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畫│「重農抑商」政策下，商人如何逆襲？

最新 06-21

漢畫像石拓片：釀酒圖。

「重農抑商」政策下，商人如何逆襲？

王洪震

地位低下的秦漢商人

秦時商人的社會地位很低，商人被打入另冊，必須編入市籍，當時的法律規定：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孫，與犯罪的官吏和倒插門的女婿一樣，都在謫戍之列，即隨時都可以被披枷戴鎖徵發到邊疆服役。

秦朝被推翻後，漢朝對商人的迫害非但一如既往，還有過之而無不及。漢高祖規定商人不得穿絲綢衣服，不得乘堅車肥馬，不得購買土地，還必須與奴婢一樣，加倍交稅。

到漢武帝時更是變本加厲，一度恢復了秦朝的謫戍制度，將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孫都列入徵發對象，商人不但自己被入了另冊，連子孫都因出身不好而不得翻身。

在漢家君臣眼裡，農業為「本業」，商業是「末業」「賤業」。從事商業的人自然就是賤民了，「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不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商人包括手工業者，都不是良民，更可恨的是，商人和手工業者「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是可忍孰不可忍？只有用高壓手段將他們變成窮光蛋都趕回田裡去才是硬道理。

為了打擊商人補充國庫，漢武帝頒布了「算緡」和「告緡」令，對商人實行全面管制和搜括。

漢畫像磚：四條寬闊的街道把城市分成四個不同的區域，每個區域因經營範圍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集市。

凡是商人和從事物品製造、借貸、買賣，出租房屋供商業活動、儲存貨物以及其他具有商業行為的人，無論是否有市籍，先自己估計收入，按2000錢一算（120錢，稅率為3%）的比例納稅。

從事金屬冶煉等手工業，囤積和販賣有關貨物的人，其營業額按每4000錢一算的比例徵收。除了官吏、三老、北方邊疆地區的甲士以外，其他人所有的自備車，每輛徵收一算，商人加倍。又重申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屬不得佔有土地，違者沒收。

為了鼓勵檢舉揭發，規定將被檢舉者所沒收財產的一半作為對檢舉者的獎勵，這就是「告緡」。檢舉之風遍及全國，由於發動充分，檢舉揭發者積極性高，使朝廷沒收了成億財物，上萬的奴婢；各縣沒收的土地多者數百頃，少者百餘頃，住宅也數以百計；中產之家以上大多破產，而國庫卻大大充實了。

強制高壓之下，私商普遍破產，實際上破壞了國家正常的商業流通，對經濟的消極影響並不比農業歉收或自然災害的影響小。

應該說在生產力極其落後每個人所生產的物資充其量只能養活自己的情況下，也沒有剩餘物資可供流通或交換，當然就不需要也不可能有職業商人的存在。問題是西漢初年的農業水平已經能為商業的發展提供物質基礎，特別是到了文景之治的時代，商人和商業的存在完全有其必要。

漢畫像磚拓片：漢代集市。

漢武帝死後，抑商政策就開始鬆動，原來的規定大多已成為一紙空文。西漢後期，外戚、官僚紛紛涉足商業，官商越來越多，越來越富。

繁榮的漢代市井生活

漢代市井盛況空前，集中體現在東西兩京，即西漢的長安和東漢的洛陽。長安在史書上被譽為「五方雜錯」、「郡國輻輳」的商業中心。

長安市場中「市肆」的分布是按出售商品的種類排列劃分的，出土的漢代畫像磚清晰地向人們展現了漢代市肆的排列情況，市肆成行分布，按經緯整齊排列，每個店鋪都是一長列廊屋中的一間，十分類似於今天大型市場中的精品屋格局。

在市場之外，縱橫排列著眾多的市肆民宅，是用來供給商人居住的房屋，長安市場還有供給商人存放貨物和商品的倉庫，當時叫它作「廛」。

漢畫像磚拓片：市樓。

長安的市場內建有市樓，漢政府派遣專門官員市令和長丞等官員來統一督察和管理商人在市場中的買賣經營等事項。市樓的作用是用來觀察和監視市場內各列肆的經營活動，市樓上立有旗幟，所以也稱作旗亭。

長安市場熱鬧非凡，班固《西都賦》說：「人不得顧，車不得旋。」漢代在長安分設東西兩市的行政長官，叫做市令；餘下各市則分別設置市長，統由三輔都尉來管轄。

臨淄在西漢仍是全國最大的商業城市，繁華程度比長安有過之而不及。《漢書·高五王傳》記主父偃說：「齊臨淄十萬戶，市租千金，人眾殷富，鉅於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這時戶數比蘇秦時競猛增了三萬戶。如果以每戶五口計算，那時的臨淄就已經是一個有五十萬人口的城市，足見其工商業的繁榮昌盛。

當時長安為首都。臨淄被稱為東都，南陽被稱為南都，成都被稱為西都，邯鄲被稱為北都，洛陽被稱為中都。五都中四都是本區。

漢代的其他地區商業市場也十分發達，文獻上記載的涿、薊、溫、軹、平陽、陶、睢陽、江陵、陳、吳、壽春、合肥、番禺、滎陽、鄴、姑臧等地都是一方的商業都會。

許多邊塞地區也興起了集市貿易，它是東漢政府為加強同北方少數民族聯繫而在沿邊地帶特設的市場，通過定期的集市貿易，擴大雙方的政治、文化聯繫。

漢代市井生活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商品種類的極大豐富。漢代的市場不僅經營商業，同時也有許多手工業產品作為商品出售，如珠寶玉器、陶器、鐵器、藥材、牲畜、家禽、鞋製品、刀劍、蜜蠟、飲食、肉類、鹽、果菜、酒類、棺具、書籍、文具等，幾乎民用的各類物品都有經銷。

漢畫像磚：漢代店鋪。

漢代也有許多少數民族商人，即「胡商」，來往中原和北方，他們販賣的商品主要是毛皮、毛織物、香料、珠璣等，西域製作的食品胡餅也在中原地區出售。甚至到東漢時，軍隊用的劍和盾也向私營企業家購買。

公元初，成都人口僅次於京師長安，成為全國第二大城市。漢代四川商業興盛。成都的市場上，商品齊備，應有盡有，而「市廛列肆」，時人稱之為「萬商之淵」。漢代四川進一步開發利用了「滇緬道」（蜀身毒道），發展了中印國際貿易，成都也成為著名的國際都市。

縱觀漢代商業發展，漢初，漢承秦制，照舊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對商業和商人的限制、打擊甚至明火執仗的掠奪達到了歷史標高，但由於當時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產品的豐富，以及各地經濟存在的差異，這些都需要商業的調劑和商品的流通，另外更重要的是商業利潤的驅動。所以，抑商的高壓政策如同抽刀斷水，並沒有影響漢代商業的較快發展，風俗市相也更趨豐富。

漢代人義利觀的改變

當西漢中期政府發布「入粟拜爵」令以後，商人買官買爵已成合法，商人頭上也開始罩上了官爵的光環。漢代官員們都把追商求富看做是致富發家的捷徑。

成帝時修建昌陵，一些朝中大官僚和皇帝近臣的家屬子弟竟然壟斷修建昌陵的各項採買業務並互相爭鬥，獲得的暴利多達數千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