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的假藥假酒假古董就已經滿天飛了……

民國的報紙上，每天都能看到形形色色的造假案件。

為什麼民國時期造假之事如此猖獗？實際不是什麼傳統道德崩潰、世風日下、人心不古，而是由於鄉村衰落、城市興起的緣故。

民國的假酒和假藥

1923年，江蘇泰興等地出現了一種新型白酒。當時，普通高粱酒每擔的成本是12元，新型白酒的成本只有6元，價格低出一半。此種酒口感甚烈，不太好喝，卻因售價便宜，引發許多鄉民爭相搶購，最後造成兩個後果：第一，排擠了正常的釀酒業，一時間高粱酒銷售大幅下降；第二，新型白酒傷害人體，尤其會損害視力，甚至有因飲酒中毒致死之事。

其後官方介入調查，化驗成分，才知此新型白酒系進口的「火酒」勾兌而成，將其命名為「三合酒」。所謂「火酒」，即今天所說的工業酒精。「三合酒」即將工業酒精、冷水與高粱酒三種混合。「三合酒」的流行，主要由於進口酒精太多，中國的工業生產又不需要太多酒精，余者便被不法商販偷偷用來勾兌白酒。

到1925年前後，此種「三合酒」已經在江浙滬一帶泛濫成風。據官方調查，上海周邊的嘉定、太倉、寶山三縣，每月至少銷售假酒3700餘擔。勾兌假酒之事引發商界強烈憤慨，政府不得不對進口酒精課以重稅，並自行建立國產酒精廠，以控制酒精銷售管道。由於嚴厲打擊，「三合酒」的生產到30年代初逐漸退潮，但始終沒有銷聲匿跡。

如果說勾兌假酒只是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甚囂塵上，假藥製造則泛濫於整個民國時期。當時的中藥造假不多，假貨主要是進口西藥。在市場上，只要某種進口的西藥暢銷，很快便會有人仿製。造假者多回收其藥盒藥瓶，在小作坊中灌裝，以牟取暴利。更多的造假行為是以次充好。比如，當時抗菌普遍使用「磺胺嘧啶」，造假者常將真貨的商標取下，貼於廉價的「消發噻唑」瓶上，若不經專業人士化驗則無法區分。

更有甚者，將不值錢的普通藥粉隨便裝瓶，自行印製莫名其妙的外國商標，以充名葯，糊弄大眾。由於進口西藥做偽太多，乃至被冒仿的商家不得不採用詛咒發誓的形式，登報聲明自己賣的是真葯。所以，從《申報》的藥房廣告上，常常能看到商家自證清白之語：「假藥欺人，雷擊火焚」、「偽藥欺世誤命，天誅地滅，男盜女娼」。這相當於今天商家廣告常用的「假一賠命」，成為民國報紙上的一道別樣風景。

假文憑與假古董

當然，酒類造假、藥品造假的技術含量不高，文憑造假則需要一定的技術。民國時期的各種文憑一無編號，二不能上網查詢，很多人都拿假高中文憑投考大學，或攜假大學文憑去求職。由於需求強烈，便出現了專造假文憑的機構。北平的琉璃廠有XX齋，被學生稱之為「文憑齋」，中學文憑可以造出四五十個學校，售價3元，大學文憑則能造出朝陽大學、中國大學等兩三個私立學校的文憑，售價15元。

由於「XX齋」賣文憑賺錢，很多同行眼紅，紛紛跟隨仿製。「XX齋」看到自己被模仿，便不顧一切大張旗鼓地開賣，終於在1940年被官府查封。老闆出獄後又重操舊業，還開展了快遞業務，辦證者可來函匯款辦理，可謂今天電話辦假證的「先驅」。由於朝陽大學、中國大學兩校的假文憑太多，用人單位遇到時總是留了一隻眼。比如，1944年，一位河南某縣的民政科長，將偽造的中國大學文憑交到省政府銓敘處。銓敘處發現印章可疑，遂致電教育部，查詢該年中國大學畢業生名單中是否真有其人，查詢無果，此人受到撤職處分。

無論製造假酒、假藥還是假文憑，都不如印假鈔賺錢快。1935年國民政府統一貨幣之前，許多省份都有自己的硬幣、紙幣，由於規格混亂，各種造假鈔者也就多如牛毛。1935年後統一的法幣出現，造假者開始專打法幣的主意。

當時還有文章專門教人製造假幣：先用畫筆將鈔票上中央銀行總裁、副總裁的印章描成黑色，拍成黑白照片正反面底片若干張，通過特殊技術將其燒制在玻璃上。其後，用蛋白、牛皮膠和紅磷調和成漿，鋪在銅板上，將玻璃底片覆蓋其上，玻璃上方用烈日光曬，銅板下方用炭火燒，以使其充分接觸。然後，再揭掉玻璃片，用鋼針按照紋路雕刻。雕刻印版的過程非常複雜，非專業工匠不能勝任，費時兩三個月，才能製成正反兩塊銅版。印版刻好後，花一百萬元的高價買一台進口的印刷機，每日可出八百萬元鈔票，真是暴利。

更高端的是古董造假，此舉非具有專門書畫技巧者不能為之。比如，陳巨來在《安持人物瑣記》中記載，有嘉興人湯林澤，善於做假印，常在民間收購明代的破牛角杯，根據書畫中古人的印章仿刻，能夠做到天衣無縫。

張大千也曾在上海專門偽造石濤、八大山人等人的畫，賣給大資本家程霖生，常年騙取巨款。又有杭州人周龍昌，會裝裱古畫，一般古畫破損者，任何人物、山石、亭台都能增補復原。張大千見周龍昌的造假技術比自己還厲害，每月出兩百個銀元，專門請他在自己家中裝裱古畫。民國時期由於古董造假對簿公堂的不多，因為官方也沒有能力鑒定真假，購買者只能吃啞巴虧了。

政府之間的「假幣」戰爭

總之，在民國的報紙上，每天都能看到形形色色的造假案件。為什麼民國時期造假之事如此猖獗？實際不是什麼傳統道德崩潰、世風日下、人心不古，而是由於鄉村衰落、城市興起的緣故。現代消費型城市的興起，造就了大量的無業游民和流氓階層，他們身無長技、不事生產，要獲得生存，便常常鋌而走險，步入制假販假之途。

當然，民國時期不只是國人熱衷於造假，外國人也樂於分一杯羹。由於中國政府無法管轄，外國人常常在本國制假，成功後偷偷運到中國變現。比如，1926年，天津警方就抓獲了四名在市內兜售假郵票的日本人，經審問得知，他們看到中國郵票沒有防偽，易於仿製，遂大肆製作銷售。偽造中國郵票的總機關設在日本，製成後從大連運入中國，在華北地區銷售，總面值有十五萬元之巨。

更值得一提的是，造假不僅是個人行為，還常常是國家和政府的行為。

1937年抗戰前夕，天津市場上出現了大量偽造的法幣，做工逼真，連善於辨認的銀行員工也沒法分辨，很多偽幣都成功存入銀行之中。經政府嚴厲查處，偽幣一時銷聲匿跡。1938年10月，日軍在華南登陸，廣州一帶同樣出現了大量假冒的法幣，與在天津發現的法幣一模一樣，造成了金融界的巨大混亂。

從北方到南方，凡是日本人控制的區域都出現假幣，後證明法幣系日本人偽造，隨侵略軍隊帶到中國，背後有日本政府的授意，目的是擾亂中國金融。日本人是怎麼偽造法幣的？當時有一篇國內的新聞調查稱，在日本的京濱地區，有一座不算高的土山，上面駐紮有日本陸軍第九研究所，防守嚴密，不準日本老百姓靠近，每天用車運出大量貨物，行事詭秘。某次，一輛運貨車中途翻車，法幣漫天飛揚，大家才明白那裡是偽造中國法幣之所。

據稱，偽造法幣的機械由政府提供，紙張則由富士公司等供給。技術人員需經過嚴格的挑選，事先要接受出身、經歷、思想和家庭狀況的嚴格考核，人員進出時也要檢查搜身，以防止泄密。東條英機曾多次視察此處，蒞臨鼓勵生產。此處每天可以生產一億元的偽法幣，源源不斷流入中國市場，從軍費上支持了日本的侵華戰爭，對戰時的通貨膨脹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實際上，日本人偽造法幣在當時已經是公開的秘密。1939年，國民政府的中國、中央、交通、農民四行聯合辦事總處發布通知，提出了阻止偽造法幣進入淪陷區的種種辦法，其中包括：

在淪陷區周邊多發行舊版法幣，造成淪陷區舊券普遍流通，使日本人製造的新版法幣無法魚目混珠；在淪陷區周邊嚴設關卡，杜絕偽法幣流入；選擇偽幣樣本，責令淪陷區周邊的縣政府張貼，告知民眾注意核驗；如果在淪陷區內發現製造偽幣機關，政府將委託印製真法幣的外國鈔票公司出面交涉；教育民眾不要收藏、使用假幣等等。

同時，中方採取反制措施，與英美製幣公司合作，不惜重金購置設備，在重慶歌樂山附近秘密建造了一座工廠，專門製造日本鈔票和汪偽政權鈔票。據稱，這些日偽鈔票的印版，系戴笠從暗中與重慶通氣的汪偽行政院副院長周佛海處取得，複製後帶回歌樂山日夜趕印，最後由交通部門偷運到汪偽統治區，大量套購黃金、布匹等軍用物資，擾亂淪陷區的金融市場。

由於假冒的汪偽法幣源源不斷，汪偽政府打假不成，招架不住，便常常在報刊上氣急敗壞地叫罵：「蔣軍任意剝削鄉民，窮極無聊偽造紙幣??偽造XX銀行紙幣達一百二十萬之多，以欺騙鄉愚??案犯捕獲，民心大慰，可以說是不幸中的幸事！」所謂「民心大慰」的說法，當然也是一種造假——偽造民意。

點擊展開全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