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並不了解的進化「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

導言

最近世界知名古生物學家周忠和教授做客墨子論壇，就達爾文進化「論」做了主題演講（參見墨子論壇以及微信公眾號「知識分子」貼出的演講原文）。周教授是美國和中國科學院雙料院士，在古生物學領域有大量原創性貢獻。在科學和教育事業上，周教授都是令人尊敬的模範。

周教授的進化「論」演講也是科普工作的典範。這個演講涉及進化「論」的基本內容和最新進展、對進化「論」的常見誤解、進化「論」的歷史、進化「論」和政治的關係等問題。從微信公眾號《知識分子》轉發文章的評論欄內容可以看出，許多觀眾表示非常過癮。

周教授的觀點代表了當今主流生物學家的一般看法。在現在的進化生物學及其分支學科之中，生物學家關注細節問題，往往能夠在經驗研究中做出成就。可是另一方面，很少有人從理論的角度反思進化「論」的基本框架。而本文的目標就在於以周教授的演講內容為基礎，對進化「論」從歷史和邏輯的角度進行哲學「批判（Critique）」。

本文分為上下兩個部分，分別從歷史和邏輯對進化「論」進行批判。本文的主要觀點是，第一，從歷史的角度講，現在講的進化「論」標準歷史存在大量失實的地方，而這種失實幾乎就要使進化「論」淪為一個和神創「論」無異的現代意識形態了；第二，從邏輯的角度講，雖然進化是事實，但進化「論」嚴格來講不是一個科學理論（這也是我給「論」字加上引號的原因），其主要的原因在於其關鍵概念含糊不清，經過澄清和反思之後我們會發現這些概念完全可以通過日常語言進行表達，其存在的價值是非常可疑的。雖然進化生物學家一直在進行非常有意義的、細緻的經驗研究，但由於以上兩個缺陷，常見的一些進化概念也為各種偽科學滋生提供了土壤。

查爾斯·達爾文

進化「論」的歷史：從學說的角度看

按照現在的標準歷史書寫，進化「論」的主要提出者是英國人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周教授將達爾文的貢獻概括為5點：生物演化是事實、共同祖先、漸變、變異、自然選擇。他認為達爾文必須和法國人拉馬克比較才能看出其學說的原創性。儘管拉馬克也提出了進化的理念，但拉馬克的兩個主要觀點——即環境誘發的獲得性遺傳和生物演化從低級到高級——都是錯誤的。

從現在的進化「論」歷史研究來看，達爾文和拉馬克之間的這個對比是完全站不住腳的。我們只說最關鍵的一點，即獲得性遺傳。首先，獲得性遺傳不是拉馬克提出來的，而且儘管拉馬克持有這個觀點，但他並沒有將其作為自己的主要貢獻。其次，讓人尷尬的是，達爾文 在《物種起源》的第五章《變異的規律》（Laws of Variation）中明確贊成獲得性遺傳（我用的版本是沃森編輯的Darwin: the Indelible Stamp，Running Press，2005），並將其和自然選擇並置 （「我認為有一點毫無疑問。在我們家養的動物中，使用某些器官會使該部分器官加強和增大，而不使用某些器官或使該部分器官減弱和變小；這些變化都是可以遺傳的」，第417頁）。以上白紙黑字證明，達爾文和拉馬克都是獲得性遺傳的支持者。

明白了這一點就可以初步理解進化「論」歷史上一些非常奇怪的現象。其實，19世紀後期的很多生物學家提到進化「論」時都是將達爾文和拉馬克並置的，同時直到今天一些法國生物學家仍然把拉馬克當成進化「論」的創始人。實際上，現在流行的錯誤觀點來源於20世紀初孟德爾遺傳學（理論上的先行者應該是德國生物學家魏斯曼）興起之後的一個造神運動，當時所謂的新拉馬克主義理論失敗了（著名的小鼠尾巴實驗），然後一些生物學家完全不顧達爾文到底說了什麼，強行把勝利者的帽子扣到了他頭上。

在進化「論」的學說歷史中，除了對拉馬克和達爾文觀點這一歷史性的誤解之外，更詭異的還在於德國哲學中的那支很少有人關注的進化流派。這支流派源自18世紀末德國偉大的哲學家康德。在名著《判斷力批判》和晚年手稿Opus Postumu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之中康德明確考慮了達爾文式進化 「論」 的有關問題。在筆記中康德講 「地球上的物種構成一個整體……它們享有共同的起源……單個物種可以繁殖並且自我保存。此外，自然還會發生革新，由此產生新的物種（人就是其中一種）」 。這裡白紙黑字清清楚楚，康德早於達爾文近100年就已經明確提出了物種演化，並且觸及了人類起源問題。其實歷史的真相是，在康德所處的18世紀末已經有不少生物學家提出了進化學說。而康德的主要觀點是，生物學家應該把共同祖先和物種進化當成一個事實，然後考察物種和物種之間是如何演化的，以及促成演化的條件。

康德

康德《判斷力批判》

進化「論」的歷史：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看

現在教科書上講的進化「論」標準歷史基本上是完全站不住腳的。雖然這樣的歷史敘述大概不會影響到最新的進化生物學研究，但卻對為進化「論」做出過貢獻的學者非常不公平。幸運的是，現在不少科學史家在努力為達爾文之前和同時期的學者正名。本文無法詳述這些工作，不過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為什麼在進化問題上我們會形成如此扭曲的一個歷史觀？

周教授在演講中特別提到了進化「論」在中國的傳播。他首先引用美國生物學家龍漫遠的講法，「原本是一種科學理論的演化論，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開始化身為中國人救亡圖存的指導思想和政治口號」，接著還引用張德興教授的評論，「對於『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現代中國社會，卻把這一概念濫用到了極致，以至於達到了一切在於競爭，唯有最強者才能擁有一切，並且不惜為了一己之利而不擇手段的地步」。周教授認為，這些都是中國人對於進化「論」的誤解，達爾文的進化「論」被誤置到了社會學領域，甚至和納粹種族主義聯繫在一起。

很遺憾，周教授的這些說法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在本文下篇裡面我們還會論證，這牽涉到更嚴重的邏輯問題）。歷史的真相是，在達爾文使進化的說法變得流行起來之後，進化「論」一直和進步、適者生存甚至種族優勢聯繫在一起。這不是個別學者對於進化「論」的誤解，這是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普遍現象。此外，進化「論」本身的邏輯缺陷導致幾乎所有的意識形態——除開前面說的進步主義、種族主義之外，還有社會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都可以和進化「論」聯繫起來。方法非常簡單，這些意識形態只要宣布自己是自然或社會選擇的結果就可以了。

現在我們可以解答為什麼流行的進化史觀如此扭曲這一問題了。

進化「論」在現代社會取得如此崇高的地位，不是因為它是什麼精美的科學理論，而是由於它在意識形態上的可塑性。如果是因為前者，那麼進化「論」從康德開始就應該在社會公共領域火熱起來；而進化這種說法在意識形態上可塑性很強，再加上達爾文踩到了各種意識形態大爆發這個點兒，結果進化「論」開始在公共領域被各種勢力利用去支持自己的立場。

即使是現在，進化「論」在社會公共領域基本不代表進化生物學中的那些精彩研究，它聲稱自己代表「科學」去反對愚昧無知的宗教和神創「論」。顯然，這時候進化「論」自身都已經變成了一個意識形態符號，開始加入到現代社會無休無止的意識形態爭吵之中。意識形態的最大特徵就是執其一端，拒絕批評。於是可以預見也非常遺憾的是，即便我說現在的進化「論」標準歷史敘述是嚴重失實的，也會立馬有人認為我反對進化「論」，是宗教和神創「論」的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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