粵港澳大灣區、港交所「創新板」，這兩個大招能否刺激香港科技創業？

香港，最近正在成為焦點。

一個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召開，這個論壇上不但出現了馬化騰等企業家和政府官員，十分低調的王衛也出席。一個覆蓋廣州、佛山、肇慶、深圳、東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門9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形成的城市群，對標美國紐約灣區、美國舊金山灣區等灣區之後的世界第四大灣區進入藍圖。

另一個是6月16日下午，香港交易所（以下簡稱「港交所」）宣布將在香港資本市場的主板及創業板之外推出「創新板」，目前已經發布了《建議設立創新板》的框架諮詢文件，同時將在今年8月份左右完成徵求市場建議，最早於2018年初採取開展相關活動。

這兩個新聞發生在一起，說明香港希望能夠更加融入到內地的經濟大框架中，推動經濟的進一步升級和科技創業的發展。這充分說明政府對於香港地位的看重，而深港粵大區的提議是由馬化騰在兩會議案中提出，也顯示了內地企業家對於香港的重視。

不斷下降的經濟發展潛力和香港的缺陷

在中國社科院發布了《城市競爭力報告2015》藍皮書中，深圳已取代此前的榜首香港稱冠全國。深圳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崛起。

根據倫敦金融城調查機構Z YEN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在2016年，新加坡首次超過香港，成為世界第三。2017年的最新排名中，新加坡繼續位居第三，香港再難反超。

香港的經濟發展結構已經多年沒有變化，階層固化現象越來越強，而取之而來的是整個社會階層的厭棄。佔中事件就是一個反映。

為何香港的科技創業無法發展？

風格保守，風投規模小

香港名校林立，大學創新能力很強，但是很多大學教授因在港找不到研發對象，缺乏研發動力，紛紛跑到深圳找尋課題。在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香港教授承擔科研項目近60項，總經費超過一億元，十餘位香港教授在深圳建設了自己的研究中心。

據香港統計處及深圳統計部門最新數據顯示，2015年深圳的風投規模已遠超香港。

缺乏創業精神可能會營造出自我實現的預言。根據Pitchbook Data提供的數據，香港科技初創公司在2015年只獲得了2.66億美元的融資，僅為新加坡科技初創公司的三分之一左右。

英國諮詢公司Preqin在5月19日發布報告稱，今年迄今為止，香港科技初創公司只獲得的了10筆融資。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科技初創公司獲得了503筆融資；韓國獲得了51筆；新加坡和日本分別獲得了37筆和36筆。

之所以會出現香港科技風投規模小的原因，筆者認為是熱衷於科技投資的LP偏少的原因，香港不缺資金，但是大部分資金都是流入到了地產投資當中，沒有形成鼓勵風險承擔的風險投資文化。而環境是互相傳染的，整個環境的影響使得香港本可能成為風險投資中心，卻沒有形成。而缺乏有效的科技風險投資案例也是重要原因。

資本市場對於創新非常謹慎

港交所上市公司行業高度集中，主要為金融以及地產行業，而新經濟公司佔比則遠小於其他國際市場，香港新經濟行業佔比僅有3%，納斯達克則高達60%，而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交所也達到了12%；

就全球增長最快的部分行業而言，港交所上市公司的佔比也非常低，製藥、生物技術與生命科學佔1%，軟體與服務佔比9%。若拋開騰訊的因素，軟體與服務同樣僅佔比1%。要發展新經濟，企業上市也十分困難，因為香港上市對於新經濟企業偏於保守。

阿里巴巴希望在香港上市就由於同股同權的規定而最終未能成功。內地的股票上市後，通常也是紅籌股和大盤股受到歡迎，香港的投行團隊研究團隊有限，對於新經濟缺乏研究，而且香港投資者對於創新股票也缺乏熱情。

產業結構固化和文化

首先，是香港的產業結構和文化決定。任何一種產業結構有它的發展路徑，香港迎合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全球大分工帶來的製造業紅利和隨後的中國改革開放市場開放的機遇，在製造業已經基本遷移到內地的背景下，香港在金融業和服務業創造了亞洲奇蹟，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香港金融業高度發展造成的情況是，產生了一個龐大的食利階層，階層固化現象明顯，資金都沉澱在了土地中而不是成為創業的資本。因此香港人的主流發展路徑也是上名校成為投資銀行家或者律師，而創業成為了一種不靠譜的行為。

而香港雖然深受歐美文化影響，但是也有著非常明顯的東亞家族意識重的特徵，家長對於子女的期望都是升入大學進入公務員或者投行律師等行業，缺乏進入創業者隊伍的人群。

政府因素

香港政府的行政效率和法治精神毋庸置疑。但是長期在英國政府管理下形成的官僚隊伍，行政能力很強，創新能力不足。因此香港可以在前金管局局長任志剛帶領下挫敗索羅斯，但是在科技創業方面支持力度不足，比如香港創科局在因政治爭拗拖延三年後，在2016年11月正式成立。李澤楷大力推動的數碼港最終也沒有什麼實際效果。

經濟學家張五常曾經對內地經濟發展概括為官員的GDP錦標賽，官員為了升遷而在經濟發展政策上大力創新。而考慮到香港官員晉陞路徑的相對固化和可調動行政資源的相對不足，這可能也是一個重要原因。

資本市場創新和深港粵大區能否形成改變？

不管是資本市場制度的改革還是深港粵大區，都是希望能夠推動經濟的發展，促進香港和內地的融合。從香港的出路來看，也必須要更好地融入到經濟圈當中，香港新任行政長官也會努力推動這件事情。那麼這兩個改變能否形成好的效果呢？

美國管理學家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模型（又稱鑽石模型），包括四種本國的決定因素和兩種外部力量。四種本國的決定因素包括要素條件，需求條件，相關及支持產業，公司的戰略、組織以及競爭。兩種外部力量是隨機事件和政府。

從這些角度分析，香港的要素條件是具備的，也是有著發展契機的，比如一帶一路，香港可以有效融入成為重要的資金樞紐和企業出海平台。在國家戰略的支持下，香港的經濟有可能進一步外向化。

港交所總經理李小加自上任以來，作為有著內地背景的自身投行家也在大力推動香港資本市場制度的創新，內地著名學家巴曙松也擔任了港交所首席經濟學家，這種人才流動可以促進內地和香港的相互融合。作為香港政府，也應該大力支持香港本土風投的發展，推動風投向內地發展，加強香港高校科研資源和內地的對接。

香港的政府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學習內地的一些做法。香港政府在合法依規上十分優秀，但是在創新精神上還是有所不足。當前香港政府和內地政府主要是在政府招商的層面，但其實當前的形勢下，這種效應正在下降。

香港的人才也需要加強和內地的融入，香港的創業者也十分優秀，大量名校都在培養高素質的人才。但是香港這些年缺乏創業的偶像，無法形成標杆效應，更無法形成創新風味濃厚的圈層，缺乏多元化的互相影響。

加強產業鏈的對接也是一種做法，香港地少，生活節奏快和缺乏相對自由的空間都是對創業的壓抑因素。香港和廣東的產業鏈互補，而廣東相對廣闊的空間也完全有可能成為香港科技創業的試驗田。

在電影《志明與春嬌》當中，我們看到余文樂扮演的角色前往北方發展，這是香港和內地人才流動和經濟互相融入的重要表現，香港的電影業已經體現出了很明顯的向內地流入的趨勢。如果人才和其他要素也能夠自由在香港和其他地區自由流動，那麼無疑香港將具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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