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農民軍」為什麼特別能戰鬥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夜，崇禎皇帝自盡於煤山。第二天，整隊進入北京的，是李自成的大順農民軍。

後世史籍，常以此判斷「明亡於流寇」。這段歷史，學界通常稱之為明末農民戰爭時期。

明末農民戰爭的首義者，是天啟七年抗糧殺官的澄城農民，短短几年間，各路義軍便蜂起於陝西各地，勢如星火燎原。崇禎二年，陝西巡撫胡廷宴稱：「洛川、淳化、三水、略陽、清水、成縣、韓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綏德、葭州、耀、靜寧、潼關、陽平關、金鎖關等處，流賊恣掠。」

各路農民軍如何能迅速組織起來並且行軍作戰？為何能長期堅持，轉戰大半個中國，並且在明軍圍追堵截之下不斷發展？

這麼能戰鬥，因為軍中有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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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卒、逃卒、飢軍，都是明軍

為什麼會站在明廷的對立面

原標題：明末農民軍里的兵

撰文陳雪（「彰考局」專欄作者）

叛卒、逃卒、飢軍，都是明軍

高手就是明廷自己的兵。

據史料記載，起義初期，陝北各支義軍中，逃兵很可能為數不少。

計六奇在《明季北略》中敘述「流賊初起」時，曾有這樣一段表述：

流賊所由起，大約有六：叛卒、逃卒、驛卒、饑民、響馬、難民是也。天下形勢，莫強於秦，秦地山高土厚，其民多膂力，好勇敢斗，故六者之亂，亦始於此，而卒以亡天下。

這六種來源中，逃卒、叛卒都是逃兵，他們多來自明廷在陝北設置的防禦蒙古入侵的邊防衛所，受過訓練，稍通武藝。而所謂「響馬」，也是嘯聚山林的強人。

明末士人吳偉業也注意及此，認為「秦宼，延綏以北為逃兵，以南為土宼、饑民」。

後人所繪李自成進北京。

按其所言，陝北各支義軍中，逃兵出身的，以神木的王嘉胤、清澗的「神一元」為首，繼而發展到綏德的「不沾泥」、慶陽的「可天飛」、延安的「郝臨庵」、鎮原的「紅軍友」。他們主要活躍在延綏以北地區。由此可見，崇禎初年，在有一定影響力、活躍於陝西沿邊地帶的農民軍中，脫伍的邊兵很可能是骨幹。

有限的史料記載顯示，一些重要的農民起義軍領袖，多有與行伍相關的出身傳說。

早期的農民起義領袖王嘉胤（麾下曾有高迎祥、張獻忠），一般認為其為府谷饑民，但《懷陵流寇始終錄》則明確說他是延綏鎮定邊營的逃卒。

又如張獻忠，一種說法說他是「隸延安衛籍，固將家子」，另一種則說他是鐵匠之子，專門承造軍器。

再如李自成，他曾當過米脂縣圁川驛驛卒，已是定論。驛卒雖稱「卒」，但實際只是官府的差役，雖然不是「兵」，但也與普通農民不同，畢竟有機會熟悉弓馬之術。

以上傳說的流行，意味著計六奇、吳偉業等人的說法，並非空穴來風。

而義軍首領多綽號，譬如張獻忠號稱「八大王」，李自成綽號「闖王」，羅汝才綽號「曹操」，史籍中存在的一種解釋是，他們往往出身邊軍豪族或者良家世職，不願累及親族，才以此隱匿姓名，這也從側面說明戰爭初期，農民軍中某些人員的身份具有特殊性。

由嘩變的邊軍轉化而來的農民軍，戰鬥力不可小覷。

以邊軍為主體的農民軍，有名有姓、事迹可考的，是保安的「神一元」、「神一魁」。

二人為兄弟，神一元為「延綏叛兵」，崇禎三年十一月，他率領缺食缺餉的「飢軍」三千餘人起義。雖然神一魁在崇禎四年初接受了明廷的招安，但此前的戰鬥經歷和數月後重新起義，都足以表明其組織力與戰鬥力。

神一元率眾起義之初，迅速拿下了新安邊、寧塞營、柳樹澗三個沿邊堡寨，隨後便佔領了保安縣城。崇禎四年初，神一魁又破合水、圍慶陽，矛頭直指陝西的軍事重地。

而神一元、神一魁的先後戰死，實際主要源於內部的分裂，與這支隊伍的實力無干。

當時陝西三邊總督楊鶴，也在奏報中明確提到這支隊伍「能征慣戰」：

此賊與河曲之賊，皆東西兩路慣戰邊兵，攻一城即破一城，破一城即據一城。

為什麼會站在明廷的對立面

逃兵何以會加入義軍，站在明廷的對立面？

原因之一，是積欠邊餉。

明廷的邊防，「九邊要害，半在關中」，正統到嘉靖年間，陝西沿邊所設之延綏、寧夏、固原、甘肅四鎮，都為防禦蒙古騎兵的前線重地。

「隆慶和議」之後，戰事不如先前頻繁。到萬曆間，滿洲興起於遼東，長城東部防線壓力驟增，朝廷對沿邊地帶經營的重心隨之轉移，這意味著朝廷有限的人力、物力也隨之向東部傾斜。

以至於崇禎初年，陝西四鎮欠餉嚴重，「額糧缺至三十六月」。

欠餉嚴重，環境也艱苦。

按照楊鶴親眼所見，「延西一帶，極目黃沙」，「地本不毛，一物不產，頻年亢旱，粟貴如珠」，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士卒月餉，「缺欠四年」，「欲其不做賊不可得也」。

崇禎元年，固原州庫被劫，數百名士卒搶了庫中的糧餉，隨即聚集上千人，進攻涇陽、富平、三原等相對富庶的關中州縣。

針對崇禎初年陝西的情況，計六奇說，「狡寇逃丁，互相煽動，狂鋒愈逞，帶甲鳴鑼，馱馳控弦者，千百成群」，原因在於，「飢軍數數鼓噪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

因缺餉而逃而叛，部分邊軍與各支農民軍相融合。

原因之二，是西兵東調。

萬曆間，陝西四鎮邊兵東調援遼，士兵受不了長途奔波、征戰之苦，於是逃卒、叛卒不斷出現。楊鶴有言，「援遼之後，從來征戰，幾人回此，邊兵所共苦也。」

逃卒、叛卒回鄉之後既無法歸伍，也難謀其他營生，加以天災，米珠薪桂，逐漸成為義軍中堅。

義軍中還收納了不少中途嘩變的邊軍。

崇禎二年，皇太極率清兵圍住京師（史稱己巳之變），崇禎帝急令各地督撫火速勤王，陝西四鎮抽調精兵一萬七千餘人，入衛京師。

勤王途中，士兵嘩變。

甘肅巡撫梅之煥和甘肅鎮總兵楊嘉謨率軍行至定西時，部分士兵奪取營中糧餉，自行返回原駐地。後來，嘩變首領被殺，逼得其他士兵離伍，成群結夥加入義軍。

義軍得到邊兵的補充，戰鬥力得到提升，與明軍作戰，並不落下風，明廷內外交困，引發一系列指向滅亡之路的連鎖反應，而把自己培養的士兵，推向對立面，是其中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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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ERENCES

注釋

《崇禎實錄》卷二，崇禎二年正月戊戌。

計六奇：《明季北略》卷四，流賊初起。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五，崇禎五年十一月乙未。

《綏寇紀略》卷十，鹽亭誅。

《遺事瑣談》卷五，寇禍本末。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一，崇禎元年十一月戊午。

《陝西三邊總督楊鶴題為布信招降事》，《明末農民起義史料》，中華書局，1957年，第9頁。

《崇禎長編》卷十九，崇禎二年三月壬午。

《陝西三邊總督楊鶴題為布信招降事》，《明末農民起義史料》，中華書局，1957年，第11頁。

計六奇：《明季北略》卷五，《南居益請發兵餉》。

《陝西三邊總督楊鶴題為布信招降事》，《明末農民起義史料》，中華書局，1957年，第9頁。

顧誠：《明末農民戰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33-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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