力」。

「越來越虛假，完全是一種人為的誇張」

在整個戰爭期間，蔣介石在眾人眼中一直是一個英雄，不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但對於其他許多人而言，幻滅逐漸形成了。到了戰爭後期，他的形象和聲譽已經一落千丈，尤其在蔣介石不可缺少的盟邦美國眼中，比任何其他國家都更糟。到1945年年初時，蔣介石這位曾經的中華風雲人物，《時代》雜誌封面上騎白馬的豪俠，其聲譽已淪落成某種混同於對立面的東西，幾乎等同於心胸狹窄、蓄意阻撓、陰險狡詐的獨裁者。這就是史迪威對蔣介石通常的表述，這種表述逐漸開始被美國的許多中國問題專家及許多新聞界人士所接受，並認為是準確無誤的，即使廣大公眾對此還不甚了了。就在陳納德赴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肯定蔣介石的偉大功績的同一天，史迪威卻當著羅斯福的面將蔣介石形容為「優柔寡斷、玩弄花招、無法依靠的流氓無賴」。對許多美國人而言，包括蔣介石的一些最密切的觀察者，蔣已然成了一個右翼獨裁者，更像那些日子裡甚囂塵上的法西斯領袖本尼托·墨索里尼或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而不是喬治·華盛頓，儘管許多美國人漸漸意識到，中國總體上有其特定的文化盲點。「他們是虛假東西的偉大信徒。」約翰·馬格魯德准將，中國軍隊的高級顧問，向美國陸軍部如此彙報道。他們無視現實，偏好「討人喜歡但虛妄的假象」，竟然還有人把他們在日本人手中遭受的失敗，說成他們贏得的勝利。

在華美國人中這種幻滅感也很強烈。「哪裡是英勇的抵抗？」史迪威問道，「哪裡有偉大的游擊戰？哪裡有改革或者哪怕是對這個問題的基本理解？」他把蔣介石政府比喻為德國納粹——「同樣的世界觀，同樣的強盜。」史迪威曾向羅斯福總統的陸軍參謀長喬治·C.馬歇爾概括他與蔣介石的一次談話，稱簡直就是「一個半小時的狗屁廢話」。在他的日記和寫給在家鄉的妻子的信里，這位美國指揮官更是尖酸刻薄。他寫道，蔣介石是一個「固執、愚昧、抱偏見、唯我獨尊的獨裁者」，是一條「貪婪、偏執、忘恩負義的小響尾蛇」，他主持著「一個一黨政府，靠蓋世太保支撐著，領導人神經不正常，沒受過什麼教育」。

造成這種情況的某些原因是法國人所說的「usure」（磨損），本義為因時間的推移使得物體緩慢地失去光澤。戰爭久拖不決，加上日本軍隊的「掃蕩」，大批人員傷亡，不斷湧現的難民流，嚴重的饑荒和營養不良，秘密警察可怕的光顧，一隊隊用繩索捆著的壯丁被押往前線去打仗卻衣不蔽體、未經訓練、缺少武器和食糧，無能的政府難以制止日軍暴行——所有這些事情都削弱了曾經的偉大領袖的地位。國民黨政府試圖通過大量的遊行和歌曲以及隨處可見的標語來鼓舞士氣。政府新聞辦公室推出了無盡的系列報道，宣揚有關英勇抵抗和日軍遭受巨大人員傷亡的好消息（其中大部分是虛構的），但在某些時候現實會變得不可避免，當這種時刻來臨時，領導人就應該當仁不讓地負起責任。蔣介石也會犯錯誤。他鎮壓持不同政見者；傑出人士或被關押或遭軟禁。報刊新聞被嚴格審查。蔣介石的形象變得似乎越來越虛假，完全是一種人為的誇張。

對蔣介石的行為的幡然醒悟源於這樣一個事實：不論是就美國人還是就中國的領導人而言，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是極其不同的兩場戰爭。對美國而言，這場戰爭是為了打敗日本，隨之而來的感覺是美國在戰爭中做出的部分犧牲是為了中國的利益，尤其是為了中國那不完善的，並且如史迪威所說的，「忘恩負義」的政權。1944年秋天，在聽膩了史迪威的牢騷報怨之後，馬歇爾獲得蔣介石的首肯，得以調遣中國軍隊赴緬甸北部參戰，這是「戰爭開始以來蔣委員長第一次在提高他的軍隊的作戰能力和改進兵員招募方面表現出積極關注」——這一評論針對的是這麼一個領袖：他的軍隊當時已經傷亡過百萬，並且已經牽制了日本最精銳的百萬部隊長達七年之久，其中大部分部隊是可以被直接用來對付美國人的，假如中國已經投降了的話。

《中國1945》【美】理查德.伯恩斯坦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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