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拍的不夠好，那是你離得不夠近

最新 06-24

小朵說

在硝煙紛飛的戰場上，有一群人在與士兵們並肩作戰。只是，軍人手中的武器是槍與炮，而他們的武器只是一台小小的相機和膠捲。

戰地攝影師，大概是最具考驗與危險性的攝影職業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戰地攝影師羅伯特·卡帕甚至說過：「如果你拍的不夠好，那是你離炮火不夠近。」可是，攝影記者面臨的危險遠不止戰場上到處亂飛的炮彈，還有直面人間災難時巨大的心理壓力，和束手無策的絕望感。

相機和膠捲雖然不能減少硝煙，但是卻能讓這些抗爭的痕迹永存於世。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戰地攝影

攝影機是歷史的眼睛

隨著攝影術的發展，攝影被越來越廣泛地應用於各個領域。當現代報業隨之發展興起時，攝影便與記者這個行業緊密結合在了一起。比起文字，照片傳遞的信息往往更加直觀真實。同時，照片作為文字的補充，也能讓讀者更加感同身受。

戰爭作為新聞報道中被廣泛關注的內容，自然也不會錯過攝影這種絕佳的表達方式。

戰地攝影記者（war photographer）最早出現在英國。代表是英國人羅傑?芬頓（ Roger Fenton）和助手M?斯帕林1855年拍攝的克里米亞戰爭，時間長達三個月。

戰地攝影第一人

羅傑·芬頓，生於英國一個從事紡織產業與銀行生意的富裕家庭。不過他對經商沒什麼興趣，反倒對藝術情有獨鍾。

芬頓大學畢業後放棄了所學的法律專業，想要成為一名職業畫家。他師從皇家學院教授鑽研繪畫藝術，隨後又赴法國巴黎追隨浪漫主義畫家繼續學習。在法國，他接觸到了攝影，並認識了一批同樣對攝影感興趣的年輕藝術家，慢慢改變了人生軌跡。

羅傑·芬頓（1819~1869）

全名： Roger Fenton

國籍：英國

主業：富二代、畫家

副業：攝影師

主要成就：最早拍攝戰爭的攝影師，戰地攝影鼻祖

出於對攝影的喜愛，1847 年，芬頓與一群好朋友一起成立了倫敦攝影俱樂部(也被稱作「卡羅式攝影法俱樂部」）。

1851年，芬頓決定從繪畫轉向攝影，並於次年成為了俄國克里姆林宮僱用的第一位攝影師。回到英國後，他還受雇於大英博物館，拍攝館內藝術品。

由於與上流社會的良好關係，芬頓的攝影俱樂部很快引起了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和艾伯特親王的注意。在艾伯特親王的幫助下，芬頓被派去拍攝克里米亞戰爭的「寫實照片」(documentary Pictures)，成為攝影史上最早記錄戰爭的攝影師。

芬頓建築作品：克里姆林宮外牆，1852

芬頓建築作品：牛津市主幹道，1858

拍慣了風景的芬頓把鏡頭瞄準了戰爭，帶著一台馬車改裝而成的暗室以及2名助手、5台相機、36箱器材、700套玻璃濕版和3匹馬，來到了位於黑海的克里米亞半島進行拍攝。

在實際拍攝中，他要面對一系列的困難，包括天氣酷熱難耐，玻璃底版會被灰塵和蟲子損壞。但他最後還是成功地帶著360張完整的照片回到了英國。歸來後，芬頓於十月在倫敦舉辦了影展，該影展是世界首屆新聞攝影展覽，共展出照片312幅。

芬頓的助理斯帕林，1855年

羅傑?芬頓的助手坐在攝影車上。這輛貨車是特別設計用來作為攝影師移動暗房的設備。在這裡，攝影師對拍攝的克里米亞戰爭照片進行顯影沖洗等操作。

行為與動機之間的陰影

現在的戰地攝影作品，畫面大多以衝突為主，力圖通過具有衝擊力的效果來展現戰爭的暴虐與殘忍。而在芬頓的作品中，戰場卻是充滿平靜的。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當時，英法聯軍入侵克里米亞，幾個月下來，由於組織混亂、裝備不足、疾病流行、氣候寒冷等多方面原因，聯軍已陷入重重危機，傷亡慘重。這些消息經《泰晤士報》報導後，使英國上下陷入了不小的恐慌之中。政府為了安撫後方對戰士死傷的不安情緒，派出芬頓前往克里米亞拍攝戰爭，要求其必須拍攝一些積極的畫面回來安撫國內的不安情緒。

另一方面，當時的攝影技術還無法拍攝動作畫面，所以芬頓的大部分照片都是有關戰地後勤的靜態場面，還有一些謹慎擺拍的軍官士兵集體照。

克里米亞戰爭中的軍人和黑人奴隸兵，1855年

激戰後的第28團陸軍中校哈拉維爾，1855年

軍營的圓形帳篷，1855年

芬頓的照片里沒有真正的戰爭，士兵們都在鏡頭前擺出英雄一樣的姿勢，戰場也被拍成了優美的風景畫。一位軍官看到發表在《倫敦圖報》上芬頓的作品，發出感慨：「與現實完全不一樣，一切都很平靜，很溫和的態度，沒有煙，沒有塵。」

芬頓最為著名的一幅作品是《死亡的幽谷》（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這也是他作品中為數不多能讓人體會到戰爭的殘酷的照片。

《死亡的幽谷》

然而，《死亡的幽谷》實際上有兩張，除了上面那一張，還有一張在同樣位置拍攝的照片，只是炮彈堆積在路邊，而不是道路中央。

後一張照片的出現讓大家對芬頓照片的真實性提出了質疑，至今仍有爭論。攝影評論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甚至在《旁觀他人痛苦》中直接表示，第一張照片里道路上的炮彈，是芬頓指使助理搬過去的。

當然，也有人反對這種猜測。紀錄片導演埃羅爾·莫里斯（Errol Morris）在《所信即所見》中反駁了桑塔格。為此，他不但翻閱了芬頓當時給妻子寫的信，還走訪了許多專家，提出了新的設想：當時炮彈都是要回收的，因此路面有炮彈的那張是先拍的，不是擺拍，後面一張則是炮彈被回收到了路邊。路最終是要讓人通過的，總要清理一下戰場好讓馬車通過吧。

芬頓的照片沒有直面戰場上殘忍的一面，但他無疑開啟了戰地攝影的序幕，為以後大量湧現的戰地攝影記者開啟了一扇門。

雖然後來也有很多評論家質疑戰爭影像的倫理意義：究竟是記錄戰爭原貌，激起我們對暴力的深惡痛絕；還是磨平我們出自良心的正義感，消費他人的痛苦。但不可否認的是，戰地攝影一直在潛移默化地改變、影響著人們對於戰爭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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