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今天的貧富差距拉得如此之大之快？

作者：孫立平

編輯：酸姐

文章來源於孫立平社會觀察（thslping888）

丨上篇丨

在當今的世界，貧富懸殊正在成為一個越來越突出的問題。不僅中國是這樣，許多西方國家也是如此。而且從最近一段時間來看，對這個問題的反應，正在牽引著許多國家社會政治的走向。在西方一些國家民粹主義的捲土重來，就是一個例證。

如何來認識這個問題？在本學期為本科生開設的《中國社會》課程中，我先是和學生一起閱讀了幾篇文獻，然後再一起討論這個問題。

閱讀的第一篇是水木然先生的《中國進入「強者通吃」的局面，我們已別無選擇》。水木然先生是一位專欄作家。他這篇文章的觀點雖然不屬原創，但有意思的是他把不同歷史階段的貧富差距劃分成三種不同的類型，並做成了三幅一目了然的圖。

這種貧富或財富分布之所以是直線的，是因為人們的收益或財富形成是建立在直接勞動基礎上的。你能力差種一畝地收穫100斤糧食，他能力強種三畝地收穫300斤糧食。由於人們勞動能力的差異是有限的，貧富差距不可能過於懸殊。

曲線分布形成的基礎是僱傭關係。僱傭關係的出現，使得僱主可以僱傭多個勞動力，可以將多個勞動力創造的財富疊加在一起。這時的貧富差異就不再是一種簡單的加法關係，而變成了一種乘法的關係。由此形成的財富曲線也就更加陡峭。

所謂指數增長是指一個變數在一個時期內以固定比率增長。為什麼現代社會的財富分布會呈現一種指數分布？水木然認為，關鍵是鏈接變了。在現代社會中，鏈接無所不在，渠道的暢通可以使資源和財富集中到極少數人的手中。

這裡讓我想到兩個問題。

一是收入與財富之間的關係。

上面的這幾張圖，是把收入與財富混在一起來說了。當然在籠統的意義上討論貧富問題，這樣也未嘗不可，但如果深入一點分析，應當把財富與收入區分開。這對於思考這三十年間中國貧富差距的變化更是一個現實的因素。

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實際上是基本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個人財富的。那時的貧富主要指的是收入的差距。

改革開放30年，私人財富開始出現，並在迅速增長。

由於財富是積累性的，一個社會財富的差距往往要大於收入的差距。如果用基尼係數來衡量，財富基尼係數往往要大於收入基尼係數。而且人們可以看到，這些年由於財富的迅速升值，財富的變化已經成為拉大中國貧富差距的更重要因素】

二是，在不同歷史時代，社會應對貧富差距機制的變化。

在傳統社會中，那時的貧富差距是線性的，差距相對來說要小一些，應對的機制主要是親戚鄰里之間的互助。在曲線分布階段，貧富差距拉大了，僅僅靠上述的互助就不行了，於是，形成了國家層面的再分配機制。但最近這些年西方福利國家制度面臨的種種問題表明，隨著貧富差距的急劇拉大，已經使得再分配機制不堪重負。這也許就是西方福利國家近年來面臨的種種問題的根源。這也許意味著需要一次新的體制創新，儘管我們現在還不知道這種創新的方向是在哪裡。

這裡最關鍵的是要弄清楚，現代社會中，特別是最近若干年，貧富差距為什麼拉大得這麼快？於是，我們閱讀的第二篇文章是陳志武教授的《收入差距為什麼在惡化？》。收入差距惡化的現象是明顯的。這突出表現在財富的數量級上。「十八、十九世紀時，中國富豪的財富以萬兩銀子作為基本計算單位；英國商人把百萬英鎊看成可望而不可及的天文數字；而1800年前後，如果一個美國人的個人財富能達百萬美元，他毫無疑問能進入當時的首富榜。如今，中國首富的計算單位不再是『萬元戶』級，而是數百億級。但與此同時，不管是在十八、十九世紀，還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各個社會都有赤貧階層，他們在收入分布的最底層，收入和財富幾乎一直為零」。所以人們看到，貧富成為距離越來越大的兩個不同的世界。

問題的根源在哪裡？陳志武教授認為，不能將其歸結為「資本的貪婪」或「道德的淪喪」。

關鍵的因素是如下兩點，一是現代技術所導致的商業模式的變化，二是全球化導致的機會差距的變化。

首先，技術進步使得新型的商業模式得以形成，而新的商業模式與舊的商業模式的差別在於產出函數的不同。傳統商業模式的特點，是產出與投入之間有極強的線性關係。如果種一畝地需要花100小時勞動、200元種子和肥料成本，最終產出100公斤糧食，那麼，要生產1000公斤糧食，就需要種10畝地，投入1000小時勞動、2000元種子和肥料錢。

而現代商業模式的特點則是產出和投入之間的關係不僅是非線性的，甚至沒有太大關係。他舉例說，在騰訊QQ空間里，一頂虛擬帽子的設計可能要幾個設計師與程序員花幾天時間，而一旦設計好了，虛擬帽子賣一頂一塊錢，賣100萬頂創收100萬元。由於虛擬帽子銷售是電子記賬收費，每賣一頂並不需要重新製造，所以，騰訊賣一億頂虛擬帽子跟賣一萬頂在成本上幾乎沒有差別，但收入卻天壤之別。

就是在生產實物產品的製造業中，技術因素的作用也在打破其收入和投入之間的線性關係。「因為它們可以通過新技術提高生產效率、減少人工成本佔比，也可以利用其生產規模優勢迫使其供應商降低價格，這些都能降低產出跟投入間的直接關係、幫助提高製造業的收入。但是，製造業最終逃不開每件產品都需要部件、配件、人工成本投入的事實。以汽車製造為例，雖然製造商可以壓低發動機、車身、剎車、輪胎等部件的進貨價格，但畢竟每生產一輛汽車都必須用上這些部件，每生產一輛汽車的邊際成本不可能降到零。每輛汽車的邊際成本降到一定水平後，製造商的收入和投入之間依然會趨向於一種線性關係，增長就受到新的約束」。也正因為如此，在當今的社會，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在不斷拉大。

其次，技術的進步打破了時空的界限和限制，大大提升了人力資本的價值。比如，今天姚明打一場球，跟70年前的籃球明星相比，所花的時間和消耗的能量力氣應該差不多，即使有差別也不會是數量級意義上的。但是在收入上，姚明可能是70年前的球星的數百倍、甚至一兩千倍。原因即在於，70年前，一場籃球賽只有現場觀眾享受，即使門票貴到200美元一張，有1萬名觀眾，主辦方也只能得到200萬美元的收入；可是，今天的籃球賽與其說是給在現場的觀眾打的，還不如說是給場外數量達到數億人的觀眾打的。電視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經濟和體育打破了國界，帶來了受眾數量級的巨大變化，使同樣一場球賽、同樣多的勞動付出帶來了截然不同的價值。與此同時，不同的人的機會差距進一步增大了。在過去的時代，一個小地方可能都有自己的球星，但在今天，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世界明星身上了。

用技術進步條件下新商業模式的形成，來解釋當今世界貧富差距的擴大是非常有意義的。但如何看待和概括這種新的商業模式？志武教授強調了投入和產出之間線性關係的打破，以至於後期的產出或收益與投入的關係完全消失。這是很有意義的。但如果仔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這種商業模式實際上是由一系列複雜的因素和鏈條構成的。

我們可以把邏輯倒過來說。由於投入和產出之間線性關係的打破甚至後期會完全消失，這就展示出未來幾乎「無限」盈利前景。這種前景，則使得預先的大倍數估值成為可能。比如京東，可以在若干年不盈利的情況下在資本市場中獲得大倍數的估值。也正因為如此，才使融資、「燒錢」成為可能，於是有了各種投資基金的雨後春筍般的成長。而融資和燒錢，實際上也是在構築資金或資本的門檻。這樣，這種新的商業模式，會具有一種比此前的商業模式更強的壟斷性，最後是贏者通吃】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如果把貧富差距問題的討論，置於中國社會這個背景之下，除了商業模式之外，還有兩個重要的因素是特別值得關注的，一個是權力與財富之間的關係，一個是近些年來新崛起的資本市場或金融的機制。新近的一個例子就是安邦。如果有可能，我們在下篇中再討論。

丨下篇丨

在寫完這篇課堂筆記的上篇後，一直想把下篇補上。今天把它寫完。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的貧富差距有兩個突出特徵。一是這個貧富差距拉得非常之快。二是今天的貧富差距之大，在世界上也是名列前茅，無論是從基尼係數來看，還是從不同收入組別的差距來看，都是如此。

在面對這個現實的時候，我們經常苦於沒有一個系統的分析框架對此作出解釋。儘管對其中某些方面或環節的分析，有很多不錯的研究，但卻難以給人們一個整體性的圖景。

這些年來，我試圖形成兩個分析的框架。

一個是共時性的靜態框架。這個框架必須得能夠說明，這一年我們總共創造了多少財富，這些財富都是經過哪些渠道和環節，最終到了哪些人的手裡。

一個是歷時性的動態框架。這個框架必須得能夠解釋，這些年貧富差距為什麼拉得這麼快，而且是越來越快。

老實說，這兩個框架，無論哪個，做出來都是很難的。但我們可以試一下。其中，第一個共時性的靜態框架，我們另文討論，這裡先討論第二個歷時性的動態框架。

我的最基本假定有兩個。第一，任何社會中貧富差距都是由特定的機制生產出來的。第二，這些機制是可以疊加的。

將這兩個基本假設整合在一起，可以形成一個基本的判斷：這些年貧富差距拉得如此之大，如此之快，而且拉得越來越快，是造就貧富差距的那些機制不斷疊加的結果。

我們可以看看在過去30多年中，這個過程是如何發生和演進的。

中國改革始於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研究中國貧富差距的學者一般都承認，在改革初期，曾經有一段短暫的平等化趨勢。其原因是不難理解的。首先，中國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糧價價格的提高，增加了農民的收入，城鄉差距在一段時間裡有所縮小。其次，最初的那些改革措施，為城市中的社會底層提供了一些機會，如最初的個體戶很多就是過去處於底層的人們。

但在這個過程中，尤其是其後，拉大貧富差距的機制開始出現，並且開始疊加。

1、基於個人能力的收入差距。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實際上是平均主義與不平等共存的社會。改革開放之初，人們將其籠統稱之為平均主義大鍋飯是不確切的。如果說是大鍋飯，也不是一鍋而是幾鍋，鍋內平均主義，鍋際不平等，大鍋之外還有小鍋。這個話題另說。在最初的改革過程中，強調打破大鍋飯，拉開工資差距，恢復獎金制，有的地方實行計件工資。這些措施在原來平均主義主導的領域中，開始拉開收入的差距。這對於形成工作的激勵機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2、國有資產流失或瓜分導致的個別人暴富。其實，我們知道，基於個人能力基礎上拉開的貧富差距是有限的。更加顯著貧富差距的形成與國有資產這個重要因素有關。

有人將改革開放之前中國這樣的國家稱之為計劃經濟，是不確切的。那時的經濟應該叫再分配經濟，即國家將社會中幾乎所有重要資源全部壟斷起來，再按照某種原則在社會成員中進行分配。這樣，凡是在轉型國家，都有一個如何處理這些資產的問題。而對這些資產的處理，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這個國家的貧富差距狀況。由這個因素形成的貧富差距，在中國始於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的雙軌制及由此形成的官倒。此後，在國企改制、礦山私有化、土地出讓等環節，大量國有資產流入少數人手中。雖然對其結果眾說不一，但就加劇社會貧富差距而言，起的作用是明顯的，因為這個量太大。而這個過程到現在實際上也沒有結束。

3、資本因素的介入與作用。在課堂上，我們重點閱讀了法國著名經濟學家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一書。對於這本書，學術界爭議很大。在這本書中，皮凱蒂利用300多年的跨國歷史數據推翻了庫茲涅茨的倒U形曲線，證明了在長時段中貧富差距加劇的趨勢，而其中重要的因素就是資本。他的研究表明，從較長的時段來看，資本收益率會高於經濟增長率，因此，資本收入不平等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根源。不錯，資本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但在促進貧富差距擴大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可否認的。

就中國的情況而言，資本的形成是一個多元的過程。80年代出現的個體戶，形成了中國改革開放之後最初的微型資本，但其中的絕大部分在後來並沒有成長起來，我過去將其稱之為「長不大的個體戶」；80年代官倒中的獲利，有的成為一些民營企業發展的第一桶金；90年代中後期國企改制和集體鄉鎮企業改製造就了大量的民間資本。此後的情況就更為複雜。其間，權力的作用是明顯的。

4、個人或群體間的財富掠奪。我們知道，收入和財富的分配有首次分配和再分配之別，但在中國，除了這兩個分配過程之外，似乎還有一個分配過程，我將其稱之為第三次分配。也就說，在經由首次分配和再分配過程之後，分到了具體個人腰包里的財富，還有一個在個人與個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互相掏腰包的過程。在進入21世紀之後，這種現象就更為明顯。行賄受賄，就是典型的掏腰包過程。在一些地方，以人情往來為名，一般幹部和職工逢年過節或利用婚喪嫁娶的機會，向領導幹部「進貢」（據我所知，在一些地方，普通幹部職工在一年中甚至要將一個月左右的工資用在這上面）。而在以賭場著名的中國股市中，實現的個人或群體間的財富轉移更是一個巨大的數量。此外，還有以價格等形式實現的隱形財富轉移。

5、金融和資本運作的新手段。金融與資本市場於財富轉移的最大特點是直接劃賬。記得多少年前，我去某市，當地朋友指著一幢高大的建築告訴我，這是某某公子的項目。他在這個項目中賺了一兩個億。一兩個億，在當時確實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但仔細想想，為了這一兩個億，從批地，到建設，再到把房子賣出去，這得經過多少複雜的環節，得需要多長的時間？而現代的金融和資本市場，去掉了這種複雜性，去掉了這些繁雜的過程。一次資本運作，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的財富可以轉移過去。

6、財富增值。在進入21世紀之後，尤其是過去的十年間，隨著房價的大幅上漲，由此實現的財富升值是相當可觀的。我在2009年就曾提出過在我國存在一個「以房地產為主要載體的財富形成過程」的問題。而這種財富形成和升值過程對整個社會的貧富格局有著重大影響。這表明，財富的因素開始成為形塑中國貧富差距的重要因素。在此之前，中國幾乎是一個基本無產的社會，貧富的差距主要是體現在收入上。現在，這種情況正在發生明顯的變化。以城鄉差距為例，儘管近些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幅度不大，個別年份甚至還可能有所縮小，但實際上財富的差距是大大拉大的，重要的原因就是房產價值的變動。在地區之間，在家庭或個人之間，這個因素的作用也是明顯的。

最後，我們可以把這些年貧富差距機制的疊加過程，概括如下：

1

1+1

1+1+1

1+1+1+1

1+1+1+1+1.....

【本學期開設了兩門課程，一門是碩士生和博士生的「發展社會學」，一門是本科生的「中國社會」。上課的好處是，可以和學生一起讀書、討論，同時也促進了自己對一些問題的思考。本公眾號會陸續將其中的一些內容與各位分享】（文中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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