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科舉極不公平，逼得讀書人不得不下海寫劇本為生

文/杜雅萍

時間來到元朝，蒙古鐵騎橫掃歐亞大陸，成吉思汗的子孫建立起一個龐大而鬆散的大帝國。然而，因為成吉思汗的子孫讀書少，以為可以依靠馬上治天下，結果幾個金帳汗國壽命都不長。在中土，王朝建立50多年，才勉強開始接受漢化，可惜為時已晚。

1、 關漢卿們的日常

寫了《竇娥冤》《救風塵》《望江亭》《拜月亭》《魯齋郎》《單刀會》《調風月》等經典戲劇劇本的關漢卿，是元代知識分子、文人的代表。他們滿腹才華，卻無處施展，不得不寄身於勾欄梨園，寄情於傳奇雜劇，寄命於無常時世。

梨園領袖關漢卿，燕人（北京人），顏值高、學問高，情商高，段子高手，這樣的風流才子，當然深受女性歡迎。他寫《南呂一枝花》贈給女演員朱簾秀，說自己「半生來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可信度有多高？估計有吹牛的成分，但也可能是真的，因為關漢卿是多面手，「我玩的是梁園月，飲的是東京酒，賞的是洛陽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會圍棋、會蹴鞠、會打圍、會插科、會歌舞、會吹彈、會咽作、會吟詩、會雙陸。」

光看他會的這些，就知道關漢卿的智商肯定非常高，他的交際圈全是社會底層，如同行雜劇作家，如楊顯之、梁進之、費君祥，散曲作家王和卿，以及漂亮的女演員和名妓。

這在其他時代是不太可能發生的事情。在唐朝，詩寫得好，就能到處混吃混喝娶到大官家的女兒，比如李白同學。在明朝，畫家、詩人什麼的，往往也是大官家的座上賓，唯獨在元代，讀書人地位降至低谷。

像關漢卿這樣有創作才華的讀書人，還能下海寫劇本，天天去勾欄，那些志不在此或技能點不在此的讀書人，日子就不好過了。原因很簡單，朝廷不需要讀書人，反智的時代里，讀書無用論總是通行於世的。

元代社會分為四個等級，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四等級之間地位差距很大，漢人和南人受到嚴重剝削與歧視。《元典章》中規定，蒙古人、色目人、漢人犯法分屬不同機關審理。蒙古人毆打漢人，漢人不得還手；蒙古人打死漢人，只需流放北方充軍；漢人、南人甚至連養狗也不允許。

受影響最深的是讀書人。元朝初期，科舉考試被廢除了，直到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才恢復，後來也是時斷時續。即便開科取士，依然沒漢人啥事。錄取名額規定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和南人均分，而且錄取人數非常少。

科舉仕途無望，由吏入官同樣對漢人極其苛刻。鍾嗣成《錄鬼簿》中的一些著名散曲作家，如鄭光祖、劉致、吳弘道、張可久、曹德等，皆是由吏升遷不成，不得不寫劇本寫曲子解決生計問題。可惜不是每個編劇詞作者都是關漢卿那樣的梨園班頭，大多數讀書人窮愁困頓終生。而那些僥倖走入仕途的漢族士大夫，也同樣受到歧視。

2、蠻族政府的粗放型選官

忽必烈入主中原後，延請了一些碩學大儒到北京來——做花瓶。蒙元與其他汗國一樣，實施軍事化建制。至元二年（1265），忽必烈詔令：各路主官達魯花赤只能由蒙古人充任，漢人只能擔任負責具體管理事務的「總管」，府、州、縣的達魯花赤也是如此。而且規定，即使南人考中進士，也不能擔任中央的御史、憲司官、尚書等中央台省官員。

對於馬背民族來說，一貫採取兩點之間直線最短的實用主義策略。元初，國家多事，軍費開支大。於是，忽必烈重用阿合馬、桑哥等人，讓他們「理財助國」。科舉制度選材的時間成本和效率不如送錢上任來得快。

元武宗規定南人不能擔任廉訪司的書吏，連「吏」也當不成，徹底斷了讀書人的生路，這才有了元初社會的「十等」人說法，讀書人排在第九（臭老九典故之由來），所謂「八娼、九儒、十丐」。

治理龐大的帝國，必須要有官吏才行，相比於正統中原王朝，元朝銓選制度有其特殊性：

第一，高級職位中有相當部分被由怯薛出職的世勛子孫所佔據，即當官的都是蒙古貴族或最早依附於蒙古貴族的色目人、金人等。這是游牧民族政權的常規套路。

第二，中、下級官員中的絕大部分，乃至少數高級官員，多由吏員出職，甚至由官復吏，再出職升任品級較高的官位。這是沒辦法的辦法，升上來的吏員中，漢人和南人比例極小，因為制度上規定有差別，漢人、南人要熬到50歲，前兩個等級的30歲就能陞官。

第三，元代前期一直沒有設科取士，後來雖然實行科舉，對整個官僚構成的影響，也遠不能與唐宋諸朝相比較。

簡言之，元朝銓選制度有且只有一個原則，即優待蒙古、色目人。一般漢人、尤其是「南人」，很少能進入高級官僚的行列；大多數擠進仕途的漢人、南人，基本上在中、下級官吏的職位上過完鬱悶的一生。

自忽必烈開國算起，科舉停廢長達半個世紀。直到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元世祖下詔中書省與翰林院商議選舉程序。至元六年（1269年）七月，立國子學。十年（1273年），真金太子奉旨行科舉。次年（1274年），省臣議定科舉程序。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禮霍孫、留夢炎等請設科舉。許衡議科舉，罷免詩賦，重視經學。科舉制度始定。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十月，定科舉程序，每三年舉行一次，分為鄉試、會試、殿試三道。

即便開了科舉，對讀書人來說仕途一樣黑暗。元代科舉取士（包括國子監生員會試中選者）共1200餘人，占當時相應時期文職官員總數的4%，以科舉進身參相者共9人，其進士中官至省部宰臣（包括侍郎）、行省宰相及路總管者，亦不過六七十人。

元代雖然不重視科舉考試，但元代科舉卻給明清科舉考試的內容有深刻的影響。宋代開始，科舉考試重經，到元代，將朱熹的理學定位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

元代地方一級考試沿用金朝，其科目，蒙古、色目人試二場。第一場考經問五條；第二場策一道。至正時改經問五條為三條，另增本經義一道。經問只在《四書》內出題，增本經義一道，須在《詩經》《尚書》《周易》《春秋》《禮記》內明一經。漢、南人試三場。

考試的內容都在程朱理學範圍內，考試用書也都是朱熹及其門人的作品。如《四書》《詩經》用朱熹注；《周易》主程頤、朱熹之說；《尚書》用朱熹門人蔡沈之說；《春秋》用程頤弘淑胡安國作的傳。這樣，除《禮記》尚用古註疏，《春秋》許用左傳、公羊、穀梁三傳外，其他儒家經典一律以程朱理學為本。

從此，科舉成為有標準答案的統一考試，同讀紅寶書，讀書人的思維格局和知識限制在程朱理學範圍內，獨立思考、激揚文字，在分數面前都是渣渣，再有個性，大多數人都不會拿自己和家族的前途與未來冒險。

雖然科舉對元一代的既定用人格局，沒啥大用處，但以理學取士，維持了將近600年。可以說，從元代開始，程朱理學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幾乎佔據了絕對的統治地位。

這份來自北方蠻族的「禮物」，影響實在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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