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早期的身份制度與群眾運動的歷史局限

劃重點，今天的話題是希望大家可以辯證的看待歷史問題，過陣子我們會發些歷史觀類的文章，今天的文章也是看待歷史問題方法的一種體現，任何一個歷史事件的發生都有其根植於歷史和社會背景的客觀起因和規律以及發展邏輯，盲目的論斷和爭吵，唯心式的主觀臆斷和英雄史觀都是毫無意義的。

1｜從分工到「身份」

新中國早期對於幹部、工人的待遇有自己的矛盾之處，一方面為了體現社會主義優越性、吸引人口加入工業發展，需要讓城市、工業就業人口有較好的待遇，但另一方面薄弱的經濟基礎又要求其儘可能提高積累率（也就要相應降低消費率），加快發展速度。

在這裡，政治上的要求和經濟上的原始積累發生了衝突。而當時的辦法是：幹部、工人待遇相對較高，但控制編製數量、控制農村人口自由遷入城市。

但是作為快速從農業國邁向工業國的社會，職員數量就得隨著工業化逐步增加，一旦計劃趕不上變化，就導致許多臨時工、計劃外用工。

幹部、工人、農民，原本是一種工作分工、職務分類，但三者之間一方面存在顯著的待遇差別，一方面一直極力控制「幹部」和「工人」的編製數，於是新中國立國不過十年，就逐漸出現「以工代干」（在幹部崗位工作，但屬於工人身份）、「以農代干」（在幹部崗位工作，但屬於農民身份）、「臨時工」、「計劃外用工」等職務和「身份」相分離的現象，並愈演愈烈。

職務和「身份」相分離，就說明「身份」已經不是分工，而是等級，就說明「革命工作」的確有高低貴賤之分，就說明階層流動的通道事實上被關閉了。對於「以工代干」、「以農代干」、「工分加補貼幹部」、「民辦教師」等等人群來說，無論你有多努力、能力多強、能否勝任幹部工作，甚至無論你是否在幹部崗位上工作，你都不是「幹部」，而是「工人」或「農民」。

至於「臨時工」和「計劃外用工」那就更有趣了，後面會具體談的。

在這裡，有必要科普下幾種身份的待遇差別：

（一）工資（收入）差別

農民就不用說了，掙的是工分。工人中，收入最高的八級技工，也就相當於幹部中的十五、十六級。至於臨時工，比固定工低許多，每天1.2—2元不等，臨時工中的婦女勞動力一般最高每天只有1.6元。

（二）醫療待遇

幹部享受公費醫療（財政出錢）。

工人享受勞動保險（勞保基金出錢，但勞保基金70%是提留在本企業工會，1969年財政部規定停止提取勞動保險基金後，工人的勞保就徹底變成企業內部的事情了）。

其中，全民所有制企業工人享受「大勞保」（除本人外，職工家屬可報銷一半醫藥費），集體所有制企業工人享受「小勞保」（醫藥費報銷只限職工本人）。

農民在後期享受舊農合（和後來的新農合相區別），一般報銷50%。

1969年起，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立後，各大隊建立了互助互濟的保健制度。農民每人每年一般交醫療基金2元，由大隊合作醫療管理委員會統一管理使用，社員醫療費一般報銷50%，特殊情況例外，少數的也實行全報，透支部分由大隊公益金或隊辦企業利潤補貼。(相關資料根據上海市地方志)

（三）特供與各類特殊待遇

高級幹部和其他群眾（包括中低級別幹部）最大的區別並不在工資上，而是特供等各類特殊待遇。什麼級別以上可以配廚師，什麼級別以上可以配秘書、專車、警衛、勤務等等，都有專門的規定。

特供所引發的不良影響早在六十年代出就引起了高層的警惕，1960年10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頓對負責幹部的特需供應，禁止商品供應「走後門」的指示》，進行反對幹部特殊化、商品「走後門」的整頓。

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轉發《齊燕銘關於對在京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特需供應報告的指示》指出：「對黨內的照顧面如果規定得過寬，或者雖有比較適當的規定，而控制不嚴，聽任某些幹部在規定之外利用職權或『走後門』來取得額外供應，不作嚴肅的處理，其後果就很嚴重」,「從眼前來說，會損害黨群關係，妨礙我們帶領群眾來戰勝困難，度過災荒；從長遠影響上看，則勢必對幹部的思想發生腐蝕作用，發展下去，就有出現『特殊化』的危險」。指示還鄭重指出：「『殷鑒不遠』，我們對此必須充分保持警惕，防患於未然。」

2｜不是幹部的幹部

上文已經提到，為了壓縮消費、加快積累，一直注意控制「幹部」數量，導致出現以工代干、以農代干、工分加補貼幹部、民辦教師等等「在幹部崗位上工作卻沒有幹部身份的人」。

（一）城市

六十年代以來，由於缺乏正常的吸收錄用幹部制度，廠礦企業因幹部不足，選調了一批工人從事幹部崗位的工作，未辦提干手續，從而出現了「以工代干」。後來，黨政機關、群眾團體和事業單位缺乏幹部，也陸續採用了「以工代干」人員。「文化大革命」中，幹部管理混亂，「以工代干」人員越來越多。

直到1983年開始整頓「以工代干」問題，「以工代干」的大部分人員才轉為幹部身份。

以上海為例，整個上海地區，1984、1985年20萬名「以工代干」人員轉為幹部，而1984年上海乾部總數卻只有86萬多，經過1984、1985年「以工代干」人員的普遍轉干，上海的幹部人數增加到百萬。（上海市地方志）

（二）農村

相對於城市中的「以工代干」，農村中也有「以農代干」，「以農代干」人員有的完全是拿工分，和普通農民一樣，有的是「工分加補貼」，這些人絕大多數都是到了後來才轉為幹部或工人。

其中最典型的要數「民辦教師」（注，民辦教師和代課教師是兩個概念）了。所謂民辦教師，其實就是農村集體經濟辦的中小學，裡面的教師國家不給幹部身份，便被稱為「民辦教師」。國家為什麼不給幹部身份？因為太多了養不起。

新中國的教育普及自然要求教師隊伍快速擴張。小學教師總數，從1950年的90萬暴增到1976年的528萬，中學教師總數從1950年的7萬不到暴增到1976年的272萬。農村中小學教師算作「民辦教師」而非國家教師，就能夠在滿足農村教育普及需要的同時，減少國家的財政支出。

上表是分年度的中小學民辦教師人數、比例。可以看到1976年時，全國小學民辦教師341.8萬，佔小學教師總數的64.6%，中學民辦教師88.7萬，佔中學教師總數的36.2%

不同於國家教師的幹部待遇，（農村）民辦教師在早期是「工分+國家補貼」的待遇，80年代開始改為「集體自籌經費發工資+國家補貼」。部分地區（比如上海），1972年就把民辦教師改為工資制。但即使改為工資制，民辦教師和公辦教師的工資差距依舊很大。

3｜不是工人的工人

有不是幹部的幹部，自然有不是工人的工人，道理是一樣的，壓縮消費、加快積累，所以要壓縮編製。

這裡首先要提一提當年的大下崗：六十年代精簡回鄉。

大躍進時期招工需求很大，同時國家把招工權利下放，城鎮職工和城鎮人數暴漲，在大躍進破產後，國家為了減少錢糧的壓力，又反過來把人口退回農村（三年減少城鎮人口2000萬）。實際上就是六十年代版的大下崗。

（一）臨時工

大躍進失敗之後，中央一直很注意控制企業正式工人數，但是1964年之後濃厚的備戰氣氛導致大量國防和基礎工業項目上馬，對勞動力需求日益緊迫。於是1965年初國家頒布了《關於改進對臨時工的使用和管理的暫行規定》，規定強調「多用臨時工，少用固定工」。根據新的規定，國家計劃對臨時工只控制工資總額，不控制人數。於是企業便大量廉價招雇臨時工。比如截至1965年底，上海市工業企業的臨時工總數已經是1962年末的兩倍有餘。

為了促使企業、事業單位積極推行兩種勞動制度，少用固定工、多用臨時工，經濟合理地使用勞動力，並簡化臨時工的招用手續，現對臨時工的使用和管理，暫作如下規定：

一、企業、事業單位因生產、工作需要，必須從社會上招用職工時，凡是臨時性、季節性的工作，都應當使用臨時工（包括季節工，下同）；已經使用固定工的臨時性工作，應當逐步地改用臨時工。

在勞動計劃管理上，根據嚴格控制固定工人數，便利使用臨時工的原則，今後，國家勞動計劃只控制固定工的年末人數和固定工、臨時工的全部工資總額。臨時工的平均人數和期末人數，只進行統計，不作為計劃控制指標。國務院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各企業、事業單位，在國家下達的固定工年末人數和工資總額計劃指標以內，有權減少固定工，多用臨時工。

臨時工的待遇前文已經提到，不再贅述。

下圖為當時上海市全民所有制企業臨時工數量和比例，最高峰1970年，15.29萬人，6.3%。（上海市地方志）

（二）計劃外用工

臨時工制度經過紅衛兵的衝擊，終於在1971年被取消，大批臨時工被轉正為固定工，但另一方面又出現不少「外包內做」、「進廠勞動服務隊」等計劃外用工的形式，實際上不過是取消了一種臨時工，代之以另一種臨時工。下面我引用上海地方志的資料，介紹下幾種計劃外用工。

1、勞動服務隊

勞動服務隊由街道組織，從事一些修舊利廢、綜合利用、原材料整理加工工作，以及為工廠企業某些突擊臨時性任務服務，實行「有工做工，無工即散」的原則。1964年10月，勞動部召開華東地區勞動力工作會議，正式確認街道勞動服務隊這種組織。之後，上海勞動服務隊有很大發展。從上半年0.6萬人發展到年底4.7萬餘人，而且發展了進入企事業單位內從事勞動的外包內做工。1966年，勞動服務隊人數達到10萬餘人。這是勞動服務隊的頂峰，後來逐年減少，至1971年3月壓縮到3.5萬。

照道理來說，勞動服務隊實際上是季節性的外包工作，據市勞動局調查，1971年3月上海市的勞動服務隊的3.5萬人中，在廠內做的「外包內做」（名為外包，實則在工廠內從事具體崗位，其實就是另一種形式的臨時工）工佔80%左右，大部分人已進入生產車間頂崗勞動，一部分人從事輔助勞動，基本上是屬於長期性生產需要的。

2、里弄工

由地區里弄組織輸送家庭婦女進廠工作(簡稱「里弄工」)。至1958年底，全市各工廠共招用里弄工11.2萬人。60年左右，里弄工經過一輪轉正和精簡，但是1963年後又將精簡回家的部分里弄婦女組成里弄生產組，關係掛在街道，人員陸續進企業勞動，統稱為「進廠生產組」或稱為「支援工」。至1973年底，全市全民所有制單位有進廠的里弄生產組「五·七連隊」、支援工共2.37萬人。1975年增加到3.72萬人。

3、亦工亦農

1958年11月，勞動部在四川省召開推行新的勞動制度現場會，總結推廣亦工亦農用工形式的經驗。接著上海市勞動局在上海、嘉定兩縣，就縣和縣以下企業試行亦工亦農勞動制度，進行調查研究和試點。

招用的農民，身份不變，有工做工，無工務農，農閑做工，農忙務農。1962年8月28日，市供銷社、勞動局、商業一局、糧食局發出《關於各縣商業系統的加工生產企業實行季節工制度的幾項暫行辦法的聯合通知》，規定各縣商業系統的加工生產企業(棉、糧、油及其他副食品加工企業)，凡季節性生產和適宜季節性生產的，均應實行忙來閑去，亦工亦農的季節工制度。季節工一般可占旺季生產職工總人數的65%左右。1963年後，上海建築企業試行亦工亦農制度,招用了一批精簡回郊縣農村的建築工人，收入的60%交生產隊記工分，其餘40%歸己，俗稱「四六工」。

據上海市勞動局1965年3月統計，1964年全市從事亦工亦農的人數發展到7.7萬人。直到1977年才開始限制亦工亦農人員。(上海市地方志)

臨近WG爆發的1965年，上海市有臨時工11.34萬人，佔全市職工的5.4%，差不多同期的1966年還有勞動服務隊十萬餘人，里弄工不詳（但不會比1973年的2.37萬人更多），1964年的亦工亦農人員7.7萬人。大家可以自行計算下比例。

可以說，WG爆發前夕，社會主義臨時工（勞動服務隊、里弄工、亦工亦農等），和社會主義義務加班，已經構成了當時中國最大工業城市——上海——的重要經濟基礎了。

在這種情況下，隨後爆發的著名運動顯然就不是很多人以為的個人意志和權力鬥爭，而是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和必然的發展邏輯。

4｜旋起旋滅的臨時工造反派

1967年初，中南海貼出一張標題是「我們要造臨時工制度的反」的大字報。文中引用毛主席夫人的話說，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裡，竟然出現了臨時工、合同工。這是劉SQ推行修正主義路線的惡果。他是背著毛主席乾的，是明目張胆地復辟，是地地道道的資本主義用工制度現在就是要同修正主義對著干。被解僱的要立即請回來；被扣了工資的要補發；遭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的要恢複名譽、賠償損失。

WG爆發前期，企業中已經大量使用臨時工，WG爆發後，由於不少企業生產被衝擊，生產任務減少，便大量辭退臨時工。於是臨時工聯合起來組成了造反派組織，1966年12月26日，毛主席夫人接見了全國臨時工造反組織（正式名稱是「全國紅色勞動者造反總團」，簡稱「全紅總」）。

「全紅總」挾被毛主席夫人接見之威，迫使全國總工會和勞動部的負責人簽發了一份《聯合通告》，宣布各廠礦企業一律不準辭退臨時工。受此激勵，上山下鄉的知青要求回城市，對工資福利不滿的也起來鬥爭，還有搶佔住房的。

但是很快事情又反轉了過來，1967年2月17日，中央發布通告宣布，此前「全紅總」和全國總工會、勞動部的簽署的《聯合通告》是非法的，予以取消；臨時工、合同工、輪換工和外包工等制度維持現狀；臨時工沒有必要單獨成立組織，取消「全紅總」。直到1971年，國務院發出《關於改革臨時工、輪換工制度的通知》，才將臨時工逐漸轉正。

針對遍及全國的知青造反與「迴流」，1967年7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的社論，根本上否定了老知青的造反宗旨，迫使他們返回農村。

凡是現在還在外地串連和逗留城市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支邊青年、農場職工，都要遵循毛主席的偉大教導，立即返回本單位，參加農村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投入三夏戰鬥，搞好生產。

5｜群眾運動的歷史局限

毛主席發動了WG，WG激發了對原有制度不滿的臨時工、上山下鄉知青的造反熱情，但是這不代表可以改變低消費高積累率的基本經濟政策、改變知青上山下鄉的政策。於是被調動起來的群眾熱情很快又成為取締的對象，群眾運動的局限性在這裡得到了初步暴露。

另一方面，對於WG到底要起到什麼作用，其實並不清晰，時而認為「新生資產階級」是從黨外混進來的（按此邏輯，問題在於有壞人不在於制度讓人變壞），時而認為「新生資產階級」是黨的上層自己變質了（這樣，不僅鬥爭對象是黨內高層，更重要的是改變制度和社會結構），目標混亂而搖擺。同一種立場和派別，時而是毛主席的好學生，時而是走資派。林彪前天還是黨章欽定的繼承人，突然就叛逃蘇聯，成了克己復禮的大叛徒。台前人物走馬觀花式地從一個極端變成另一個極端，不斷透支著運動的政治信譽。

WG初期並沒有明確的制度創新，讓群眾自己嘗試出來，所以WG頭三年比較混亂，經濟數據也不好看。1969年之後基本不折騰了，經濟增速重新回到高位，但WG也就名存實亡了。

雖然用革委會取代了政府，但是本質上只是更換了當權派，而沒有改變當時的社會結構。選舉依然是走過場，甚至乾脆不搞選舉。WG「改變了一些人在這個世界中的位置，卻沒有改變這個世界的結構」，並沒有治好社會分化的病根。

無論從群眾運動的大框架、運動目標的混亂、還是換湯不換藥的「制度創新」，WG都沒有提供有效的措施來解決社會內部階級分化、革命幹部蛻變為官僚的傾向。作為社會實驗，WG的發動是合理的，結果是失敗的，這是一個需要理性辯證看待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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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江津的梅菲斯特/滬窮

基層組織人事幹部，知乎小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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