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獻的傳世

先秦是一個寬泛的概念，先秦文獻因時期不同而呈現不同的特徵。夏商年代邈遠，僅據《尚書》以及尚有爭論的《詩經》中的《商頌》，或可略見一二。至於西周以至戰國末，又可分西周、春秋及戰國三個時期，各時期不同，其文獻特徵亦不同。對於先秦文獻的傳世與傳播，本文僅作略談。

先秦文獻傳於後世者，可據《漢書·藝文志》著錄，略見大概。至於先秦原本，則久已失傳。先秦文獻的載體主要是簡書，還有一些是吉金文字，載於青銅彝器上。簡書不易存藏，漢時中秘所存之文獻自然不可能保存到現在。近年來，隨著考古的進步，地下出土了數量甚巨的簡、帛文書，可以說填補了這個空白，使得後人對先秦文獻原貌以及載體形態都有了深入認識。先秦文獻種類主要是後人定為經類的六經文獻（《樂經》在秦時佚失，故只有五經）、諸子文獻，其他如醫經、雜占、方術、神仙、圖譜等，亦見於《漢志》。先秦文獻與漢以後文獻有較大的區別，因而也就具有自己的特徵。首先是它的載體特徵，先秦文獻主要是簡書，戰國時出現了帛書，考古發現的長沙子彈庫所出戰國時期帛書，是為實物，但帛書的寫作，在當時應當還不多見，如戰國時惠子，號稱其書五車，皆為簡書。惠子身為魏相，所用還是簡書，可見帛書未流行。先秦諸子學派蜂起，儒墨名法，皆有門徒，但大要以口說傳授，實因簡書繁重，不便攜帶，製作亦不易，若帛書流行，則不必以口說了。《論語》載子張記孔子的話，臨時倉卒而「書諸紳」，亦見其時未用繒帛，而隨身又未有簡之緣故。簡有規制，無論其製作還是書寫，都不甚容易，因此先秦文獻能書於簡者，都需要有一定的財力和地位。簡書體制，亦有區別，鄭玄《論語序》注引《鉤命決》說：「《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孔疏謂因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先秦文獻書寫材料有簡、有策、有方牘，簡之所容一行字耳，30至40字不等。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為書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可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據其尺寸及所書字數，六經中如《書》《禮》《春秋》等，皆繁重不便攜帶，也自然不便流傳。

其次，先秦文獻文字當為古文，漢時孔壁所出諸書，皆用古文，學者考證，此古文並非先秦史籀文字，當為六國時流行之文字。六國之前，當是史籀文字，孔子所讀應當是這樣的籀文。史籀文字書寫和閱讀都有難度，所以西周時小學生先要學識文字。《漢書·藝文志》說：「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此六書，據班固說，即史籀文字，與孔壁中古文不同。因此，先秦學者若不經學校教育，自然難以閱讀和理解文獻。

再次，先秦文獻保管有一定製度。先秦，尤其是西周時期，官府掌其文獻，《周禮·春官》記有太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之職，各掌專門文獻，如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鄭玄注引鄭眾說：「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於魯，觀書大史氏，《繫世》謂《帝系》《世本》之屬是也。」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其職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鄭玄注引鄭眾說：「以《春秋傳》曰：王命內史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策謂以簡策書王命。」是內史掌策書王命。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外令，鄭玄注謂王令下畿外。四方之志，鄭玄注說：「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楚之《檮杌》。」三皇五帝之書，注謂即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達書名於四方，注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是見西周時文獻皆由王官管理，由此亦可知先秦文獻非普通人能夠見到。春秋以降，所謂禮崩樂壞，官學下移，諸子由是得興，產生了許多隨著社會變化而來的新文體，如《老子》《墨子》以及其後的《管》《庄》《孟》《荀》等，這些都是私家著述。至於公家，因周天子位勢衰落，諸侯坐大，僭越禮制，會盟征伐，皆不由天子。對於文獻載籍的保管，春秋時自不如西周制度嚴謹，諸侯至於故意去其不利自己的典籍。《孟子·萬章下》載北宮錡問周室班爵祿如何，孟子說自己也不清楚，原因是：「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故春秋典籍已遭到破壞，所以孔子自衛返魯正樂，《雅》《頌》各得其所，是見孔子前《雅》《頌》已亂。雖然如此，如史書及《詩》《書》等文獻，仍然有專職保管，如晉韓起至魯國觀《易》《象》與《魯春秋》，嘆為周禮之所在。又孔子如周觀史，都見這些文獻尚有制度。

中國是一個重歷史記述的國家，有記述就有文獻，我們從殷墟卜辭里可以見到當時的巫史是如何記述占卜活動的，同時，在一些甲骨的邊緣部位還補充記述了屬於敘事的內容，可見上古時人對於事件本身的看重。

商代文獻載錄於《尚書》為後人所信者有《盤庚》，而《周書·多士》則明確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這是周公代成王訓殷士人的話，可見是事實。我們從盤庚的訓話中，看到他熟練地引用前代賢人的語錄，可見出當時是有文獻存世的，故可以被學習和引用。但以周時制度看，當時接觸到文獻的，主要是史官，而士子則通過學校教育來熟習並掌握文獻。西周的教育還是比較普及的，地方有鄉學，王庭有國學，按照一定規定招收學生，如八歲入小學，習書、數等，所謂小藝，十五歲入太學，習禮、樂、射、御等，所謂大藝。因此，西周的文獻只能由主管典籍的官員以及學校的學生可以接觸到。官學到了春秋時，逐漸衰落而終於廢行，但據《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記子產不毀鄉校的事，則知這時鄉校還存在。不過，私學也已經產生了。《呂氏春秋》記鄭國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鄧析教民學訴訟，似乎屬私學性質。私學最有規模者，自然非孔子莫屬。孔子號稱弟子三千，以《詩》《書》《禮》《樂》《易》等文獻教弟子，今上海博物館藏楚簡《孔子詩論》，是孔子教《詩》的實證。私學興起，是春秋戰國時期文獻傳播的主要途徑。春秋時期社會變化易型，而往日之官學一變為私學，原先一統之學術亦為天下裂，道、儒、名、墨、法等各家興起，眾多的學術流派形成，正是文化普及的結果，而文獻的熟悉和利用，則是其基礎。論述先秦學派的文獻，如《孟子》相關篇章、《莊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韓非子·顯學》以及司馬談《論六家要旨》等，於其間可見各家學派在先秦時的發展。此外，齊宣王時的稷下論學，集天下各家學派討論。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髠、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這些都是拜私學興起、文獻廣傳之賜。戰國學術除諸子外，策士亦是一大顯學，策士奔走於諸國之間，以自己的學識和對諸國政治、外交的了解，遊說諸侯，欲使諸侯能夠接納自己的意見，這不僅需要機敏的應對辯說的能力，更需要策士廣博的知識，能夠隨機引用古典文獻作為證據，因此，戰國策士其實更需要熟悉文獻。蘇秦是戰國策士中較為典型的人物，《戰國策·秦策》記蘇秦入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回家後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文獻熟悉與否關乎個人的榮辱存亡，自然馬虎不得。隨著私學的發展，諸侯國的政治、經濟、外交的變化，士人群體的興起，春秋以及戰國時期的文獻，較西周官學時有了很大改變，文獻數量和種類都遠遠超過西周。以盟書為例，春秋時盟不由天子，諸侯屢盟，《春秋》記盟450次，則見各國盟書數量不鮮。又如公私間來往書信隨諸侯外交頻繁而產生，如《左傳》成公七年記巫臣自晉遺楚子重、子反二子書，是春秋時一種新文體。至戰國時，這種文體已經很發達了。其他如語、傳、說、論，以及謠、諺、歌、賦等等，戰國時呈現出文體繁榮昌盛的狀況。因此，我們才能在《漢書·藝文志》著錄中見到數量如此眾多的先秦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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